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ば∽椋还�26个人，也全部为国捐躯。不能怪她失手，有叛徒出卖那次行动，行动小组掉进日伪汉奸的包围圈，提前交了火，这影响了埋伏在典礼现场的简晗。一个月后，简晗被押回上海，秘密处决于龙华监狱，时年21岁。可惜，负责指导这次行动的中央领导，也就是我的老上级突然牺牲，加上这次行动非常绝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我成了活在世上唯一知道内情的人。当时简晗并没有入党，组织部档案里没有她的名字，所以没有人知道她是谁。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都以为是国民党军统特工干的，也就是说，简晗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认可。回到延安后，我向上级反映了这件事，可惜……唉！她在我心目中永远不是一个失败的杀手，而是一个为革命奉献出年轻生命的巾帼英雄。出卖那次行动的叛徒是简晗的叔叔，一个军统特工，代号老K。他把简晗抚养成人，并想让她加入军统，他以为可以带着简晗干一番事业，没想到简晗在得知自己的父母是共产党员后，执意要加入我们的组织，也就是说，简晗是以一个准共产党员的身份到南京行刺汪精卫的。这件事强烈刺激了他，他在叛逆的侄女眼里，看到了夺去他女人的哥哥，看到背弃他的女人李柔，看到这个世界对他的所有敌意。他把这些仇恨转移到共产党身上，然后发泄到这次刺杀行动中。他不愿意看到国共合作，在阻挡不了历史潮流后，他只能破罐子破摔。他是爱简晗的，像爱他的情人一样呵护她。爱直至，恨至深啊！当爱远去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毁灭。就在行刺失败的同时，他先我们一步找到吴瘦镛的小女儿吴纹夕，带着她逃往了日本，至今下落不明。估计他想把吴妏夕塑造成第二个简晗，把共产党子女培养成替国民党卖命的杀手，在他看来没有比这个更解恨的了……”
参加会议的有一个叫陈思稻的中年人，中共中央统战部某部门俄语翻译，故事中出现的李柔是他的母亲。他急匆匆地赶回家，激动地对妻子肖菲说：“我有姐姐的消息了！没想到当年刺杀汪精卫的女杀手就是我姐姐，太意外了！她是英雄啊！”
肖菲是上海人，40年代初和一帮热血青年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1947年，与刚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陈思稻结了婚，两口子恩恩爱爱，只是一直未育一子。听完丈夫讲述的故事，肖菲冷静地说：“这事千万不能声张，你姐姐是英雄，可是你叔叔是叛徒啊！说出来绝对会影响你的政治生命。”
可陈思稻不这么认为，英雄是英雄，叛徒是叛徒，应当功过分明，况且这是两个人，根本不能混为一谈。他后悔当时没有要那个老人的地址，等第二天找去，老人却已经回了浙江。春节后，他给老人写了封信，想让老人亲笔出一份详细的文字材料，然后由他——李柔烈士子女、简晗弟弟的身份——递交给上级有关部门，期望给姐姐一个荣誉证明，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老人叫苏凯文，是当年共产党情报部门驻上海的负责人之一。不知道为什么，信发出去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回信，直到夏天来临，信却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
这一年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右派分子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象：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6月10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反右斗争的情况：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要看当地情况决定……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
陈思稻后来得知，苏凯文在这次运动中出了大丑，他丢人现眼地被群众押到街头，罪名是他为右派分子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污蔑共产党不讲究实事求是。几个月后，苏凯文死于浙江省地方国营漓渚铁矿（内称浙江省公安厅第三劳动改造管教支队）。
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主席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宣布：首批特赦释放国内战犯33名。这提醒了陈思稻，他利用工作之便，查阅了大量过去被国民党政府关押、现在仍然在押的在汪伪政府担任过伪职的罪犯材料，期望从中能查阅到一点有关姐姐的消息。有一个女罪犯引起他的注意，她叫林丽博，1934年至1945年在上海龙华监狱担任看守，残酷迫害过抗日志士，1946年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18年有期徒刑，现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陈思稻来到上海，找到有关部门，见到了这个已满60岁的老罪犯。她身体羸弱，几乎奄奄一息，她告诉陈思稻，当时是有一个涉及“南京典礼”枪击案的女孩关押在龙华，但她忘记了那个女孩是不是叫简晗。她还说，枪决那个女孩后，法医发现女孩的膝盖处埋藏着一个隐秘的逃生工具，是一把手铐钥匙。看得出来，多年前它就被植入肌体，自然形成一个囊袋，在皮肤下隐藏着。押解她从南京回到上海的几个狱警都是男人，她有机会借上厕所之际，用牙齿咬破囊袋，打开手铐逃生。但是她没有这么做……
林丽博在说完上述这番话后的第二天，死于心脏病发作。
1966年“文革”爆发，陈思稻在家中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罪名是“为国民党特务翻案”“妄图投靠苏修”。随后，他被红卫兵批斗，游街示众，就像她母亲李柔当年在成都市游街一样。不同的是，他比母亲幸运，只在昌平太平庄农场劳改了12年，1978年获得释放。
1979年春天，肖菲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控诉她在“文革”期间怎样被人诬陷成揭发丈夫的元凶。在这篇回忆文章里，她披露了陈思稻受迫害的整个过程。他被残酷批斗，挂着黑牌游街，行程几十里，捆绑、罚跪、拳打、脚踢……最耸人听闻的刑罚是“吊半边猪”，用麻绳拴住她丈夫的一个右手大姆指和一个左脚大脚趾，然后在屋梁上悬空吊起来。一个脚趾头和一个手指头不但要承担全身一百多斤的重量，还要往身上加砖，从一块加到三块，又从三块加到六块。很快，他的手指断了，人重重摔在地，昏死过去……
平反后的陈思稻已年满58岁，患有各种疾病，长期卧在病榻上。从1979年到1989年病逝这十年间，他仍然想帮助姐姐找到她应得的荣誉，他写了大量材料，从革命前辈苏凯文的回忆，到当年女看守的证词，一一提交给上级，但都杳无回音，因为没有任何人能佐证他的正确。
病逝的前一天晚上，他拉着妻子肖菲的手说：“我这辈子很平凡，只是一个普通的翻译，没有为共产党干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但我母亲干了，我姐姐也干了，我为她们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我本来想，在我有生之年能帮助姐姐获得她应有的荣誉，就像我母亲那样，让人民记住她，让后代多一个祭拜英雄的理由。看来太难了，历史的长河总要过滤掉一些不起眼的沙子，我姐姐就是一颗小小的沙粒，我想让她变成金子发光，但是不行，她埋得太深了，我根本找不到她。像我姐姐这样的人，又何止一个呢？唉，现在真想她，想我10岁的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这几天我好像看到她了，她还是那个样子，漂亮，干净，梳着两只朝天的小鬏鬏，而我呢，也还是那时候的样子，瘦弱的小腿根本支撑不住身子，跟在姐姐和薛妈后面到提督街菜市捡别人丢下的菜叶子。对了，薛妈要被母亲辞退的那天，我和姐姐还抱着薛妈的大腿哭着喊着不让她走呢！还有薛妈的歌谣，一边唱一边做手指游戏，每次我做得都比姐姐好，我的手指比她灵巧，做成圈，撮在一起，穿来穿去，来回翻飞，弄得她眼花缭乱的。王婆婆，在卖茶，三个观音来吃茶。后花园，三匹马，两个童儿打一打。王婆婆，骂一骂，隔壁子么姑说闲话。好听吧？”
病魔把他折磨得没有力气说下去了。
半夜的时候，他突然坐起来，大声对妻子说：“肖菲，总有一天我姐姐会获得她应得的荣誉，烈士陵园里一定有她的一席之地。记住在墓碑上刻上她的真实姓名，她叫陈思洋，生于1919年，重庆。”
光阴荏苒，时间很快到了2007年，这一年7月6日是肖菲87岁生日，她已从当年那个天真烂漫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少女，变成一个形容枯槁的老妇。当天晚上，她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来到丈夫的墓前，凝视片刻，便扶着墓碑慢慢软了下去。她跪在那里一动不动，长长的白发被风吹得飘散开来，搭在墓碑上，像一条白色的绸带。
不一会儿，她的肩开始颤抖，由轻到重，越来越剧烈。她哽咽着，喃喃地对着墓碑说：“思稻啊，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我们结婚60周年纪念日。我老了，快走不动了。人说死之前，脑子里会把一生中经历过的事都闪现一遍。这几天它们老闪，一幕一幕的，特别清晰，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晃悠。我想，我快要死了，死之前，我想跟你说点知心话。你谁也别告诉，就你知道就行，答应我好吗？”她停顿了一下，好像等坟墓里的丈夫答应似的，“思稻，你以前说过，你姐姐只是历史长河中一颗被过滤掉的沙粒，可是你知道吗？我何尝又不是一颗沙粒呢？我埋得比你姐姐还深，深得连你都不知道我是谁，是干什么的。我成功地潜伏到诞安，还没来得及干什么，下棋的人就不在了。这么多年来，我仍然渴望着有人跟我联络，肯定我，表扬我，甚至给我下达指令，我时刻等待着召唤，家门口哪怕路过一个收破烂卖冰棍的，我都以为是组织找我接头来了。我满面潮红，浑身起着痱子，但到头来仍是空欢喜一场，他们把我扔在这儿不管了。但我毕竟是一名特工，我不能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