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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事物之间有时可以借以区别出什么是真话和什么是假话的那些极小的区别混同起来并使他们消失。
只对人身权利全被剥夺的奴隶才采用拷打的罗马立法者，已经了解了这些真理。英国也承认了这些真理。英国在科学和贸易方面的成就，它的财富、美德和勇敢的范例，都证明这一民族的法律的优越性。瑞典也废除了拷打。它是欧洲一个最英明的君主废除的。他使哲学登上了宝座，并成为他的臣民的立法者和朋友。他使臣民只服从法律，并使他们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人，——而这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有理智的人们能够要求的唯一的自由和唯一的平等。尽管军队大部优发是由民族的渣滓组成的，因此，看来军队应当比任何其他等级都更多地受到拷打，但就是军法，也没有承认拷打是必要的。没有注意到习俗的专制势力的人会觉得，为平民而草拟的法律应当向由于屠杀和经常看见流血而变得冷酷无情的们学习更人道的审判程序，是奇怪的。
就是避开这个真理押人，也会感觉到这个真理，尽管它是模糊不清的。受拷打时的招供，如果在拷打后不用宣誓来证实它，就会不被认为是真实的。但是如果被告人不这样来证实自己的招供，他就会再次受到拷打。有些学者和民族，——对法官的专横行为却丝毫不加以限制。由此可见。同样无罪和同样有罪的人。坚强勇敢的人便将宣告无罪，而懦弱胆怯的人便将被判刑。而根据的简直就是下列的论断：我——法官需要证明你们是犯了某种罪的，他坚强，忍受住了疼痛，所以我宣告你无罪，而你呢，懦弱，忍受不住，所以我宣告你有罪。我感觉到，由于痛苦而招出的口供是没有任何力量的，但是，如果你们不把你们已经承认的加以证实，我就从新让你们受到痛苦。
尽管这是很奇怪的，但是采用拷打却是无罪的人所处的境地比有罪的人更坏。如果两个人都受到拷打，那么无罪的人是处在很不利的情况下的：如果他承认犯了罪，他将被判刑；如果他不承认，只有在他忍受住了不应受到的肉刑以后，才会被宣告无罪。但是对于有罪的人来说，拷打的结局也许是有利的。如果坚强地忍受住了拷打，那么他就会作为无罪的人而被宣告无罪，所以他受到的刑罚是很轻的。由此可见，无罪的人只会吃亏，而有罪的人却能占到便宜。
规定拷打的法律好象在说：人们，他们不要怕疼痛。他知道天性给了你们一种不可摧毁的自卫本能，它给了他们一种不可剥夺的自卫权。但是，我却使你们产生一种同这完全对立的感情——自己的勇敢的憎恨。我命令你们控制自己，就是当你们的筋肉将被撕破，骨头将被折断的时候，也要说老实话。
（采用拷打是为了要发现被告人除了被控告的罪以外是否还犯了其他罪，这同下列论断是一样的，你犯一种罪，因此你可能犯了一百种罪：这种怀疑使我很痛苦，我想要借助我的真理尺度来驱散这种痛苦。法律准许我折磨你因为你是有罪的，因为可能有其他罪，因为我希望你有其他罪。）
最后，拷打被告人是为了要发现这个犯罪的共犯。但是如果已证明，对于判明真实情况来说拷打是不中用的手段，那么又怎么能借助它揭露共犯呢？要知道，这也是一个需要证实的真理。好歇脚能控告自己的人是不容易控告别人似的。人们为了犯的罪而受折磨，是否是公平的呢？难道不能用讯问证人和被告人，借助物证和其他证据或借助能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所有那些手段来揭发共犯吗？在大多数情问下，只要共犯中有一个同伴被捕获了，其他人就会逃跑的。仅是因为他们的命运不明，就等于判处他们驱逐出境了。这使民族免受新的犯罪的危险。同时，惩罚已被捕获的罪犯，就达到了它的唯一目的——通过恐吓方法制止其他人犯同类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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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关于国库
曾经有一个时期，一切刑事罚都是财产刑，犯罪被看作是国国王的当然财产（公共安全遭到侵犯，是一种收入来源。所以负有保护公共安全的人希望公共安全遭到侵犯，因此刑罚成为国库——惩金的征收者——和被告人之间的争论对象。事情是属于民事方面的，是可以争论的，而且宁可说这是私人间的事情，而不是公共的事情。国库获得了一种并不是保护社会才需要的权利；而罪犯则得到了一种并不是为教育别人才应得到的不愉快的后果。因此，法官宁可说是掌管国库的官员，而不是真理的公共的探求者；宁可说他是国库出纳处的收款人，而不是法律的维护者和公仆。但是，由于在这种制度下，承认自己是罪犯，也就是承认自己是国库的债务人，而这也就是那时的刑事法庭的主要目的；那么承认犯罪——它是对国库有利而不是有害的——过去是和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整个刑事案件审判程序的注意吣（后果总是比产生后果的原因存在后更久的。）在受审人不招供时，虽有确凿的证据，他受到的刑罚要将比规定的刑罚轻些，并且不会由于他可能犯这类罪的其他罪而受到拷打。法官在得到被告人的招供后，就占有了他的身体，并用各种方法来折磨他，以使从他的身上获得全部可能得到的利益。就象从用正当方法获得的不动产中获得利益一样。在犯罪行为已得到证明的条件下，招供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证据。为了使这种证据的可疑性较少，便借助能把被告人弄到绝望状态的折磨和痛苦的方法来取得证据，而在法庭以外的招供，因为它是在平静和冷静的情况下，是在没有法庭的拷打工具的恐吓因而不头晕目眩的情况下供出的，对判刑来说是不够的。调查和证据被取消了，因为它们虽能把犯罪行为查明清楚，但却违反国库的利益，如果有时被告人没有受到拷打，那么，这不是由于对他的不幸和软弱无力的关怀，而是为了国库，为了这个可以设想和难以理解的东西的利益。因此法官就成为带着镣铐的被告人——痛苦、悲伤和最可怕的未来的牺牲者——的敌人。法官并不力求判明事实本身的真实性，而是在囚犯身上寻找犯罪。他给被告人布置一个陷阱，不成功时，他就认为他失败了，而受到损失的是人们总受牛皮为已有的那个绝对正确的观念承认审判前的羁押的证据是否是足够的，这取决于法官。为了证明自己的夫罪的。人们首先应当被宣告是有罪的。这叫武断的诉讼程序，而且在十八世纪，差不多在文明的欧洲的各个地方，都存在着这种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理智所要求的已为军事法律所采纳的，甚至亚细亚的专制主义在普通的和不大重要的案件上都准许采用的正确的诉讼程序——侦查程序，即公正地调查事实，在欧洲的法庭上差不多是不采用的。这种稀奇古怪的荒谬现象的交错是多么复杂啊！对于这些荒谬现象，比较幸福的后代甚至未必会相信。只有那时的哲学家，在研究人的本性时，才能够解释存在着类似制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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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关于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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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要求被告人，在说谎是最重要的时候说真话。宣誓使法律同人的天然感情产生了矛盾。就好象人能够老老实实地宣誓他要灭亡一样，就好象当问题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时，宗教对他们并不保持沉默似的。各个时代的经验表明，人们滥用这个宝贵的天赋，是比其它任何别的都更厉害的。如果说连最贤明的人们还常常侮辱宗教，那么凶手又会根据什么动机尊重宗教呢？宗教用来同恐惧不安和对生活的热爱对立起来的这种动因，并不直接作用于感情，它对大多数人来说，原是过于微弱的。在上的事情同人间的事情不同，它是根据安全另一种法律管理的。为什么要用一种法律破坏对另一种法律的尊重呢？为什么要使人们处在这种一种可怕的情况之下，或是在神的面前犯罪，或是帮助自己灭亡呢？因此，规定这类宣誓的法律对被告人的要求是：或是成为坏的基督教徒，或是殉难者。宣誓慢慢变成一件空虚的仪式，而这会削弱宗教的感情——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是诚实的唯一保证。经验表明，宣誓是无益，因为每个法官都可以向我证明，宣誓还未能迫使任何一个被告人说出真话来。理智也使我相信这一点，理智宣告一切同人们的天然感情相矛盾的法律是无益的，是有害的。这样的法律就象直接逆着水流建立起来的堤坝一样：它要么是立即被冲坏并被水流给带走，要么是由于堤坝而形成的漩涡悄悄地侵蚀着它，并把它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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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刑罚的即时性
刑罚跟随着犯罪来得愈快，它们之间的间隔愈小，刑罚就愈公正，愈有益处。说它是愈公正的，这是因为，它使有罪的人免受多余和剧烈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是由未来的情况不明引起的并由于相象力和自己的衰弱感觉而增长起来。说它是愈公正的，还因为，剥夺自己既是刑罚。如果不是出于必要，不应当先于判决。因此审判前的羁押，只是在认定公民有罪以前对公民的一种普通的拘留。但是，这种拘留，既然实质上是刑罚，它在时间上就应当尽可能地不太长，它就应当尽可能地不太恶劣。它的最短时间，应当根据调查案件所需要的时间和案件的排列次序来决定，早被拘留的人有权先于别人受审。审判前的羁押的严厉程序，应当以阻碍被押人逃跑或隐藏罪证所需要的为限，案件的审理，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那种对立还能比法官的漠不关心和被告人的痛苦之间的这种对立性更残酷呢？一方面，是冷酷无情的法官的生活上的舒适和享乐；而另一方面，是押的人的忧愁和眼泪。一般说来，刑罚重的程度和犯罪的后果，应当能使其他人产生最强烈的印象，而对犯人来说，应当是尽可能不太沉重。不承认人们想尽可能少受痛苦的愿望是确定不移的原则的社会，是不能称为公正的社会的。
我说刑罚跟随着犯罪来得愈快，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