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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之躯-劳伦斯传-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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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毁灭中,对你自己的意志的胜利的感知。但在伟大的时代里,一个伟大的人是向
往东方的基督、穆罕穆德、印度等等所有的一切。
    我想你应当设法去掌握——不要因我的语调而生气——凯系特人的象征主义在
它兴盛时期所创的完美的整体。我们都是这样一些愚蠢的自我主义者,我们看到的
象征只是一种主观的表现,一种自我的表现。这些我们在处理那些旧的象征时显得
苍白无力:就像叶芝一样。
    旧的象征的第一个字都试图简明扼要地表达出人类的整个精神历史,若不纵观
全文,它们是难以被人读懂的。所以你们今天爱尔兰人的爱尔兰是处于一种包含着
一部分伟大的幻觉象征的混乱之中,就像耶稣受难一样,是一种包含着一部分伟大
的宗教幻觉象征的混乱状态。
    耶稣受难和基督仅仅是一些象征而已,这些象征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真像我一样
历尽了人生的苦难。如果以我为例,它们意味着我灵魂历程中的瞬间。
    但它是全部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并能通过全部过程来确定它的存在。假如我不
承认有圣父和天使的教会阶级组织,我就不承认基督,也不承认耶酥受难的事实。
    要理解它的全部涵义是很必要的。我终于掌握了中世纪教会试图解释的内容。
对我来说,拉丁文形式的解释是极其自然的。而对你来说,应该用凯尔特式的解释。
我认为凯尔特象征的全部内容和伟大的构思言辞是深奥而永远无法探测的。但它一
定是和拉丁文的解释相符合的。
    但基督教现在在教导我们,在耶稣受难以后,经历了坟墓的黑暗之后,我们的
肉体将重新站起,你,我,就象我们今天一样在肉体上复活了。像乔布一样感恩于
这位圣父,分享他权力的荣耀。
    使用这些陈旧的术语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听起来似乎像伪善之言。但只要有人
能掌握它,把它当作是一个新的真理,那么,这对他自己的历史,对伟大的幻象,
对世界最伟大时期的伟大概念都将是真实的,这样就足够了,因为这样它被更新了。
    我认为一切宗教都有相同的内在联系,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你为什么不去寻
找凯尔特人的完整幻象,而把它与爱尔兰混为一谈。比阿特丽斯差不多已上了路子,
但她不知道她在寻求什么。所以,她是过于人性化了,也就是说她把她所采用的象
征体主观化了,因而将它们的本意改变了:把它们看作为她自己的自我之表露,而
不是将它们当作传达那伟大整体的言辞。在这个整体中,她的自我仅仅是一种产物,
正像圣子是圣父的产物一样。
    1914  年在加农家的圣诞节晚会上,莫里和凯瑟琳以委婉的语言宣布他们不久
后将分道扬镳。晚餐无精打采地开始了,主人也十分消沉(吉尔伯特·加农几年后
由于狂妄自大而一蹶不振)。他坐在客人们面前,一筹莫展,他和他们——那些波
希米亚人、艺术家、演员和作家——都无法把一只烤乳猪分解开来,但有一种活动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能参加,那就是在一些短剧中作即兴表演:他们立刻扮演起来了,
一边还在大喝大饮。当柯特连斯基缠住莫里要他演“一出戏中之戏”时,莫里和凯
瑟琳把他们之间的不和真实地演了出来,(这事发生在心理治疗之前)。那个年轻
英俊而有病的戈特勒则扮演“另一个男人”,快到剧终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脱
离了原来的剧情,不愿扮演与莫里重归于好的一幕:她坚持要和戈特勒在一起。劳
伦斯出来批评此剧,并把莫里拉到一边说:“你瞎了吗?如果没瞎,你怎么敢暴露
自己?”莫里——曼斯菲尔德——戈特勒在这出短剧中的三角关系就是劳伦斯大约
在一年以后在《恋爱中的女人》中虚构性结尾的有趣预示:书中的那个人部分地取
材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她后来离开了那个部分取材于莫里的男人,跟另一个取
材于戈特幼的男人走了。
    就在这一时期,劳伦斯正在考虑把这三个人吸收为他想建立的一个名叫拉纳尼
姆的乌托邦公民,这个乌托邦的名字显然是来源于一首希伯莱歌谣。
    这个凄惨的圣诞节并没有使他消沉。他考虑了大约20  个能参加他的乌托邦的
人。他于1915  年1 月18  日在写给威廉·霍普金的信中说:作为一项计划,“为
逃避这个充满战争和贫困的世界而开辟一小块聚居地,那里将没有金钱,只根据生
活的基本需要实行一种共产主义,一种真正的礼仪”。它将是“一种社团……并建
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其成员都心怀善良而没有邪恶”。这是一个理想的无政
府主义者的社团的蓝图。虽然,劳伦斯很可能不喜欢“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字眼。
    但是拉纳尼姆注定是要失败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收集了一些有关岛屿的实
际情况,开始向劳伦斯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他知道她在讥笑他,便陷入了沉默。
    1 月5 日,在劳伦斯离开恰斯汉姆的两个星期之前,他写信给麦克列奥德说,
他“仍在修改《虹》——在此书上化了不少功夫。我已经写了三百页,这是我的一
种新的式样,你得去接受它。”这段话说明,他对他自己作品变化的认识是非常透
彻的。他很想送一本《普鲁士军官》给麦克里奥德,“可是,那些自称是朋友的小
偷把复本都拿走了,他们完全买得起这书,而我则因为战争而生活穷困”。
    劳伦斯告诉麦克里奥德,他“担心麦休恩接到《虹》时,会认为这是一个被人
暗中偷换过后硬塞给他的假货。因为,它与我的其它作品不同。我为此而感到高兴,
我认为我的羽毛终于丰满了”,他还责备了麦克里奥德,因为他竟考虑要去应征入
伍。“我痛恨并厌恶战争,因为战争只是为了那些对新生活无所企求的人而进行的。
它们全错了,全是一些傻瓜,是弥天大错。
    为什么它还不终止?”当劳伦斯要离开恰斯汉姆时,她于1915  年1 月18  日
写信给威廉·霍普金。
    我们又整装待发——不是去意大利,真可惜!——而是去苏萨克斯的一处美丽
的地方——普尔巴勃·格雷特汉姆,这就是我的地址,那是梅奈尔家的住处。你认
识艾丽丝·梅奈尔吧,天主教女诗人弗朗西斯·汤普森的救星。
    她父亲在格雷特汉姆有一个大而古老的农庄,并给他的每个孩子一幢小屋。
    现在,凡尔拉将属于她的那幢房子借给了我们。我认为那是一幢挺大的房子,
在我这样倒运的时候这一切算是很好的了,那儿也很方便……它位于离小汉普顿海
边不远的地方。
    劳伦斯于2 月2 日从格雷特汉姆写信给康贝尔,在那里他和弗丽达发现他们的
小屋既漂亮又舒适;他谈及大卫·加纳特在伦敦介绍给他的新朋友:
    “昨天,奥托琳娜·莫瑞尔来到这里——她将要把那位哲学数学家伯特伦·拉
塞尔带来”。他要康贝尔在对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关系上要“正派”。
    但这种劝告没有起作用,因为康贝尔虽然答应了到黎伊的屋舍去会见莫里,但
他并没有去,这样,他们之间的友谊在第二个周末就终止了。(直到1949年他们才
恢复友谊。)
    劳伦斯在格雷特汉姆的6 个月中,威尔弗雷德和艾丽丝·梅奈尔很少去那里。
凡尔拉·梅奈尔在1952  年写给本书作者的信中回忆说,“我的父母几乎总是呆在
他们在伦敦的公寓里,因此,他们和劳伦斯夫妇一定只是一面之交,仅此而已”。
大卫·加纳特叙述在四月中旬访问格雷特汉姆的情况时,描述了他到老梅奈尔家进
早餐的情形,劳伦斯夫妇也应邀前去了,“男主人在翻阅《观察者》,纸在他手中
沙沙作响,屋子里挤满了像圣母画像中一般的妇女和女孩;女诗人躺在榻上”。弗
丽达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艾丽丝·梅奈尔好似远处的幻像一样,她被威尔弗
雷德领着穿过草坪,就像比阿特丽斯被丹蒂领着一般”——那位文笔辛辣的传记作
家休·金斯米尔评论道,“对这件事,丹蒂一直保持沉默”。
    凡尔·梅奈尔进一步回忆道:“我认为劳伦斯一家呆在这里很快乐——只是有
些争争吵吵。”显然,劳伦斯在经受了战争给他带来的初次巨大的震惊以后,在格
雷特汉姆他又恢复了生命的活力。有一天,当他在海边漫步时,他说:“我又睁开
了眼睛,看到了白天。”二月里,他照顾莫里从病中复原。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已
到法国去了,她想象自己已经爱上了莫里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法国作家弗朗西斯·
卡柯。
    莫里接受了劳伦斯一家的邀请去访问他们,他步行穿过低洼多雨的草地,到达
时浑身淋湿,并因感冒而全身酸痛。劳伦斯安排他卧床数日,责怪他对自己健康
“糊里糊涂”,并把他“当作小孩”一样地照料。莫里说劳伦斯表现了他在治疗护
理方面的本领,就像在《阿伦的杆杖》中利利照料阿伦使他恢复健康一样。莫里在
他的回忆中写到劳伦斯对他关怀备至:“我们多么想报答他!”在莫里养病期间,
劳伦斯告诉他,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所以出走是因为莫里和康贝尔在交谈时太专心
致志而忽略了她的缘故。劳他斯的话使莫里大吃一惊,他认识到如果事精确实如此
的话,那就是他还缺少雅典人自知之明的美德。
    莫里感到自己无法理解劳伦斯所谈到的革命的必要性。后来出版的莫里的日记
摘录,表明了劳伦斯的这些谈话和他写给伯特伦·拉塞尔的信中所说的内容十分相
似。莫里发现劳伦斯的新学说使人迷惑,特别是学说中所谈到的这种观点,即所谓
革命应是“一种大众团结的非个人的联盟”。莫里已失去康贝尔和凯瑟琳·曼斯菲
尔德,他怕还会失去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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