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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的形象，尽管如往常一样，劳伦斯在一封信中否认了这一点。弗丽达说，大卫·
伊德医生也是此形象的一部分。至于本·柯利的法西斯似的淘金者们，劳伦斯从澳
大利亚早期的历史人物那里借用了一系列的名字。
杰茨这个从“科尼什告密者”詹姆斯·特鲁赫勒那里移植过来的人物，是劳伦
斯对阴险，狡滑的科尼什人，特别是对考森港的贝尔斯福德旅馆房东的回忆。但维
多丽娅·卡尔考特和杰克必须是澳大利亚人。杰克有像袋鼠般的大粗腿，而维多利
娅则是一派“殖民者”的高雅风姿：劳伦斯可能足根据他在帕思和达林顿或在船上
遇到的人对他们进行描述的。
在“怀阿伍克”，劳伦斯常常谈一份叫《悉尼新闻报》的报纸聊以消遣，这份
报纸风格独特的报道使他写成该书的一整章。“闲言碎语”；这种风格带有些1922
年的时尚，但实际上并没有给故事增加色彩。在新闻报道上读到了关于那位悉尼著
名的律师和工程师约翰·蒙那什爵士（此人曾在一次战争中统率过澳大利亚军队）
的故事之后，劳伦斯也许为本·柯利找到了外部形象：像袋鼠和犹太人一样，蒙那
什的照片和劳伦斯所描绘的长脸形象是一致的；在那时，蒙那什的照片时常会出现
在《新闻报》上。同样，如本书的第一版（1954 年）所指出的那样，劳伦斯可能
在那份报纸上找到了那位社会主义者领袖威利·斯特鲁瑟斯的外部形象，因为当时
报上常常提到工党领袖詹姆斯·赫尔曼的情况。但尽管威利·斯特鲁瑟斯可能长着
赫尔曼的脸，而他的声音却常常是威廉·霍普金的。
从政治上看，1922 年是澳大利亚平静的一年，没有如小说中所描写的澳洲兵
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劳伦斯夫妇离开了的4 个月之后，一次全国性的选举
在12 月如期举行。作为这次政治竞争的一部分，休斯首相在全国作了游说，尽管
选举从根本上说并无精彩之处，但双方还是用激烈、尖刻的言辞互相攻击了一番。
劳伦斯在报上谈到了所有这一切情况，并回忆起他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最后几年中的
所见所闻，即新生的法西斯党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争斗。他创造了一个法西斯
团体作为袋鼠实施领导权的武器。另外，如柯蒂斯·阿特金森在澳大利亚的杂志《
明镜》（1965 年）上指出的，1921年，也就是劳伦斯来到的前一年，在其它地方
发生过游行示威，而劳伦斯肯定从他的澳大利亚朋友那里听说过这些。这些骚乱主
要是由“退伍军人政治同盟”引起的。此时期中，这个同盟的10 万多名成员在全
国各地的会议上起哄闹市。
在《袋鼠》的社会政治对话描写中，劳伦斯追溯到了1915—1916 年和拉塞尔
的言论以及战时康沃尔的苦涩记忆（这一点由拉夫·莫德作了详尽的表现）。确实，
到达蒂罗尔的第一天，劳伦斯写信给他的岳母说：“天空灰蒙蒙的，使我想起了康
沃尔。”作为一场个人与社会的长期斗争，劳伦斯这次抗争——或再抗争的对象是
他的想象。在小说中，他不愿跟随那位强悍的领袖和他的法西斯似的澳洲军，也不
愿接受那位社会主义者要他主编“一份建设性的劳动者的报纸”的请求，而宁可
“依附于独立的个体和他所信奉的上帝”——这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最易于采取
的方式。这对于一贯反对民主的劳伦斯无疑是一种讽刺，但是，这无碍于此书成为
一种现代社会最为深刻的政治条约。”这就是米德尔顿·莫里的评判，也是他对劳
伦斯作品的最为热情的评论：他指出，《袋鼠》“表明了对现代人的政治意识的完
整的道德要求。劳伦斯对这种要求的拒绝——‘他的伟大的拒绝’——并不能改变
这样的事实；即他是一个意识到这种完整要求之严酷的第一个现代英国人。”此书
对澳大利亚的沿海作了充分的描述。确实，此书的抒情和游记特征和其主题故事同
样重要。迄今为止，只有莫里和马丁·贾瑞特一克尔主教以及一两位其他的评论家
将《袋鼠》放在劳伦斯的重要作品之列。作为一部小说，它不能与《虹》和《恋爱
中的女人》相提并论，部分是因为它不是一本真正的小说，而是一部特殊的作品，
可与卡莱尔的《文学箴言》或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列为一类。单从文笔上
来看，它位于20 世纪文学之冠：海边的那些黎明，那个在南海上游弋的男子，那
些参差散落的尖顶农舍，那将索默斯和他的妻子围困在那间小屋里的四天的瓢泼大
雨——这些情景在许多小说家的笔下可能会写得平淡无奇，而劳伦斯却以他的极强
的语言表现力将他的这些经历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澳大利亚时，他收到了塞尔泽于4 月出版的和赛克在6 月出版的《阿伦的杆
杖》的文本。劳伦斯将此书寄给他的许多朋友时说他们可能不会喜欢这本书。对此
书的评论也不外乎是不喜欢劳伦斯或不理解这部小说——或两者皆而有之。出乎意
外的是，莫里在《民族和雅典娜神庙》上对此书作了极为热情的评论：“谈一谈《
阿伦的杆杖》，就好像是饮一口生命之泉？ 《阿伦的杆杖》是战后英国文坛上发生
的最为重要的事件。在我看来，它比《尤里西斯》更为重要”（这里也许也该提及
莫里是乔伊斯小说的最早欣赏者）。
但其他的评论家对《阿伦的杆杖》的反应则冷淡得多。
在美国，H ·w ·鲍因顿在《独立》上毫不掩饰地怀疑此书作者“不过是一个
多愁善感的性反常者”。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在《民族》上认为《阿伦的杆杖》
有“生动、力量和新鲜之感”，’但也是“一部对一些有趣事物的歇斯底里式的过
分强调之作”。L ·M ·R ·在《自由人》上说，此书“并非是劳伦斯先生的杰出
之作”；多萝西·奥格本在《纽约晚报》的文学评论栏上认为该书实在应该算作是
一本精神分析学家的专题资料汇编，并指出该书的作者一定是“一个任性的性变态
的年轻人”。英国方面的评论不像美国的那样尖刻，尽管劳伦斯的老朋友《英文周
刊》认为他怀有一种渴望，并仍“一直在探索”；一直对劳伦斯态度友好的丽贝卡·
威斯特在《新政治家》上称《阿伦的杆杖》是“癫狂愚蠢”之作。（泰晤士文学副
刊》认为劳伦斯像斯特林伯格（1849—1912 年，瑞典戏剧家和小说家，厌恶妇女
者，尼采的信徒——牵注）一样冷酷无情，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尽管那些冷淡的非议或不太热心的赞扬，《阿伦的杆杖》的境遇不错。
塞尔泽马上着手准备第二次印刷，在英国，在到作者最后去世前的几年中，赛克不
得不几年就将此书重印一次。到1922 年为止，劳伦斯发现他的战后读者、文学界
的少数读者能使他维持下去，直到他的那本黑市畅销书给他带来了第一笔”可观的
收入。”1922 年在澳大利亚，他可能在7 月18 日告诉梅宝·道奇·斯特恩他己
完成了小说《袋鼠》——他开始创作的六个星期之后（当然，如前面所提到的，他
后来增加了“再见，澳大利亚”一章；这是在他到了陶斯之后再写的）。
斯特恩夫人发来了一份电报，电文中所用的那个分词听起来非常专横：“期待
着你。”劳伦斯曾给凯瑟琳·苏珊娜·普利查德（就是那位因听说劳伦斯到了珀思，
过分兴奋而导致早产的妇女）去信说，“当一个人已经受够了这个世界的一切，—
—当一个人感到已与世无争的时候，”澳大利亚是一个栖身的理想之地。“……不，
澳大利亚只是个漫游，生活、遗忘和了此一生的地方”。在另一封信中，他对她说，
“这是一个黑暗的国家，一个悲惨的国家，像是在无底的深渊之中。然而，当天空
重新显出温柔和蔚蓝，绿树的树枝向遥远的天空伸展，一切都使人着迷，那是一种
无法言表的神韵！巨大的魅力，但在这种魅力之下还有一种阴郁凄凉的恐惧”。他
打算在六天之后离开。
8 月10 日他和弗丽达乘上了开往旧金山的“塔希提”号船，途中在新西兰的
惠灵顿、拉罗通加的阿瓦蒂乌和塔希提的帕皮提作了短暂停留。从惠灵顿他给凯瑟
琳·曼斯菲尔德寄去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思念”一词，这张明信片打破了
他们之间几年来的沉默。仅在此前一天，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离开瑞士去伦敦之
前立下了她的遗嘱，将劳伦斯的名字列在那些可以接受她少量记念品的朋友之列。
《阿伦的杆杖》重新激起了她对作者的爱慕，所以她能够原谅劳伦斯。在7 月，当
她读到此书以及劳伦斯早先的一个短篇《玫瑰园里的阴影》（在《普鲁士军官》一
书中）后，她在给柯特连斯基的两封信中谈到了她的这种爱慕之心。劳伦斯的《改
瑰园》是“他所写的一篇笔力最弱的故事”，然而“它是那样地不同于其它所有的
作品”，她怀着欣喜之情读完了它。当他提到醋栗果时，这是些由花匠采集来的、
在碟子上滚动的鲜红而成熟的醋栗果。当他咬苹果时，那是一只刚从树上采下来的、
微酸、香甜和新鲜的苹果。她认为《阿伦的杆杖》的缺点是微不足道的：此书充满
了活力，在读过由那些无病呻吟的作家们写的简易庸俗的小作品之后”再来谈一谈
这本书实在是一件轻松愉快之事！她对劳伦斯的许多观点不能苟同，他有关性的看
法在她看来毫无意义的，“但我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更接近劳伦斯。在这最后的几个
月里，在许多方面，我所想的与他所做的不谋而合。”确实，这两位作家在他们的
自然视野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只要仔细检查一下他们的文章就不难发现：在当时那
个新闻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