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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她正在失去权力的迹象，感到很苦恼。年老的、白发苍苍的蒋介石呆在候机楼里没有露面，蒋经国和他的小儿子走到飞机旁边迎接宋美龄。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无礼行为。当蒋经国陪着她从一批要人和“中国妇女反侵略联盟”的一批妇女面前走过的时候，宋美龄的态度非常冷淡。她从他们面前匆匆走过，进入候机楼，向蒋介石嘟哝了一句谁也听不清楚的话以后，就一言不发地走向在旁边等着的轿车。
宋美龄很希望人们尊重她，蒋介石手下的将军或官员几乎没人敢得罪她。人们表面上对她毕恭毕敬，宋美龄的好友卢斯夫人的朋友谈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卢斯夫人与宋美龄乘车去购物，当她们买到东西后回到轿车旁时，彼此推让，都请对方先上车。在说过三次“不，您先请”之后，卢斯夫人没有再让，上了车。宋美龄接着进去在卢斯夫人身边坐下。在回官邸途中，宋美龄满脸不高兴，一言不发。待宋美龄高视阔步回到自己房间之后，卢斯夫人问一位秘书，她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她说：“我让过三次啊！”这位秘书回答说：“你本来应该让四次。”
这位爱权的“第一夫人”颐指气使惯了，容不得别人对她有半点反对。上世纪６０年代的某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宋美龄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夫人，不是原配。宋美龄当时正好在纽约，看到后怒不可遏，立即命令驻美官员周书楷前去交涉，要求该报更正道歉。这种事情颇令周书楷为难，因为它本身是事实，怎么好去更正呢？于是周书楷采取了拖的办法。然而，这更惹恼了她。她将这位官员召唤到寓所，斜躺在床上问周书楷为什么不遵令办事，周书楷回答说，这不是在台湾，而是在美国，让人家更正、道歉，没那么容易。她对周书楷的答话极为不满，争执之下，周书楷说了一句顶撞的话：我不是你的仆人！听到这话，宋美龄马上从床上跳了下来，打了周书楷一个清脆的耳光。
自从１９９１年９月２１日离开台湾，宋美龄一直在美国颐养天年，以练字作画自娱。虽然长期离台，但是，她对台湾妇女界的影响并未因此彻底消失。最明显的例证莫如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会（简称“妇工会”）主任钱剑秋连任３０几年主任不下台的事。
从１９５５年“妇工会”第一次会议开始，自任“妇工会”指导长的宋美龄就把主任职务交给了钱剑秋。钱剑秋当“妇工会”主任，一做便是３０几年。到１９８３年，她已７９岁高龄，在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门中，恐怕难觅出第二个如此高寿的干部。国民党中央前秘书长马英九（３９岁）、国民党“社会工作会”主任赵守博，年龄几乎只有她的一半，但她仍不为所动地屹立在“妇工会”。除非蒋夫人一句话，否则谁也动不了她。
“妇工会”一向由宋美龄控制，钱剑秋有她撑腰，才能久居其位。据载，蒋经国在位时，国民党内部虽然也有人不满钱剑秋，认为她年龄过大，任期过长，应该换人。但蒋经国有所顾忌，迟迟未对钱下手。李登辉继位后，“钱剑秋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钱剑秋一面向宋美龄求援，一面上书李登辉，请求留任一年。碍于“第一夫人”的缘由，钱剑秋方得以再留任一年。国民党“十三大”上，钱剑秋未能当成中央委员，自然“妇工会”主任也做不成了。
宋美龄在台湾妇女工作中的影响，并未因钱剑秋下台而彻底消除。一是宋美龄挂着“妇工会”指导长的头衔，使得“妇工会”的上下隶属关系与指挥体系有点混乱；二是“妇工会”整个人事和组织，未因主任更换而有大的变化；三是“妇工会”总干事王亚权是宋美龄的另一员大将，新主任李钟桂根本指挥不动。看来，宋美龄只要在世一日，对台湾妇女界的影响便会存在一日。
十七、拉开架势，初遇挫折
早在１９５６年８月，宋美龄就发动她在美国的亲朋好友以及亲台人士组织了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拉开了保卫战的序幕。这个集团鱼龙混杂，包括筹措基金的人，组织集会的人，打电话的人，外勤记者，跑腿的人，政论家，国会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实业界巨头等，它是个经济实力雄厚和煽动性很强的组织，专门进行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誉，阻止其进入联合国的活动，它的管理工作、方针和主要财源都不是美国政府提供的，而是由宋美龄的家庭和台湾当局支持和控制的。
同年，在宋美龄的支持下，美国的一些反共人士又组织了“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和“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曾发表大量文件，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更多援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持否定立常“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理事会中有一些有势力的人物，如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副主席戴维。杜宾斯基，可口可乐出口公司董事长、前任邮政部长詹姆斯。法利等，“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则是由进口台湾纺织品的大商人操纵的。
宋美龄对遍地开花的反共组织还不十分满意，又亲自飞往华盛顿，充分显示其外交手腕，与她的老朋友亨利。卢斯等人创建了“中国游说团”（又称“百万人委员会”）。它的宗旨直接写明是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后来游说团改名为“支持自由中国委员会”，直到１９７９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它仍然在进行游说活动，争取民间对台湾的支持。其成员中有２３位参议员，８３名众议员，和一些三军将领及许多实业界巨头，有些知名的华侨、华人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对孙中山的爱国情操的崇敬，对“中华民国”过去称号的依恋，加之误信了宋美龄和台湾当局的宣传，也加入了“中国游说团”，像陈纳德的妻子陈香梅女士等人，在５０年代，常常进出白宫，为宋美龄出了不少力。“中国游说团”在７０年代以前，在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方面确实“功勋卓著”。
这个时期的宋美龄可以说是春风得意，看着自己的努力结出“硕果”，她喜不自禁。
可惜“良辰美景不长在”，这种情形持续了近１０年左右，风云突变。自１９６３年以来，许多与台湾当局有“邦交”的国家，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就连台湾“最要好的朋友”美国，自民主党上台以来，与台湾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务院远东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倡言对中共“封锁而不孤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艾利诺。罗斯福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代表中国，肯尼迪及约翰逊皆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一时间，风声鹤唳。蒋介石担心美中关系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影响他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于是想方设法加以反对和阻挠，就将此事交宋美龄亲自督办。
宋美龄从１９６５年９月抵美，到１９６６年１０月返台，在各种场合讲话达２０篇之多。她竭尽贬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能事，制造舆论，阻止美中关系改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１０月上旬，宋美龄在纽约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在纽约举行的中美联谊会庆祝“双十节”的宴会上，她暗喻英国是为了４０块银币出卖自己、出卖台湾的犹大。
２９日，宋美龄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卫斯里安大学讲话，进一步直接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态度怯懦，以及用拖拉、侥幸的手法对待中国共产党。
１０月２１日，在旧金山联邦联谊会上她发表演说，警告美国当局要“小心”，“不要走上耻辱之路”。在美国广播公司《问题与答案》电视节目记者访问她时，她一方面承认台北实际上并不代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中国人民，但又表示不能想像一旦投票，台北便不能在安理会中享有常任席位的情况。
总之，宋美龄此次访美与以往表现截然不同，一改过去委婉、充满溢美之词之常态，不留余地指责美国。由于她的演说内容总是些“反攻大陆”、“不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大席位”等陈词滥调，已经缺乏初始那种引人入胜的魅力了。连宋美龄自己都承认，她现在是一个没有号召力的唠叨的老太婆。
十八、廖承志情义传鸿雁
北京把台湾回归祖国提上议事日程后，负责台港澳事务的廖承志深感责任重大。
他决定利用自己与蒋家的世交，采取各种形式先与台湾当局沟通，为日后两党坐下来商讨统一之事创造条件。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４日，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提笔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
但是以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当局，立场顽固，认为这还是中国共产党“统战的诡秘伎俩”，一心一意地推行“三不政策”。廖承志的那封信转到蒋经国手中时，蒋经国看毕扔在地上不理。尽管如此，他还是思考怎样回复，以表明台湾当局对中共“统战阴谋”的态度。于是，台湾当局搬出宋美龄这位长辈，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并借机攻击大陆。
宋美龄在这封信中，首先以长辈的身分回忆她与廖仲恺、何香凝的交往，混淆作为民主革命主义者的廖、何及孙中山同蒋介石的区别，把蒋介石吹捧成孙中山“三民主义”精神的忠实信徒，并掩盖蒋、廖在黄埔时期的矛盾，说蒋介石对廖仲恺怀有深厚的感情。
更为滑稽的是，她把抗战时期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