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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宇宙观也就永远不能“突破”了。但是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模式里，媳妇终有做婆婆之一日。小和尚也可做皇帝；牧牛儿也未始不可点状元……，社会也不无公平合理之处。胡适曰：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大家心安理得，也就无意求变了。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动的结果，至理明言也。但是马氏的老师黑格尔则认为群众的集体意志，也足以决定群众的集体行为。把他们师徒二人的智慧交互为用，则历史家对我们“汉族中心主义”两千年不变的认识，虽不中，亦不远矣。
“十年一变”是“转型”的阶梯
以上各节是说明我们东方“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何以数千年无法“突破”（breakthrough）；“国家强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何以两千年没有“转型”（patternchange）？
以下则要说明，我国“千年不变”的老制度，何以在十九世纪中期，也就是“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忽然来它个“十年一变”？
君不见鸦片战后，不及十年（一八五〇），便出了个儒释道三妖通吃的洪秀全；再十年之后在政制上又冒出个两千年未尝有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其后接踵而来便是李鸿章的洋兵洋操、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一九〇〇）、孙中山的建立民国（一九一一）和胡适的全盘西化（一九一九）。差不多都是十年一变。而每一变都是传统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
再看我们“五四”（一九一九）以后出生的这个“老辈”——打我们记事时起，不是每十年一个不同的中国？且看二九（国民党的统一和内战）、三九（抗战）、四九（人民中国建国）、五九（大跃进）、六九（林四文革）、七九（三中全会）、八九（六四）、九九（？）。
——也不是十年一变，而且每一变都面目全非；每一变还不都是老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古语云：“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笔者这一代便是不幸地生于这段人不如狗的乱世。跟着时代翻了七八个觔斗，被翻得家破人亡，还不知伊于胡底？幸存海内，哪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偷生海外做“美国人”做“台湾人”，日子也不那么好过。
痛定思痛，生为现时代的中国人，何以一寒至此呢？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不幸地生在中华民族史上第二个“转型期”中，而“十年一变”正是转型的阶梯啊！社会转型是痛苦的，是长期的——尤其是这个第二次转型。它不是自发的、渐进的。它是西方帝国主义欺逼之下，突发的剧烈的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吾人亲身卷入这场浩劫，竟能幸存。套句四川话，也应该自庆“命大”了。
“定型”和帝国主义的关系
但是我们社会这个“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
那样我们就得搜搜那些压迫我们转型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老根。笔者不学，不想效颦先贤再写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只是数十年来在多民族的大学课室里所说的话，而为各民族青年所能欣然接受者，再以汉语简述之，以就教于海内贤达耳。
原来也以部落生活为基础的古代白人社会，最初在罗马共和，尤其是与我们东汉同时的罗马帝国的幅员之下，也有逐渐统一的趋势。不幸罗马帝国本身就始终没有摆脱部落的传统。西罗马帝国便是内亡于藩镇跋扈；外亡于蛮族入侵。西罗马既亡，西欧为蛮族（今英法德义人之祖宗）所盘踞，而此诸多蛮族虽终为天主教廷所统一，在精神生活上渐渐趋向于“行同伦”，但在政治组织上却四分五裂。直至九世纪以后，这些原始部落始逐渐进入略同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封建制。由封建时代他们也很快的进入一个相互兼并的战国时代。由于国际间的激烈竞争、生产力之不断增长，和中小城市之迅速出现，他们在战国末期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现象，这在西洋史上便叫做“文艺复兴”（一三〇〇～一六〇〇）了。
凡此种种，中古的欧洲和先秦的中国，在社会发展的程序上，都有其维妙维肖的相似之处；只是西欧较东亚要晚了一千五百余年就是了。
可是在“封建后”（post…feudalism）的发展中，东西双方就完全南辕北辙了。在东方，我们形成了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大帝国。在这个模式里我们迂回了两千余年，未能突破，已如上述。在封建后的欧洲则出现了无数个“民族国家”——燕赵韩魏齐楚秦平等竞争的局面，而他们的民族王国之间，却始终出不了一个秦始皇来削平群雄、统一欧洲。
就在这诸多民族国家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们的航海技术也有了迅速的突破，使达伽马于一四九八年绕过了好望角直航印度，打开对东南亚的通路。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也发现了美洲。不旋踵之间，原先那些不见经传的欧洲海盗小国，一个个都变成向海外无限殖民、无限掠夺的大殖民帝国，吸血吮髓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亚非拉的无限财宝，无限的良田沃壤，迅速的养肥了欧洲，刺激了生产，引起了工业革命，壮大了城市，也培养了迅速成长的城市中产阶级。它对上要架空王室、排斥教会、夺取政权、解放思想、争取自由。对中层的自己伙件，则要搞民主法治、公平竞争、按理出牌。对下层工农，则恩威兼施、禁止造反。……迅速地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模式，便在西欧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也就随之而来。以此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宇宙观，也就囊括了世界。凡与这一宇宙观抵触的一切事事物物，不是“野蛮”（barbarian），就是“异端”（heresy或paganism）。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这个地球就是“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expansionism）的天下了。
也就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鸦片毒贩所冲开。那宗老弱无力而昏聩自大的“汉族中心主义”，就和来势汹汹而新兴的“欧洲中心主义”短兵相接了。
向“欧洲中心主义”逐步让位
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经接触，我们那经历两千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一八四二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断让位史。
——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现代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
有许多现代史家，为顾全我民族的尊严（其实只是面子），乃把这段历史美其名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其实“五四”以前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与西化运动本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西化”就是“现代化”啊！
在这历时八十年的“西化”过程中，我们首先向西方让位的是以“船炮”开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之谓也。在这项科技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最起劲，工作最有成绩，失败也最惨的，要算是李鸿章（一八二二～一九〇一）和他的“北洋海军”了。
可是纵在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一八九四）之前，通洋务、有学识、有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看出科技现代化而没有政治现代化相配合是徒劳无功的。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和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做事谨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虽早已看出“西艺（科技）非要、西政为要”，他却不愿挺身而出，大力谋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张小二十一岁的康有为远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顾一切，直接向皇帝写信，呼吁变法改制了。
早年的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虽然也是个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一八九四），他就已经看出旧瓶不能装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推翻满清专制，彻头彻尾，重新来过。
在清末这三位政改专家是一个比一个激烈的；一个比一个彻底的。也可说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让步，愈让愈多。到孙中山名下，简直就变成政治制度全盘西化，彻底转型了。
但是他们三位先哲却拖著一条共同的尾巴——他们都不愿和这个古老的“汉族中心主义”一刀两断；而偏要婆婆妈妈地来个藕断丝连。
张之洞搞的是“中学为体”，不必谈了。康有为鼓吹的分明是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他却偏要搬出传统的“今文经学”作陪衬，以表示他所致力的“变法改制”，是“为往圣继绝学”，不是以夷变夏。
孙中山本是领导我们搞政治全盘西化的华盛顿，但是他老来也偏要自认是“承继文武周公的道统”。什么是文武周公的道统呢？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贵贱有别？士农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这样承继下去，哪还有什么“民国”呢？凡此并不是表示我们老一辈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彻底。天下并没有什么“彻底的思想家”；甚至没个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们都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发言人。在上述三位老辈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我们“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对西方模式的让步还没有让到最后阶段。衰势文化对优势文化的让步，原是步步为营的，能不让就不让。它不被逼到山穷水尽、渣滓全销、无懈可击之时，它这个“对立面”只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儿。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弹的。
“对立”、“统一”和“阶段性”
且套用一句黑格尔和恩格斯辩证法上的术语，一个“正”（统一，thesis）向一个“反”（对立面，antithesis）加压力，这个“反”只有到无懈可击之时，它才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