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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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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素书(6)

  

《素书》里讲:“吉莫吉于知足。”汉朝建立之后,汉高祖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深悟其中道理,坚辞不受,以受封留县为知足,从而避免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结局。就像书中说的一样,“绝嗜禁欲,所以除累”。张良明哲保身,抛弃功成名就后的荣华富贵,飘然出世,避开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逍遥自在地度过了一生。
嗟乎,遗粕弃滓,犹足以亡秦、项而帝沛公,况纯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
张良只用了《素书》中一些微不足道的智慧,就辅佐刘邦推翻了秦朝、打败了楚霸王项羽,最终建立大汉王朝;假如有人能够彻底领会书中的深意,并且灵活地加以应用,那将是怎样宏伟的景象!
自汉以来,章句文辞之学炽,而知道之士极少,如诸葛亮、王猛、房乔、裴度等辈虽号为一时贤相,至于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仿佛。此书所以不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也
自从汉代以来,关于诗词歌赋之类的学问得到了蓬勃发展,但真正掌握天人之道的,却是寥寥无几。三国时的诸葛亮、十六国时的王猛、初唐的房玄龄、唐宪宗时的裴度这些名臣,虽然都被世人称作名震一时的贤相,然而对于道为何物,他们连与之相仿的皮毛都知之甚少,更何况运用它造福苍生?这就是《素书》不传给“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的缘故。
离有离无之谓道,非有非无之谓神,有而无之之谓圣,无而有之之谓贤,非此四者,虽口诵此书,亦不能身行之矣
所谓“道”,在于游离有无;而“神”则是一种“非有非无”的思想与气质;如果在拥有的同时不表现出来,可以称为“圣”;在精神无所拘束的境界中又能随心所欲地将之生化为万事万物的人就是“贤”。如果不是这四类人,即使得到《素书》并倒背如流,也不能在实际中得到真正应用。


第7节:素书(7)

  

原始章
原 始 章 “原”就是根本,“原始”就是最根本和最基础的发端。天道、德行、仁爱、正义、礼制,这五者就是为人处世的根本,本章的内容,就在于论述这五者与人生的关系。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
道、德、仁、义、礼,本质上是同一精神本体的五个不同方面,其中的任意一项都可以作为规范单独存在,同时,它们又有共同的精神一以贯之,五者相辅相成而又相互独立,作为同一精神的不同产物指导人们的行为。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以“内省”为主的个人修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自《礼记?大学》,是一个人从内在的德智修养,到外发的事业完成,所构成一贯不断开展的过程。以正心、修身形成内在的修养为本,进而完成齐家、治国的外发事业,最终达到平天下的境界。道、德、仁、义、礼就是在此立身、成名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准则。
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
所谓的道,就是人类生存、万物运行所遵循、所依赖的自然法则,天下芸芸万物,世事循环,都是在无形中遵循着“道”,然而“道”的真正内涵,却没有多少人能真正领会。
“道”所覆盖的范围极为广阔,无论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还是大到无边无际的天地、小到纤细的草籽内核,都蕴含着“道”的存在。对于“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智”之类的字眼,不过是对“道”的不同表述,尽管“仁”、“智”之类的字眼也无法概括“道”的完整含义。至于寻常的百姓,虽然每天都在遵循着“道”生活,更是无法知晓它到底是什么。


第8节:素书(8)

  

日月轮回,四季转换,寒暑交替,风雨调和,这是天文自然之道;在不同时节万物依据地势生长、成熟、衰老、枯竭,这是地理自然之道;人生于天地之间,遵纲常,守礼法,重情义,审时度势,这是人事自然之道。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孙膑兵法?月战》)人生在世,为人处事应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上顺天时,下查地利,与人为善。
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
“德”,则是涵盖了一切美好品行的道德范畴,“德”可以使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使万物顺应自然,各有所得。
人生来就有欲望,比如,权势、地位、安逸、享受、美食、爱情等等。有些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德行不够。循规蹈矩的人,只能保证自己的行为不出轨;从权衡的角度考虑事情的人,只能知晓事物的轻重缓急;而凡事以德为出发点的人,则没有什么是想要而得不到的。“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中庸》第三十二章),有了德,君臣、父子才会各尽其责,各得其位;鱼虫草木才能依从自然规律生息繁荣。大的欲求之所以能成就大的业绩,小的欲求之所以能达成小的成就,也是因为有“德”的缘故。近到小小的个体,远到天下万物,只要依德而行,都可以有所欲便有所成。
我们常说上天有好生之德,是指四季变化有序,气候适宜,风调雨顺,使万物生长欣欣向荣;大地有载物之厚,则是指天下万物都能有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山川河流都有自身存在的不同意义。对于人来说,修德就在于明事理,通古今,修身养性,讲究忠、孝、仁、义、温、良、恭、俭、让,以德修身,以德化人,以德治国,也就是《易经》所认为的“赞助天地之化育”即为德。


第9节:素书(9)

  

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 以遂其生成
“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仁字从人从二,也就是人们互存、互助、互爱的意思,故其基本涵义是指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人与人之间应相互亲爱,对万物怀有慈悲恻隐之心,使得天下万物都能随其所愿,各有所成。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孔子把“仁”作为实践中的指导原理并使之贯穿于诸道德中。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仁”如同天、大海、雨露一样,可以包容、滋养万物。心怀慈悲恻隐是具有仁爱之心的具体表现,真正以仁待人的人,虽然不刻意表现自己爱护民众,但是天下人民无不自觉自愿地亲近他,因为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恩惠,每一种生灵在他的庇护下都得以安乐生存。
季氏将要攻打附庸国颛臾,冉有、子路两人参见孔子,孔子教训他们说:无论是有国的诸侯或者有家(封地)的大夫,不必担心财富不多,只需担心财富不均;不必担心人民太少,只需担心民心不安定。若是财富平均,便没有贫穷;和平相处,便不会人少;人心安定,便不会倾危。做到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便发扬文治教化招致他们。他们来了,就得使他们安心(《季氏将伐颛臾》“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要君主实行仁政,以仁化德,从而感召天下。


第10节:素书(10)

  

正如《尚书》中所说的:“大禹在位时施行德政,连鸟兽鱼鳖也不受侵扰地愉快生存”,“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诗?大雅?行苇》)以此来显示周王朝先世之忠厚,今后遂用为仁慈的典实。
义者, 人之所宜, 赏罚善恶, 以立功立事
如同孟子所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相对于“仁”来说,“义”是一种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指的是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行为,判断事物义或不义,就要看行事是否符合事宜、合乎事理,赏罚是否分明、是否使有功有过的各得其宜。只有万事公正合理,才会使人们乐于发挥自身的才智,进而激发建功立业的热情,从而使得各项事业兴旺发达。
理和义是相统一的。只有按照事理即事物的规律去判断、处理事物,才能使“义”得到真正的体现。赏善罚恶,使好的、善的得到发扬,使坏的、恶的得到惩治,这就是“义”所包含的理;如果能使每个人发挥才智,建功立业,那就说明“义”已经得到了落实。
晋文公重耳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国君。僖负羁是曹国人,曾救过晋文公的命。晋文公在攻下曹国时,为了报答僖负羁的恩情,就向军队下令,不准侵扰僖负羁的家,如果有违反的人,就要处死刑。大将魏平和颠颉却不服从命令,带领军队包围了僖负羁的家,并放火焚屋。魏平爬上屋顶,想把僖负羁拖出杀死。不料,梁木承受不了重量而塌陷,正好把魏平压在下面,动弹不得,幸好颠颉及时赶到,才把他救了出来。这件事被晋文公知道后,十分气愤,决定依照命令处罚。大臣赵衰(赵国君王的先人)向文公请求:“他们两人都替国君立下汗马功劳,杀了不免可惜,还是让他们带罪立功吧!”晋文公说:“功是一回事,过又是一回事,赏罚必须分明,才能使军士服从命令。”于是便下令,革去了魏平的官职,又将颠颉处死。从此以后,晋军上下都知道晋文公赏罚分明,再也不敢违令了。正是因为晋文公以义行事,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支持,从此开创了雄图霸业,后来他与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并称为“春秋五霸”。


第11节:素书(11)

  

礼者, 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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