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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作为苏联与会地主要代表。身为联盟第一书记的楚思南，在这一点上确实对美国人抱持好感，这个来自西方的霸权国家，尽管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一直秉承着称霸的思维，在国际上气势逼人。对任何国家、任何势力都喜欢指手画脚，但是在这个时候。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秉承了公平公正的态度。如果不是这个“北美大佬”在一旁虎视眈眈，而且拒不退让的话，那无数标志着中国悠久历史与文明地文物，恐怕也将在这次会议上被瓜分一空了。
对于那些非文物类的财富，会议作出地分配比例是：苏、美两国各占取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而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中最大的受害国，将获得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英法两国占有百分之十。而最后剩余的百分之十，就由五国共同监督，组成一项基金，该项基金的主要作用，一方面是支付东亚、东南亚诸国的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则用于日本地战后重建。
这是一个让与会各方都皆大欢喜的结果，很显然，虽然说苏美双方都没有能够独吞这笔财富。但是这一分巨大的意外收获，仍旧算得上是一笔横财。而对于中国方面来说，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苦难的中华民族除了被别人闯进家门来大肆掠夺之外，还从来没有从国外收回些什么。而今，不但有一大笔的财富可以凭空落在自己的腰包里。同时，还能收回大批失散海外多年的文物，这件事情说起来，就令人异常振奋。
除了对财富地瓜分之外，在对日本战后分区占领的问题上，这次会议上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按照五国的划分方案，战后，苏联将占据日本北海道全部、本州岛东京至上野一线以北的广大区域；美国将占据本州岛东京至上野以南的广大区域以及九州岛地一部分；英法将瓜分四国道以及九州岛东部、南部一带区域。在这一项瓜分计划中，最复杂的要数中国，因为国内的复杂情况。因此。在接管地域的划分上，中国分为了南北的两片区域。在北方。苏联拨出了日本关东地区大部以及整个对马岛及其附近区域，作为中国在战后代为管理的区域。而在南方，中国获得的，则是包括五岛列岛在内的东海绝大部分岛屿治理权。
至于说对东京这个日本首都的处理问题上，由苏联最高领导人楚思南提议，同样实行分区共管的办法。就像历史上对待德国柏林一样，将东京以东西为划分，勾勒出五个大小不一地区域，由与会地五国共同管理。
毫无疑问，在这场针对日本的瓜分行动中，以美苏为首地世界第一势力集团，占据了绝对多数的可得利益，同他们相比，无论是中国也好，英法也好，只不过收敛到了一点可怜的残羹。不过即便如此，当消息传到中国国内的时候，正忙于庆祝民族独立的人们，仍旧忍不住欢欣鼓舞。百年，整整一百多年了，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结束，曾经创造了千年盛世的中国，终于迈出了独立自主的第一步，与此同时，还在独立的同时，拥有了宿仇领土上的大块飞地，这说起来就让人感觉亢奋。
作为身体里流淌着中国人鲜血的楚思南，同样也倍感兴奋，在日本东京的一段时间里，笑容就从来没有在他的脸上消失过，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他没有一天不在等着这一刻的到来。
在一场足以影响后世的分赃会议结束之后，反法西斯同盟国所倡导的战后对战犯的审判问题提到了日程之上。在新年伊始之际，美英盟军最高指挥部、苏军远东战区最高指挥部开始协商对日本首要战犯的审判问题。随即，由是一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筹建，同时，相关的法律文书开始草拟并制定出来。
与楚思南所熟知的那段历史不同，在这次审判的筹建过程中，美英态度坚决，他们一致要求，此次审判必须完全代表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意愿，这也就是说，法庭的主要构成代表。必须由日本发动战争期间遭受苦难最为严重地东亚、东南亚国家出任。美英之所以坚持这一项提议，其根本出发点并非是为了维护被侵略国家的利益，他们有自己的考虑出发点。首先说，目前几乎所有可能被认定为主要战犯的前日本政府高官，都掌握在苏联人的手里，而这些人在日本国内仍旧保有很大的影响力。为了解决今后可能出现的麻烦，不让苏联人利用这些人达到某些不可告人地政治企图。严厉惩处这些人，对美英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协商过程中。美英代表一致认为，对于战犯的划分，应该列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凡是涉及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地人，均应列为甲级战犯，凡是在战争中涉及滥杀、虐待等罪行的，按其罪行的轻重。划分为乙级、丙级战犯。而为了能够更好的掌握证据，并最终执行审判，美英代表要求苏联方面交出原本关押在其战俘营内的一干战犯，转而囚禁至巢鸭监狱，并由各国共同看管。
经过一番磋商，苏联方面最终部分同意了美英的要求，包括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在内的数十名主要战犯，被相继押解到巢鸭监狱。但是对于皇室成员，苏联方面拒绝交出。这不为别地，就因为这些人还掌握着埋藏宝藏的秘密。
而就在东京审判准备召开、各相关国家各自派遣法官前来东京的时候，苏、中、美、英四个国家代表团所组成的一个秘密调查组织，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建。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非常简单，那就是尽可能用最短的时间。在最有效地保密条件下，攫取日本在战争结束之前埋藏起来的所有财富。在最初的时候，所有人的认为整个发掘清理工作，也许只需要半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但是随着发掘工作的一步步开展，每一个参与这项行动地人都惊讶的发现，他们最初的想法显然是异想天开了，如此多的埋藏地点，如此庞大的财富物资，单凭他们有限的人手显然是不足以应付的。就这样。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这个由四国代表组成的“科考团”，又数次扩充规模。
如果单从国际的角度考虑。四国对这笔不义之财地处理，实在是有欠公道，不过要是单从中国地角度考虑，这一笔财富，却在战后的重建中起到了莫大地作用。虽则在瓜分中，中国获取的那一部分可以算是微薄的，但是战后的国家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而持续三年的“分红”，却让战后的中国政府获取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重建资金。再加上新中国在政策上的亲苏，建设上完全走的是仿苏模式，而此时的苏联模式，却又摆脱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单方面偏重重工业的不合理趋向，因此，从四六年内战结束之后，到五零年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顺利完成，最后到六五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执行完毕，战后的新中国便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国民经济体系。到三五计划结束之时，国家完成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10个大型钢铁基地，9个有色金属基地，8个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等等。国家钢材年产量达到六千万吨，石油产量达到二点五万吨，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六千亿元，完全实现了一个基本的国家复兴任务。同样是在中国的三五计划期间，苏联完成了新旧领导人的交替，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长达二十余年的楚思南，与六五年十二月末，宣布辞去总书记、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等职务，并将各项权利移交给了年轻的苏斯洛夫同志。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在刚刚战胜日本的这个时候，没有人会想到那么远，也没有人能够猜测到将来会发生些什么。不过作为一个从未来穿越而来的人，深深了解到日本问题的楚思南，却在这个时候考虑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日本这个民族，在思想上进行彻底清洗的问题。
在这方面，苏联在其占领区内实行了诸多政策，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限制所谓武士道精神在日本的流传以及延续，其二是清除明治维新后所形成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遗毒。这两个方面中，前一点似乎没有什么好说的，在日本，武士道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传统，要限制它的延续并不容易，这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也许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在后一点上，却又可以大致的分为两个举措：第一，就是严厉惩治战犯，搜捕在战后残余下来的秘密右翼团体；第二，整饬教科书、历史文本等，将一切有关明治维新后，日本扩张流派的思想，全部从书籍、史料中剔除，而像福泽瑜吉、山县有朋这类主张对外扩张的所谓思想家们，也一概清除出史料。
第二十四章 苏共十九大
楚思南在占领区内所提倡的“思想改造”方案，在执行过程上是残酷的。在战后的日本，尤其是在苏占区内实行的是绝对军管，而在这种环境下，日本人俨然就是二等公民，任何人都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政治权利。选举权、被选举权，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望，不仅如此，在法制方面，苏占区内的人也享受不到为自己辩护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改造”方案的推行会又怎样一个过程，也就可想而知了。
同样的，“思想改造”方案所带来的后续影响也是重大的，从二战结束到一九六零年苏占区同中国占区合二为一的时候，南北日本的分裂格局正式形成。而由于苏联在日本北方搞了二十年的“思想改造”，数代日本人从最初的被迫到后来的顺其自然再到最后的理所当然，等于是完全的接受了苏联人所灌输的那些东西。而在之后，南北日本之间就针对一些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以及历史遗留问题，彼此间口诛笔伐不断，那情景，就同楚思南记忆中的南北朝鲜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对于楚思南来说，南北日本的分裂隔阂，恰好是他所希望看到的，一个原本就国小力弱、资源贫瘠的国家，再一分为二之后，还能有什么作为？
因此，在东京会议结束之后，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