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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西尔·葛雷是赛利尔·司格特（一个娘娘腔的、面色苍白、体形微胖、戴着夹鼻
眼镜的年轻人，穿着黑色的外套。）辛西娅·阿斯魁斯还记得那次演出。在去剧场
的途中，她和劳伦斯在约翰的工作室前停了下来，在那里，劳伦斯喊道：“让死人
去画死人吧！”约翰在他的《明暗对比法》中记述道，歌剧结束时，“劳伦斯声称
他想学狗叫”。
在《阿伦的杆杖》中，代表人物和他的杖杆出现在和坎宁汉一帮人的一个妇女
的恋爱事件中，但或许这次经历应该归咎于劳顿·利利。劳伦斯在第二年春天在伯
克郡创作《阿伦的杆杖》时，（他于1921 年在意大利完成了这部小说）沉重地被
1917 年后期的伦敦所牵扯。但如果说他漫画了他的熟人和对他友善的人的话，他
也在嘲讽他自己，（书中他自己为劳顿·利利）特别是在“风中的拳击”这章中，
吉姆·布利克纳尔的拳头击在“空谈”预言家的肚子上。
在阿尔丁顿夫妇重新想要回他们的房子时，劳伦斯夫妇在12 月搬到了伯克郡
拉德福德夫妇的小别墅，这件真实的事就发生在这里。劳伦斯在中西部地区度过了
圣诞节，然后他和弗丽达在1918 年的第一季度就住到这个偏僻冷落的住所，就在
那里他接待了后来成为《阿伦的杆杖》中吉姆·布利克纳尔的那个人，这是他塑造
的最成功的喜剧人物。
劳伦斯让他首先出现在肖特尔庄园，这又是一个兰姆庄园的变体。他给了吉姆
一位爱尔兰母亲——这是重要的一笔——至于父亲，那是一个与剑桥出身的巴勃家
人截然不同的人：阿尔弗雷德·布利克纳尔就是当年刁难童年时劳伦斯的煤矿帐房
的阿尔弗雷德·布伦特纳尔。需要提醒的是，早已在《儿子和情人》中对他的丑恶
嘴脸进行过刻划。现在，他把他置于煤矿主的家里，留着胡须，说话带着一口中西
部地区的口音，以及其它一些什么。劳伦斯可能在暗示那个下流社会的小人物正跻
身于上流社会，这是20 世纪小说家惯用的主题——普鲁斯特以描写粗俗的暴发户
取代了巴黎社会上层的贵族，弗克纳的野心勃勃的斯诺普斯家族也是这一类人物。
但劳伦斯把布利克纳尔的儿子吉姆塑造得过于粗糙了。
在《阿伦的杆杖》的“风中的拳击”这一章中，吉姆用电报自邀自请，到利利
和他的挪威妻子泰妮的乡间“劳动者别墅”去作客。他以前是军官，但现在摇身一
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非常无能而又十分激进的革命者”。他觉得利利是
英国唯一能“帮助”他的人，尽管他不能回答利利的问题：“帮什么？”幻觉告诉
他，日本和爱尔兰是“这个世界的两极”；当问他为何有这种幻觉时，他只是说那
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他吃个不停，不是狼吞虎咽地吃饭，就是慢慢地咀嚼一块面
包，好像是在填补内部的空虚。在用餐时，他不停地喘着气说，献祭是多么美妙，
基督是多么辉煌。
利利最后告诉他，说他希望他能离开。吉姆的爱是混乱的：“假如你没有遇到
不幸，它是无关紧要的。但当你由于一时疏忽而踉跄摔倒在地时——这时吉姆就会
放马后炮：“我知道我该提醒他的，假如他多说一句话，我知道应该我去干了。”
他对泰妮这样说。在劳伦斯笔下最富于讽刺性的喜剧场面中，利利坐在那里极力想
喘过气来，并没想到他们两人看到他气喘吁吁的样子，而吉姆则不停地在说他喜欢
利利“胜过我认识的任何人”，泰妮在不住地埋怨她的丈夫，并问他想要什么。
吉姆·布利克纳尔的原型是一位元帅的儿子。这位元帅是波尔战争中取得成功
的几位将军之一，他儿子以高登苏格兰高地联队成员的身份也参加了这次战争。这
个儿子，詹姆斯·罗伯特·怀特（1876—1946）上尉在1913年都柏林运输工人大罢
工期间，帮助组织过爱尔兰国民军。在那里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之差是举世闻名的，
因此罢工开始时，工人们得到整个世界的同情，但杰克上尉训练的部队因为使用爱
尔兰棒球的球棒施行了骇人听闻的暴行，这使他们失去了许多这样的同情。
和吉姆·布利克纳尔一样，怀特上尉曾一度不准在爱尔兰居住。劳伦斯在伦敦
遇见了他，当时他正在代表罢工者召开会议，他们之间的这种交往持续了下去。在
一次大战中，他和法国的红十字会一起工作。但在1916 年因企图在威尔士组织煤
矿工人罢工而服了3 个月的刑期，这次罢工是为了向政府讨价还价，以制止处决詹
姆斯·考诺利。怀特写了好多政治传单，并在1930年撰写了自传。他的自传使一个
评论家认为。假如怀特上尉试图把自己说成是恶棍，那么其大部分恶行就都是明知
故犯。这本书有个恰到好处的布利克纳尔式的名字：《不合时宜》。
不受人控制的杰克·怀特不是劳伦斯此时期认识的唯一的实干人物。很难把他
看成是为苏维埃干事的人。但在1918 年2 月16 日的一封信中，劳伦斯向凯瑟琳·
卡斯威尔暗示他可能给最近派驻英国宫廷的苏维埃大使麦克西姆·列特维诺夫当助
手。
因为英国拒绝从大使馆驱逐沙皇官员，列特维诺夫夫妇就在维多利亚大街的办
公室里建立了“人民大使馆”，并招聘志愿者。劳伦斯告诉卡斯威尔太太：“如果
你见到伊弗，请代我告诉她，我很高兴列特维诺夫得到了这个办公室，我希望她成
为真正的大使夫人，我真是这么想的。这事让我感到十分鼓舞，我坐在这里喝彩。
我几乎想问列特维诺夫我是否能帮什么忙——但我不认为我在这方面存多大的用处。
告诉伊弗，如有什么有趣的事，我十分希望她能写下来。”——很显然，事情就到
此为止了。（当《恋爱中的女人》于数年后出版时，列特维诺夫可能会很惊奇地发
现一个次要人物的名字叫麦克西姆·列比德尼柯夫，但这里有部分是柯特连斯基的
形象。黑索尔坦因的一位朋友，鲍里斯·德·克鲁斯晓夫曾告诉本书作者，说他自
己是列比德尼柯夫的原型。）
此时，劳伦斯给戈特勒去信：“我不喜欢你上一封谈论妇女的信——即卖淫问
题。我对妓女有着审美上和生理上的反感——她们在我的鼻腔内发出臭味。”他正
在写作有关“美国的”文章，但怀疑它们是否能“被发表，因为这个世界还维持着
现状。确实，这世界看上去已摇摇欲坠了。但该诅咒的是，它还将这样摇摇晃晃地
再维持一个世纪而不倒坍。”杜丽·拉德福德（她的丈夫精神失常了）现在想要回
她的房子。“我现在钱囊空空，并且没有任何筹款的地方。你想你是否知道什么人
能够资助我们让我们维持一下。这个该让我诅咒——这个该死的、吝啬的、鸡肠狗
肚的、可鄙的、蠕动着的，满是杂种的世界，竟然不让一个人工作，甚至不让他活
下去”。他患喉炎已有三周了，“此病使我产生一种失明似的奇怪感觉”，这是一
个罪恶的世界：
“如今人们可以什么事都不干，而是回头看着身后是否有谁在跟上来，在你脖
子后面可怕地来一下。”在戈特勒的建议下（劳伦斯给他的一封信中表明了这一点），
蒙塔古·希尔曼给劳伦斯送去了十镑。劳伦斯将这钱看作是礼物，这一点在他写给
希尔曼的感谢信中写得很清楚：“我从没有这样窘迫过——在金钱和其它方面——
真糟糕。但我不介意从你这儿得到一点，是的，我是高兴地从你手里拿到这钱。有
人得必有人失。但我对此是无可奈何。像我的代理人平克这样该死的人，就只是用
一种使人恶心的恩赐态度，将一条诱人的鱼挂在线尾，每封信都那么拉动一下，让
我可望不可及。”这里有句反话。“希尔曼1916 年10 月给戈特勒去信，“钱是
个可怕的东西，我想让你知道，不管怎样，你始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我这儿拿去你
需要的，但这必须是在朋友之间，而且无论如何不能有任何恩赐和被迫的感觉。
我不想做康威或艾迪·马什——我并不对艾迪·马什有什么微词，我相信他的
用意是善良的”。1922 年劳伦斯从新墨西哥给柯特连斯基去信说：“我终于归还
了艾迪·马什和奥托琳娜很久以前给我的那点钱。“马什的记录和希尔曼的显然不
同，马什说劳伦斯在信中明确表示要求借款，而劳伦斯是怎样将钱还给仍在为《恋
爱中的女人》而生气的奥托琳娜夫人的就不得而知了。
不管怎样，这和希尔曼完全是两码事，他看上去总是在送赠而不是借出。1928
年希尔曼在给劳伦斯写信时重提了此事，他对他们之间的友谊的淡漠表示遗憾，并
询问，他是否能够免费得到一本私印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作为他10 个英镑借
款的偿付。1928 年4 月，劳伦斯给柯特连斯基去信说，希尔曼的信使他觉得“要
疯了”。但他立刻寄给他10 镑，“我不记得那笔借款了——如果他借出了，我想
信他给了我一种赠送的感觉。”到他们离开伦敦为止，劳伦斯知道他们一直在人监
视之下：阿尔丁顿、葛雷和其他的客人都发现过密探在大厅里窃听。在麦克仑堡广
场举行过一些聚会，诗人们在争论，还扮演伊甸园的哑剧。弗丽达记得这哑剧的情
形：“劳伦斯是上帝，H ．D ．是那棵树，理查德·阿尔丁顿舞动着一朵大菊花，
他是亚当，而我是蛇，我对我扮的角色有些害怕。”但真正的蛇是躲在门外的密探。
甚至在伯克郡，劳伦斯夫妇也受到监视。密探还去找过威克利教授，问他是否
有任何可以用以指控弗丽达的情况。在这段时间，她见到了她的儿子蒙塔古，他穿
着军官训练队的军服，她的话使他吃惊：“让我把你藏在什么地方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