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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小望远镜看到弗丽达和安吉洛是否有兴致勃勃前来探访的客人。
洛汉夫人死于1962 年，比宾纳早6 年；在她的最后的日子里，她精神恍惚。
她有一些叙写劳伦斯“秘而不宣”的文章，其直到她死后20 年才发表。
尽管现在肯定有丰富而有价值的材料帮助我们认识本质上的劳伦斯，但可能她
觉得她将作出决定性的说明。或许洛汉夫人论述他的文稿与那些长期埋积在亚伯拉
罕·林肯和奥斯卡·怀尔德的完全不相干的案件中的文稿一样激动人心：与同这些
人有关联而发表于1950 年的文稿一样，出自洛汉夫人手下的对“神秘”的劳伦斯
的展示，倒头来连一件破烂都不如。
劳伦斯骨灰传奇的其它插曲登载在1950 年7 月21 日的《约翰·奥伦敦周刊
》上，记者s ·K ，拉特克利夫在周刊上说，他的一位在陶斯的朋友告诉他，当弗
丽达试图在教堂举行有一些印第安人参加的葬礼时，显然是充当他妻子傀儡的托尼·
洛汉“在当地印第安人中散布墓穴中埋的是位伟大的人物而不能打扰他之言。如果
他们介入此事，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将永远遭到诅咒。
我朋友说，弗丽达只好叫人将圆锥形墓堆围守起来，叫远处其他的印第安人。”
随着住在靠近陶斯的埃尔普雷德的弗丽达于1956 年8 月11 日她77 岁生日那天
离开人世，劳伦斯的故事也确实进入了尾声。她被安葬在他位于洛博山上坟墓（有
时将它作为一块圣地来对待）的前面。
至于奥兰拉别墅，劳伦斯在文斯的临终之舍，日本学者塔卡诺利·伊里（译音
——译注）在1972 年试图找到它的位置，而“发觉除了一只充盈着脏水的大水塘
外什么也没有。住在邻近的一位女士告诉我，奥兰拉别墅毁于1968 年。我在该是
别墅所在之地伫立了一会儿，望着细雨点在黄色的水塘面上跳跃。于是我发现了两
棵树。我立即回忆起它们同你（和沃伦·罗伯特夫妇的）的《D ·H ·劳伦斯和他
的世界》一书中照片上的树一模一样（第126 页）。我满怀深情地拍下了这两棵树。”
至于D ·H ·劳伦斯，但愿因为他比大多数人活得更热切、表现他的经历更直接，
而传记对于他作品的理解比作者的大多数更来得重要，即使它们大多数明显是自传
体的，某些劳伦斯的传记倾向于对他的刻划既过分地进行吹捧，又过分地怀有敌意
；而另外某些传记作品则将其写成一位失去平衡的《天才，但——》这类作品遭到
了阿尔丁顿的谴责。
在这一点上，劳伦斯不需要道歉，假如他曾需要的话。而他仍需要受到保护，
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毫无根据地遭到了只有部分具有真实性的叙述、单纯的谎言和
由联想引起的罪行的责斥（“一位心智健全者怎能容忍写那些回忆录的人们”？）。
他自身最好的防范是他的作品，它具有一种比所有摧毁它的病态的企图生存得长久
的健康。到了70 年代，劳伦斯到处被认为是现代文学中举足轻重人物中的其中一
位。他尤其对赞同他厌恶生活机械化看法的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至于他的传记，假如它是根本必需的话，那么它的全部都是必需的。当他作法
卑劣或使坏性子时，现在不要化力气去企图“原谅”劳伦斯，因为他经常如此；另
一方面，不要因为这而企图使他成为目空一切的怪物。作为一位男人，如他们所说
他经常是快乐和喜悦的，但有时他摔陶器——一种使坏性子的举止对一位回忆者和
他的读者来说比起长时间的和蔼和光彩来更突出了戏剧性。我们中的某些人的确始
终如一地喜欢一种更为安宁的生活方式；但关系最为密切的弗丽达觉得劳伦斯比起
他的感情爆发要来得伟大；她忍受着，经常来顶嘴来活跃气氛。当1932 年弗丽达
在法庭为她丈夫的遗嘱进行争辩时，她的代理人（根据某些报道）因为他俩所度过
的贫困的岁月而站起来伤感地将劳伦斯一生看作是和谐的典范——对于这点，弗丽
达据说跳起来失声痛哭：“但是说我们拚命争吵是失实的！”到庭者据说当老法官
梅里瓦尔伯爵露齿嘻笑时便哄堂大笑。
但即使劳伦斯和弗丽达确实吵过嘴，但他们将其置于一边而维持一种基本和谐
的关系。劳伦斯在晚年写了一篇用恰到好处的题目来概括这种关系的文章：《我们
相依为命》。弗丽达关于他们一起生活的证言在她的劳伦斯的回忆录中、主要在《
不是我，而是风》中找得到。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劳伦斯具有相当经验的代言
人——鲁珀特·伯金——同劳伦斯一样，具有一种强烈的支配欲，但他同伯金都更
加强烈地要求有一种平衡的关系。在他沿着这些思路而进行的别的论述中，我们可
以思考一下在《约翰·托马斯与珍妮夫人》中较早引述的航海隐喻，其中婚姻被看
作是两条各自驾驶着的而在同一目的地会合的船。在这样的想法面前，劳伦斯与弗
丽达的斗嘴可被看作不仅仅具有治疗性质，而有时还具有一点喜剧意义。索恩顿·
怀尔德指出，许多那些叙写劳伦斯者这样写没有幽默感，没有把他认作是一位enfantferrible
（爱磨人的小孩）。关于劳伦斯财产结案的闻说，当弗丽达恐怕打断了她的律师对
劳伦斯夫妇的婚姻的和谐所作的逼真而狂热的论说时，她不仅在法庭所进行的程序
中加进了某些坦率的成份，而且还加进了一些健康而有益的幽默。
以后当梅里瓦尔伯爵称劳伦斯是“这位伟大人物”时，她欣喜若狂。劳伦斯的
声誉自从他辞世后而变得好起来：实际上他的朋友们通过他们对登载在各种杂志上
贬毁性的讣闻进行强有力的公开的抗议而取得了1930 讣告斗争的胜利。在《民族
与雅典娜神庙》中，E ·M ·福斯特提出了当时遭到挑战的论点，尽管它的判断现
在普遍被接受：他称劳伦斯是：他这一代人中最伟大而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
但1932 年那年关于遗嘱的争论标志着劳伦斯的声誉开始下跌，因为其时由于
梅宝·洛汉的《洛伦佐在陶斯》，回忆录的战斗继讣告的斗争之后又爆发了。后者
讣闻为数不少是有失体面的，它们中的任何一篇都比不上吉尼特在《纽约人》中所
写的，其在一位男子刚去世后说他喜欢脱得赤条条地爬桑树，又说他有一种大意是
他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被C ·G ·荣格偷走了的妄想狂的信念。吉尼特（珍妮特·弗
兰纳）在1972 年将这些荒唐可笑的指责重印在使人回想起那粗俗讣告的一本书中。
但劳伦斯摆脱了她所能及到的圈子，不过他没有爬到桑树上去，没有为荣格而感到
忧虑。他创作的杰出之处将他从所有恶意中伤的谣传中摆脱出来。那些撰写怀有恶
意的劳伦斯讣告的作者不可能写出像丽贝卡·韦斯特所撰写出来的关于劳伦斯的回
忆文章那样的好作品。他们可从她那儿取些经。可以插一句的是，当像丽贝卡·韦
斯特这样有价值的作家命笔赞美劳伦斯而卑劣的记者们却荒唐地将他描写成赤精精
爬到桑树上去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一位以后创作出惊人的诗体长篇小说的作者阿纳
斯·宁非凡地创作出一部关于劳伦斯的杰作。
1931 年，被阿尔德斯·赫克斯称“一部稀奇古怪的毁坏性的圣徒传记作品”
的莫里的《妇女之子》开始对劳伦斯进行长时间的贬毁起了作用。但至少莫里给了
劳伦斯郑重其事地对待他的荣誉；承认这个，一个人不管有什么不同看法而可容忍
莫里的想法。这部莫里论述劳伦斯的第一本著作（重印于1954 年，加了新的序言）
多半是一种文学批评的形式。随应而出的回忆录几乎难及其尾。劳伦斯的传记作者
们可能在描绘他的缺陷，但如洛汉夫妇和宾纳夫妇那样无中生有的做法只是颠倒是
非而将劳伦斯贬低成为一位侏儒。莫里没有那样做：不管他可能把作为男人和作家
的劳伦斯写得多么荒谬，但莫里至少将他看作是庄重的形象。
在所有至70 年代为止的关于劳伦斯的回忆文章和著作中，最为清晰明白的莫
过于弗丽达的《不是我，而是风》（1934 年），叙述坦率真挚。（以后，弗丽达
试图稍作改头换面，企图将劳伦斯神圣化。）凯瑟琳·卡斯威尔的《野蛮人的朝圣
》内容扎实，主要论点可靠。如原先所注意到的，布鲁斯特夫妇的《D ·H ·劳伦
斯：回忆录与通信》以它公正无私而著称。但在回忆录作者中间，这种态度是罕见
的。
长生鸟还是从一度成为传奇之余烬的他自身的骨灰中诞生出来。然而过一段时
间，它们变成了被人遗忘的灰烬。读者因为1929 年起的日益严重的经济萧条而开
始将劳伦斯遗忘了，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几乎是完全把他置于一边，尽管劳
伦斯的价值当时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但追忆的随营者们却使他看上去像位患癔病的
白痴。现在，随着时间的推延，劳伦斯还其本来真实的面目。他的作品现在遍于世
界各地，对他展开评述的反响是鼓舞人心的总有为数不多的评论家在为他说话：赫
克斯利、霍勒斯·格雷戈里（〈启录录〉的朝圣者》（1934 年）的作者）、F ·
R 利维斯。辛辣地攻击仅仅是稍对他有些看法的任何人的利维斯是有生之年劳伦斯
坚定不移的拥护者。值得庆幸的是，他从仔细考察入手而将劳伦斯的长篇小说作为
激动人心的诗篇来加以研究的具有洞察力的论文以《D ·H ·劳伦斯：小说家》为
名于1955 年出版。
威廉·蒂弗顿教父的《D ·H ·劳伦斯和人类生存》是这一主题的老练的抛砖
引玉之评论著作。《弗蒂顿教父》在以后书的版本中变成了作者的真实姓名马丁·
贾勒特克尔教父。马克·斯皮卡尔的《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