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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应是“一种大众团结的非个人的联盟”。莫里已失去康贝尔和凯瑟琳·曼斯菲
尔德，他怕还会失去劳伦斯：他和劳伦斯的个人关系如此珍贵，他不想因为意见不
一致“而影响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莫里认为此时劳伦斯自己已意识到了他自己厄运将来临。他告诉莫里说，写作
没有什么用处。首先，必须改变目前的生活条件。他说在《虹》之后，他仅想写一
部书，并说他像圣徒约翰一样，仅仅是他后来伟人的“先行者”，此人将是莫里，
他的那种情性是“可贵的”，他的作品似乎“更加纯洁”。莫里感到很不自在，
“劳伦斯依赖我的这种想法是十分荒谬的”。
一份电报使情形得到了缓解，每在莫里与劳伦斯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危急的时候，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总是一台退役的救火车。她从巴黎打来电话，说她将于次日早
晨八时到达伦敦。莫里前去接她。她回来仅仅是“因为无处可去”，她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进入受管制的军事区域去会见卡柯，但她的幻想破灭了。现在她与莫里痛
苦地回到了他俩所共有的小屋，她在那儿病倒了。但不久她又返回巴黎，度了又一
个短暂而狂热的假日。
劳伦斯继续幻想着拉纳尼姆，如果不是和会嘲弄人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
就是跟其他人联系起来。2 月1 日他写信给奥托琳娜·莫瑞尔，要她组成一个新社
团的核心，“这个社团核心将在我们中间开始一种新生活——这种生活中的唯一财
富就是品格的合成”。奥托琳娜的丈夫有着五百亩地产，他们可在那里实施这一计
划，就在牛津郡的加辛顿庄园。她的丈夫菲利浦·莫瑞尔（他们读成莫尔）是国会
议员，一个自由党人。莫瑞尔夫妇定居伦敦，虽然奥托琳娜夫人的丈夫进了牛津的
一个学院而不是剑桥，但布鲁姆斯伯瑞的文人们仍欢迎他进入他们的圈子。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了他们最拥护的和平主义的国会会员。
伯特伦·拉塞尔被劳伦斯称为“哲学数学家”。他是一个伯爵爵位的继承人，
拉塞尔公爵的孙子。拉塞尔公爵在维多利亚时代曾担任过两任英国首相的职务。伯
特伦·拉塞尔在哲学方面写过许多著作，他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共同
出版了有名的《数学论》（1910—1913）。他是剑桥大学三合一学院的讲师。他对
菲利浦·莫瑞尔不太注意，虽然，当莫瑞尔在议院参加竞选时，他曾为他发表过演
说。但根据拉塞尔的自传中所说，他爱上了莫瑞尔的妻子。
两年后在1916 年，奥托琳娜夫人和他断绝了关系。菲利浦·莫瑞尔了解此事。
但在1915 年以后，当她将加辛顿变成她感觉中的生活中心时，她对拉塞尔冷淡了。
拉塞尔在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中是个无关紧要的角色，叫乔舒亚·梅勒森
（在有些版本中写成梅赫森）。但当她将拉塞尔带到格雷特汉姆去见劳伦斯时，他
们之间的关系仍保持着。
拉塞尔后来说她“敬慕我们两人并使我们感到我们也应该互相敬慕。拉塞尔的
日益深化的和平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1916 年他离开了三合一学院时——在他
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叛逆情绪”，他发现劳伦斯也处于同样的情绪之中。不久以后，
他们决计在伦敦采取行动，两人合作作了一系列的学术报告。可是不久他们便开始
争吵，最终，拉塞尔还是一个人去作演讲。他们之间怀有敌意的友谊持续了一年光
景，这是劳伦斯一生中最带有戏剧性的交往。
这个矿工的儿子和这个伯爵爵位的继承人都是瘦小而精力充沛的人；可是劳伦
斯再活了15 年。拉塞尔遇见劳伦斯时是42 岁（劳伦斯在1915 年仅29 岁），
他讲授数学并以此为生，活到了90 多岁。在遇到劳伦斯时，他常被指责过分屈从
于理性，并已习惯于这种指责，拉塞尔对自己说，他感到他的这位新朋友能给他
“一帖非理性的清醒剂。”拉塞尔还说“他欢喜劳伦斯感情中的热忱、活力和激情”。
这两个人至少在一点上是二致的，他们都认为政治学和心理学不能分离。在一段时
间里，拉塞尔觉得劳伦斯是一位富于某种想象的天才，“他的对人类本质的洞察力”
比他要“深刻”。拉塞尔说他渐渐地“感到他是一种反对邪恶的积极力量”——正
似不久后劳伦斯对拉塞尔的看法一样。
1915 年2 月12 日，劳伦斯在写给他的一些极为著名的信中，以一种比较轻
蔑的口吻对剑桥——布鲁姆斯伯瑞圈子中的另一成员E。M。福斯特作了描述。此人曾
在劳伦斯夫妇处访问过三天。（艾弥尔·德拉芬内说福斯特带来一个不祥的谣传，
说警察要对《普鲁士军官》采取行动。）福斯特和劳伦斯发生了争吵，但劳伦斯对
他的态度仍是温和亲切。劳伦斯给拉塞尔看了他的一篇有关社会改革的短文。文章
中说：企业、土地和一切交通工具“必须”立刻国有化，所有的人，不论有病的还
是健康的都应得到工资。“这实际上能解决目前的一切经济问题。一切被剥夺财产
的所有者在一段时期内——约50 年——得到成比例的收入——不属于资本的报酬。”
劳伦斯此时即将写完《虹》，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他的副业，即人际关系上。如这
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所述的那样，他说，“这种躯壳和老框框必须打破”。他又说现
在的男人去找女人仅仅是为了某种快感，把它作为一种手淫的方式，最终导致鸡奸，
但一个具有坚强性格的男人，应对另一个人怀有一种敬意——无论他是男人还是女
人——不能把它作为手淫的工具（原文如此）。因此他应保持中立和静止，福斯特
就是那样。
最后，劳伦斯强烈地建议道：我们必须“粉碎目前的生活方式的结构”。
他说他下月初可能要去剑桥访问拉塞尔，去“会见福斯特的朋友罗埃斯·迪肯
森（原文如此）”。“以及你将向我介绍那些好人”。
后来，在写给奥托琳娜·莫瑞尔的信中谈到拉塞尔时，劳伦斯说他感到“对他
有一种特别的爱慕”。当拉萨尔答应他去剑桥访问时，劳伦斯告诉他此事使他感到
“极其重要”，这个机会对他“十分关键”，他不想给人留下“可怕的影像”。但
他估计事情可能会这样。他所关心的是一次必要的革命，他希望拉塞尔能做他的朋
友，“但你是那样怕羞，我因此感到那么的拙笨，那么的滑稽。”他要求拉塞尔不
要安排他一下子和那么多人会面：“我害怕团体，小集团，社团和派系——但不太
害怕个人。”后一个周末，3 月6 日至7 日，劳伦斯去了剑桥拜访拉塞尔以及他的
朋友。五个星期后，劳伦斯告诉大卫·加纳特说，那个星期天上午，他在早餐时见
到梅纳德·季尼斯是“我一生中危机之一”。
那位未来的李尼斯勋爵也记得那次早餐，并在很久后写道，前一天夜里在聚会
上，“劳伦斯在剑桥露了面”，显然，他在晚会上并不愉快。他在大厅里坐在G。E。
莫尔旁边，这位刚刚写完《虹》的作家和那位伦理学的报告人冷冷地默然相对。1953
年美国数学家诺伯特·威纳（他在1915 年时是三合一学院的一个学生），在他的
自传中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情景。他说G。E。莫尔看起来像坦尼尔的画《三月野兔》，
而伯特伦·拉塞尔就像坦尼尔的《疯人哈特》。然而，劳伦斯热烈而友好地和数学
讲师G。H。哈代交谈，季尼斯回忆说：他“一开始就愁眉不展，沉默寡言，除了一些
意义不明的愤怒的异议，什么也不说”。拉塞尔站在壁炉旁边，季尼斯忽而坐在沙
发上休息，忽而站在罗索身旁，他们两人交谈着，并想把劳伦斯拉人他们的谈话。
但劳伦斯坐在沙发上“弯着腰，低着头”，对季尼斯不大有好感。
几年以后，季尼斯勋爵就感情纠葛的两个原因责备劳伦斯的行为，一个是生活
在两个圈子里的奥托琳娜·莫瑞尔，这两个圈子中之一布鲁姆斯伯瑞——剑桥的文
人；另一个艺术圈子中有劳伦斯、马克·戈特勒和他的女友多萝西·卡琳顿。季尼
斯认为劳伦斯对奥托琳娜夫人的“另一个圈子”很妒嫉，并决意要与之抗衡。劳伦
斯也不欢喜剑桥，因为它留住了大卫·加纳特。“丢开妒嫉不谈，”季尼斯接着说，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劳伦斯在战前剑桥时候的情绪更充满敌意。”他觉得劳伦斯
用他那“无知的、妒嫉的、愤怒的和敌意的眼光”去观察剑桥的那些人是不公平的。
然而，季尼斯承认，劳伦斯认为他们和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无可救药了”的话，
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对1928 年劳伦斯在一封信中提到他是“布伯姆斯伯瑞圈
子中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唯一支持者”。克莱夫·贝尔曾指出他也是此书的
一位预订者。当然还有布鲁姆斯伯瑞的其他一些人。
季尼斯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并加以热情支持，假如劳伦斯能成为他的朋友的话，
他也许会帮助劳伦斯。这不是奉承的问题；季尼斯根本不需要那样做。这仅仅是出
于友好。劳伦斯对季尼斯的善意说过一些尖刻的话。战争后期，当劳伦斯极需帮助
写信给他那些不愿相交的高职位的熟人时说，他和梅纳德·季尼斯的友谊也许是珍
贵的。
但是，那个春天早晨劳伦斯在剑桥的时候，其则竭力保持独立。他无精打采地
坐在炉边，而另外两个人站在他身旁谈话，并想要引起他的兴趣。（劳伦斯新蓄的
红胡须与赖顿·斯特拉切的相比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在三合一学院的那间房子里，
有两个人和他一样，虽然瘦削但精力充沛，有着灵活的龟头般的拉塞尔和板刷胡须
及在学生时代已得到“大鼻子”绰号的季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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