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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地方政权，就是着名的“郡县制”，包括郡、县、乡三级机构。至于乡的下面，叫做“里”，就是居委会了。城里和交通要道上，还有“亭”，相当于治安队，刘邦那时就是治安队的队长。
秦始皇就靠着这一套体系一竿子插到底，管理全国的老百姓。他年轻狂傲，不把万民当回事，下令改“民”为“黔首”。黔首这俩字，不好看，也不好听，意思就是“黑脑袋瓜”吧。始皇帝到死也不知道，这“民”实际上有多厉害。
秦朝的政治、军事、财政，大事小情最后都汇总到始皇帝那儿去决断，这权力大得可怕，任何人大概都羡慕，但工作量也大得可怕。丞相、大臣只管执行，秦始皇要每一件事都说了算，他处理公文每天有规定重量（文件都是竹简），日夜往上呈递，看完一件就处理一件，不处理完就不休息。
秦始皇是个勤政的皇帝，深怕江山传不到万世；但他也没经验，不懂得分权给丞相。他倒是能吃得起苦，但他以后的太平皇帝都是含着金勺子出生的，哪能像他那样吃苦？
这样辛苦，他还是做了大量好事的，特别是在文化上，做了几件影响深远的事，堪称功在千秋。
归纳起来，就是“五统一”吧。首先是统一文字。
中国古代，有文字证明的历史是从商朝时起，可见文字是在商朝以后普及的。到春秋战国，文字已经从甲骨文进化到“金文”，也就是钟鼎文，刻在青铜器上。
这种金文，形制华美，各诸侯国在使用时，笔画也比较一致。可是其他刻或写在兵器、陶器、竹简和丝帛上的文字，就大不同了，有的字形差异很大。如果齐国人读不懂赵国的字，那太正常了。这就是《说文解字》上说的，“语言异声，文字异形”。
秦一统天下后，这事就显得比较麻烦，说方言咱管不了，可是皇帝的诏书发到南边的桂林郡，当地官员全不认识，那还怎么工作？秦始皇觉得这是大问题，就交代李斯他们来做统一文字的工作。
李斯等人领命，以老秦人习惯用的“大篆”为基础，吸收了齐鲁一带流行的蝌蚪文，创造了“小篆”，其优点就是笔画简略。为了普及，李斯用小篆写了《仓颉篇》、赵高写了《爰历篇》、胡毋敬写了《博学篇》，作为儿童识字课本，发到全国去。
在文字上更进一步的改革，是出现了更简单的字体“隶书”。这种新文字的创始人，是一位叫程邈的衙门小吏，因犯了罪，在监狱里待了10年，没事就琢磨文字演变，大有成就。秦始皇认为他太有才了，开恩予以释放，还把他提拔为御史。
秦始皇大概是批复公文批得太累了，认为写篆字跟画画一样，不科学，就命程邈发明一种更简便的新字体。
第二十七章千古一个“秦始皇”（3）
程邈这一研究，就不得了啦。他把篆字笔画转折处的圆弧形，全部改为直角转折，成为后世“方块字”的起源。从此，华夏主体文字就变得横平竖直、方方正正，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字的曲里拐弯分道扬镳。
当时秦朝实行严刑峻法，因此征发民夫、派遣戍役、监狱断案这类事特别多，文书工作繁重。这种新字体，因为易写，深受当时抄写文书的“徒隶”欢迎，一下就流行开来，后世也就把它命名为“隶书”。到汉朝，隶书已上升为主流字体。
秦始皇对文字的改革，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只可惜这文字后世并未冠名为“秦字”，反而给了承袭者以冠名权，叫成了“汉字”。
文字的统一，有利于建设强势文化，在后世还曾影响到周边国家。华夏族群之所以有强大的凝聚力，统一文字的作用，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至于说我们今天还在受用秦始皇的恩惠，这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
秦始皇的第二功，是统一度量衡。
度量衡，也就是计量标准，关于长短、容积、轻重什么的——也就是斤两、斗升、尺寸。这东西既跟国家税收有关，也跟老百姓过日子有关。秦国从商鞅变法起，就对计量标准进行了统一规定，官府每年都要校准一次。秦国的量制（升斗）也比较科学，是十进位制，不像齐国是四或五进位制。
秦始皇的统一意识特别强，他就是要把秦国的先进标准推广到所有的“新区”去。
在统一的当年，他就下诏统一度量衡，俗称“四十字诏”，把这个诏令加刻到秦国原先的所有量器上。现存于世的“大良造商鞅方升”等文物，就刻着这个诏书。
战国时，六国各自为政，老百姓和官府约定俗成，度量衡各自不同，国与国之间的交易要经过复杂的换算，算得人头晕。秦始皇的这一整顿，不用说，大大方便了群众，促进了商贸发展。
秦始皇还规定，六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这个算法后来也延续了千年，大致不变。
他的第三功，是统一货币。
春秋战国的货币之乱，也足以让人头晕，可以写整整一部书了。像齐、燕用的是“刀币”，三晋用的是“布币”，楚国用的是“蚁鼻钱”，五花八门。这些钱币，当成艺术品看，是绝佳；如果要互相兑换，一个人的脑袋还真是算不过来。
秦国使用的货币，是方孔圆钱。秦始皇统一后，制作了法定货币“秦半两”圆钱，与黄金并用。其他商周以来作为古老货币流通的珠宝、龟甲、贝币、银子等，统统退出流通领域。
从此，铜制的方孔圆钱作为主流钱币，在我国流行两千年，直到清末才退出货币体系。
秦始皇的第四功，是统一交通。
交通在古代，不光是关乎老百姓出行方便，还关系到国家的税收、征战、行政效率、信息传递、维系边疆等，可说是政治、文化的大动脉。
在没统一之前，各国道路不一样宽，车辆也不一样宽。诸侯为防止外敌侵入，还设了很多关卡，就如现代的“柏林墙”。
于是，秦始皇在实行“书同文”之外，又下令“车同轨”，车道宽度为6尺，全国一样，原六国的所有关塞统统拆毁。
统一之后的第二年，他又下令以咸阳为中心，修建古代的高速路——“驰道”。路宽50步，路基宽厚，埋有金属标杆，两旁遍植青松，壮丽无比。
从统一第三年起，他就在这条高速路上出巡全国，第一次就去了山东半岛，登上了泰山，然后转到琅琊、彭城，看完了南岳衡山才回去。这条路线，就是我们今天开汽车跑一趟也不轻松。
为了防御匈奴，秦朝还从咸阳往北，修了通往边境的“直道”，用以运兵运粮。后来司马迁去北方旅游，走过这条路，看见道路凿山填谷，感慨秦始皇太不爱惜民力。不过这个问题，就看怎么看了。就防御匈奴而言，比较一下秦的气壮和汉初的窝囊，不能不承认秦始皇还是够有气魄的。
秦朝后来又平定了西南，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涵盖今日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方。为了经略这些岭南之地，又专门修建了“新道”。这些道路网，就是搁到今天，也堪称伟大的实用工程。
秦始皇的第五功，是“统一法令”，这是诸统一中最根本的一个统一。六国灭后，秦国蜕变为史无前例的大帝国，如何统治，如何管理，没有统一的制度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统一之初秦始皇就废除了六国五花八门的礼仪和法律，实行商鞅之法，“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第二十七章千古一个“秦始皇”（4）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等于铲除了春秋以来混乱分裂的根源，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郡县制保障了古代中国以千年为单位的超级稳定统一。
自从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以后，现代中国人对古代的超稳定结构颇有非议。其实，稳定显然要比动荡好，起码古代中国人享受到了当时欧洲人连想也不敢想的经济、文化繁荣。上千年的安稳日子，怎能一笔勾销？
可是古代人也有思维定势，凡事不问好不好，只问习惯不习惯。秦帝国统一之初，丞相王绾就曾提出，燕、齐、楚故地离中央太远，应考虑当地人民习惯，保留分封制，设置国王。群臣都认为这个“一国两制”很方便，只有李斯反对置诸侯。
秦始皇肯定了李斯的意见，说：“天下之所以苦斗不休，是因为有王侯分封，现在天下初定，又复立国，不是自己找乱子吗？”
不料，统一了八年后，也就是秦始皇三十四年，郡县制好还是分封制好，这个问题又成了舆论焦点。
这就牵出了一个与“秦始皇”这个名字紧紧相连的成语——“焚书坑儒”。
据记载，这一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召集博士70人前来祝贺。秦在灭六国过程中，有意搜罗了各国的博士70人和诸生2000人，由公家养着。豢养他们，主要是让他们歌功颂德，以今日眼光观之，这也没什么大错。
问题在于，这些博士是喝着六国的文化乳汁长大的，这里面就有一个习惯的问题。祝酒这天，仆射（官职名）周青臣先站出来唱主旋律，他说：“以前秦地不过千里，全赖陛下神明，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耀之地，莫不臣服。废诸侯、置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以来的帝王，都不及陛下的盛德呀！”
周青臣说得不完全错。可惜秦帝国的国祚太短，后又被汉朝有意妖魔化了，否则它留给后人的大概不会是个“暴秦”形象，如果历史也给它两三百年的时间来纠错，它就很可能是个光辉无比的形象。
但拍马屁总有点讨人嫌，原为齐人的博士淳于越听不下去了，站起来反对：“我听说殷周的国运都长达千年，分封子弟与功臣，为中央的辅佐。现在陛下占有海内，子弟却是平民，一旦有篡位的野心家，您没有辅佐，如何相救？做事不效仿古制而能长久的，我没听说过。现在，周青臣又当面吹捧，以加重陛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