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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维护上天威严的凶恶打手，是窒息人性灵的可憎的象征，是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蔑视和嘲笑的对象。而追求自由、平等，争取个人权力的孙悟空，他大闹天宫的轰轰烈烈英雄壮举，就被他们联合镇压下去，遭到悲剧的命运。很明显作者是把全部的热情倾注在悟空这叛逆英雄身上，歌颂他英勇反抗上天的行动，同情他的失败与不幸，那格调是悲壮的、感伤的。在十三回之后，作者一反常态，又把玉帝写得比较仁惠，把如来、老君、观音等写成正派人物，甚至加以鼓吹。这时的悟空虽不乏叛逆精神，对上天仍有蔑视、不敬，但却歌颂多于嘲笑。因为这时悟空最主要的矛盾冲突是西天路上的妖魔，而神佛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悟空必不可少的强大后援。所以，悟空对他们揶揄讽刺虽间或有之，但比之前期已失去尖锐锋芒，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了。他自己就公开表示过：
我为人做了一场好汉，止拜了三个人：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观音，两界山师父救了我，我拜了他四拜。
在感情上跟他们也比较相投了。如在第八十七回“凤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施霖”中，竟将这大闹天宫的英雄写成纯粹的佛教徒，在他虔诚劝善之下，“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烧香念佛，“一片善声盈耳”。于是，“这一声善念，果然惊动上天”，顿时“风云际会，甘雨滂沱”。这段情节不仅庸俗无聊，而且不符合悟空独特性格，简直把这叛逆的英雄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为什么悟空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呢？这正是作者吴承恩思想上矛盾所致。
吴承恩出身于中下层小商人家庭，父亲当年以“木讷迟钝”避祸，人称“痴翁”，是不满现实而又半悲剧式人物。承恩从小受父亲熏陶，后又经历了坎坷的遭遇。他本是一个极有才学的人，但在卖官鬻爵、政治险恶的局势下，这个有正义感的文人，纵有奇才和理想，却屡遭压抑，壮志难申，这使他对社会，对现实生活，不能不怀着一腔怨愤。更何况他又生活在明代君主昏庸（正德、嘉靖），权奸执政（刘瑾、严嵩）的时代，所以他对朝廷极为不满，在《秦玺》中他指出秦虽亡，后世君主仍继亡秦之迹，君权膨胀，摧残民气，暴政不改，并进而把“尊君蔑臣”的明王朝比喻成秦朝暴政。在《申鉴序》中他借汉代“党禁”事，暗示让阉党搞特务统治，必然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他希望自己挥起“斩邪刀”，诛“四凶”，除“五鬼”，但人微言轻，“欲起平之恨无力”（《二郎搜山图歌》），这使他极为感伤。在“进不能匡时，退又不能匿志”（《申鉴序》）的情况下，孙悟空这个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人物，深深吸引了他，引起他心灵中某种共鸣，他要借这幻想境界中的故事，一吐胸中愤懑，唱出久悒于心头哀怨和理想的歌。所以在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他让齐天大圣大胆地说出了类似“革命者”的宣言：
天地生成灵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
第三部分前后悟空情何别（2）
吴承恩虽不满现状，胸中积蓄着愤火，有改革现状的强烈要求，但他毕竟是生活在十六世纪封建社会的文人，他的思想不可能跳出时代的樊篱，不可能不接受他那个阶层对他的教育和影响，正像被“紧箍儿咒”制住的孙悟空一样，他也在时代思想的“紧箍儿咒”下屈服了。吴承恩生活在多灾多难的年代，耳闻目睹过民众抗击倭寇的斗争，农民起义的悲壮事迹，这些对他均有心灵的触动。不过，吴承恩并没有超出“皇权主义”范畴，他只是反对“坏官吏”，而拥护“好皇帝”。他心目中的理想是实行儒家“王道”，达到“君正臣贤”。所以，他虽在诗文中抨击时弊，表达内心积愤，那多半是因为他大才未得朝廷重视而感慨、悲怨。在《答西玄公启》一文中，对自己“才高八斗，笔挽千钧”而无人赏识感到愤慨。但同时，他又在《明堂赋》之类文章中，一反常态对明王朝大唱赞歌，吹捧昏庸的嘉靖皇帝朱厚熜是“崇功伟烈”圣君。可以说，吴承恩虽然不满现实，有一股刚直之气时时溢出，但“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在内心深处还潜伏着名与利的冲动，也还希望仕进，能为上层人赏识，一展襟抱，以致有急不择门之失。正因为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小说第八十八回“禅到玉华施法会，心猿木母授门人”中，通过玉华王来描写所谓“贤君”，所谓“海晏河清，太平之世界”的“王道”样板。由于吴承恩始终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下，所以他笔下的孙悟空在第十三回之后，虽野性未驯，但“已知悔”了，“情愿修行”。正因为如此，悟空后来虽仍傲视上天，也嘲骂过高等神佛，但从心情上并不敌对，在“紧箍儿咒”的胁迫之下，他“死心塌地”随唐僧往西天取经，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他反而觉得自己的大才得到器重，不惜沥尽心血为之效力。说实在的，当初他反抗上天，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玉帝太低估了他的才能，让他当弼马温所致。在他十三回之后的情节，与其说孙悟空的转变，毋宁说是吴承恩思想另一端的展现，他是在用幻丽的彩丝为自己编织“理想国”的图画，在曲折地述说自己的委屈和不平。
孙悟空这一形象之所以在民间流传，逐渐完善，本是广大人民不满现实，追求自身解放的一种理想寄托，吴承恩却把它拿来寄托自己的理想，这不能不产生矛盾。吴承恩虽然久居下层，悒郁满怀，是个半悲剧性人物，能在较大程度上同情广大人民的不幸遭遇，但他的理想与广大人民的理想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不过在不满现实，要求改变现状这一点上又有着“某些”相近。因为广大人民要求的是彻底推翻封建统治者，而吴承恩则是在不触动封建根基的大前提下，进行一些枝节上的改良。但又正是因为有要求改革现状上的“某些”相近，有对广大人民在较大程度上的同情，所以他才能在民间传说和元人平话的基础上，创作《西游记》这部巨作，才能成功地塑造孙悟空这叛逆英雄的形象。
尽管吴承恩由于受到历史和生活的局限，使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的叛逆性格在后大半故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削损，比之于前七回减些生色，但仍不能掩其战斗的光辉，在后七十多回中孙悟空战胜了一道道险阻，降伏了一个个顽敌，展开了一次次惊心动魄、殊死斗争的情景，他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百折不回的战斗精神和胆略，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人民不怕邪恶，敢于战胜邪恶的英雄气概，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此，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虽不十分完美，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在很大程度上突破士林之见，大胆地塑造出这大无畏的叛逆英雄形象，还是很成功的，还是有较深的讽刺意义和战斗意义的。所以，这神通广大的美猴王，能在四百多年间风靡全国，雅俗共赏，几乎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其艺术的魅力，使几个世纪的人为之惊叹。孙悟空不仅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积极浪漫主义神话小说中最生动感人的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不仅是吴承恩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文学的骄傲。
第四部分历史传说话唐僧（1）
《西游记》小说中主人公唐僧，并非纯系虚构出来的人物，而是有真实的历史依据。
玄奘法师（602～664年）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人，祖籍为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人。父亲陈慧，“英杰有雅操，早通经术”。玄奘为其“第四子”，“幼而珪璋特达，聪悟不群”。玄奘的二哥长捷，隋大业中“先出家，住东都净土寺”，是位笃学僧人。玄奘受其影响，约于大业十一年（615年）十三岁时也出家，与长捷同住净土寺。不久“隋氏失御，天下沸腾”，玄奘与兄长捷商量，同去长安。到长安后发现，唐初“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在失望的情绪中，兄弟二人赴蜀，暂住成都空慧寺，并闻名蜀郡。玄奘“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622年）于成都受具”。后来，玄奘独自与商人结伴，离开蜀郡到荆州天皇寺，不久“到赵州，谒深法师学《成实论》。又入长安，止大觉寺，就岳法师学《俱舍论》。皆一遍而尽其旨，经目而记于心，虽宿学耆年不能出也”，因之“誉满京邑”，被称之为“释门千里之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玄奘虽博涉经论，穷究奥理，仍感到各擅宗途，说法不一，不能明了内在联系。又受到新来的印度学者明友（波颇蜜多罗）的启发，获悉在印度最高佛学学府那烂陀寺，有高僧戒贤大师讲《瑜伽师地论》，遂以求实的精神，“誓游西方以问惑”。
冒险西行
玄奘在贞观三年（629年）联合一些僧人上表朝廷，奏请至西方“遵求遗法”，因唐太宗崇尚道教以自炫家世，故未被允纳。诸僧皆退，玄奘于这年八月单独上路，至凉州，被都督李大亮奉旨“逼还京”。于是，玄奘决定私越国境，此举得到河西释门领袖惠威法师赞助，并密遣二门人惠琳、道整“窃送向西”。玄奘“不敢公出，乃昼伏夜行”至瓜州。这时，道整已“先向敦煌”，惠琳又“不堪远涉”，遂“放还”而独行。越境前，玄奘遇名叫石槃陀的胡人，“此胡即请受戒，乃为授五戒”。玄奘“见其明健，貌又恭肃”，就告之西行求法事，并托石槃陀买了马。第二天黄昏，“彼胡更与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马相逐而至”，言老马识途，与玄奘换马。玄奘换马后，与一少年胡人连夜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