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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原是卫国人,是卫君小老婆的后代(雅称“庶孽公子”),本名公孙鞅,也叫卫鞅。他后来被秦孝公重用后,受封为商君,因而后世称他为商鞅。
商鞅自幼好学,曾师从博学的鲁国人尸佼。《史记》上说他“少好刑名之学”,刑名之学就是初期的法家学说。可以说他各家学说都通,但真正膜拜的还是法家理论。
学成后,他痛感卫国(今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日渐衰微,不足以施展才干,就去了西边的魏国。当时魏惠王想争霸,重用法家人物公叔痤,任其为丞相。商鞅迷恋法家,就投奔到公叔痤的门下,做了个相府的小官——中庶子。
公叔痤对这个落魄的白衣公子印象颇好,临终前,把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说此人可接替自己为相。
魏惠王嫌商鞅年少位卑,没有吭声。公叔痤就屏去左右,说:“大王若不用卫鞅,就宰了他吧,勿使他走出国境!”
魏惠王应了一声,就走了。
出门上了车,魏惠王长叹一声:“唉,公叔怎会病成这样子,叫我把国家托付给卫鞅,岂非荒谬?”
过后,公叔痤想想又不忍,转过头来,把这事告诉给了商鞅,让商鞅赶快逃命。
商鞅笑笑说:“大王不能听您的话用我,又怎能听您的话杀我?”
商鞅没逃,果然也就没什么事。
就在他干得没滋没味的时候,秦孝公的《求贤令》传到了魏国,商鞅立刻抓住机会,打起背包就出发,西出函谷关,到了秦都栎阳。
他这一去,就成了千古留名的人物。不仅如此,他后来所做的一切,直接影响了华夏政治文化的最后定型。
开辟大一统帝国的秦始皇,其灵魂就是商鞅。
而后来开创了华夏帝国范式的汉朝,不过只是“汉承秦制”。再后来的唐、宋、元、明、清,不过只是改朝换代。
真正的革命是在商鞅的手中完成的。
我们的命运是在商鞅那个时代就被决定了的。
商鞅这个奇峰突起的青年政治家才是我们真正的政治精神之父。他的白衣之袖掠过的微风,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得到!
第九章震烁古今的《求贤令》(2)
商鞅到了栎阳之后,绝非像《大秦帝国》电视剧里演绎的那样神气活现,而且秦孝公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做好了迎接这位神人的准备。
商鞅入秦后,估计是潦倒得够戗,不管他的祖先是卫国的什么公子,他都只是一个无职无权的草根知识分子。公叔痤给的那个“中庶子”职务,据考证,要不就是个小官儿,要不就是“干儿子”之类的身份。
他遇到了所有草根青年遇到的问题——没有上升的通道。
他见不到秦孝公,没人给引见,也没有信访途径。《求贤令》并不是给草根人员准备的!
但是,他看准了秦国是急需人才的,所以不肯就此打道回府。在秦国,他一住就是两年,两年后,终于找到了一个门路。这个门路说来不够体面——是他结交了一位宦官(寺人)景监。
景监把他推荐给了秦孝公。
有关的史书里,把商鞅见秦孝公的过程描述得活灵活现,但究竟是不是真的,只有天知道,我们不妨当故事来看。
商鞅第一次游说秦孝公,谈的是“五帝之道”,孝公不感兴趣,听得直打瞌睡。谈话完毕后,秦孝公唤来景监,发火道:“你这位客人是个妄人,我怎么能任用?”
景监没料到是这个结果,忙跑去责备商鞅。商鞅一笑,请景监再帮忙引见一次。
第二次,商鞅大侃“三王之道”(夏禹﹑商汤﹑周武王),秦孝公也很厌烦,摆摆手说:“要实现五帝三王的大业,那太遥远了,我不能等。凡有作为的君主,都是在生前就名满天下,安能闷闷不乐等好几百年以成帝王(岂不是要在坟墓里憋闷死)?”
商鞅心里有数,于是第三次求见,说这回可以拿出真货了,是“五霸之道”。
“五霸”是哪五霸?史书上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孟子》里所说的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事实上,春秋数百年间,追求并达到霸主地位的君主不止五位。这五位或其他什么人,不过是其中的几个典型而已。
一听说“五霸”,秦孝公来了精神,马上传见商鞅。这次两人谈得很投机,秦孝公与商鞅谈着谈着,“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
——古人谈话是跪着的,孝公不知不觉就挪到商鞅坐着的席子之前了。如此一连数日不厌。景监很好奇,私下里问商鞅:“您的什么观点挠着他的痒痒肉了,让我们国君这么高兴?”
商鞅哈哈一笑:“我是以强国之术游说国君,国君大悦之!”
上级需要什么,你要有数啊,否则不成了南辕北辙?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30岁的商鞅拿着魏国法家李悝的《法经》,给23岁的秦孝公“普法”时,分明就是一对儿激情澎湃的愤青在纵论天下大势,哪里会像电视剧《大秦帝国》演的那样,是两个40后、50后人员头挨头地在谈阴谋?
我们的古代史,真是很神奇啊。
据描绘,商鞅与秦孝公的这场促膝恳谈,是经历了一波三折的。
孝公首先埋怨商鞅,为何不一次就把好货都抖搂出来。
商鞅巧言道:“是怕有违君上之意。霸道这东西,很独特。帝王之道是顺乎人情的,而霸道则逆人情而为。”
秦孝公闻言变色:“君主怎能拂逆人情而为?”
商鞅便旁征博引道:“昔日管仲相齐之时,分国为二十五乡,令四民各守其业,民始感不便,群起反对。后新法见效,齐国实力大增,九会诸侯,一匡天下,君享殊荣,民得实利,这才知道管仲用心之良苦。”
孝公一震,有所悟:“管仲辅齐桓,成就霸业,愿闻其术为何?”
商鞅道:“国不富,何以兴兵?兵不强,何以御敌?欲国富,则应劝农;欲兵强,则应劝战。如何使民乐于耕战?唯有重赏罚。赏罚有信,政令必行,则国富兵强只在反掌间!”
秦孝公拍案叫道:“像这样,不难啊!”
商鞅略摇头:“法虽好,须有行法者。有行法者,须得专任。专任而一,若因二三个人鼓噪而心生犹疑,也不能成事……”
秦孝公听得入神,催促道:“先生请接着讲。”
商鞅此时却要告退,秦孝公面露不快,问其故。
商鞅说:“请君上细想三日,如可,臣再继续抖搂。”
散场后,景监埋怨商鞅:“君上大悦,何不讲完,难道先生想以此要挟君上?”
商鞅答道:“我担心君上犹豫半途而废呀。”
但只过了一天,秦孝公就想好了,派人来召商鞅。商鞅却以三日约期未到,不肯去。景监劝他还是去,商鞅道:“一开始就失信,今后将如何取信于君?”
第九章震烁古今的《求贤令》(3)
接下来,才有了着名的数日倾谈(据说是三天三夜)。
他们两人的这番谈话,其影响远胜于后世三国的“隆中对”。他们在谈话时,秦的首都已经迁回雍城,我们这里且将之称为“雍城对”吧。
“雍城对”的内容,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商鞅是吃透了李悝精神的,李悝的《法经》主张实行严刑峻法,以匡正人心、建立秩序、激发生产力。
以《法经》里的“杂律”为例,有以下数条:“淫禁”,禁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狡禁”,禁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城禁”,禁人民翻越城墙而出;“嬉禁”,禁赌博;“徒禁”,禁人民聚众开会;“金禁”,禁官吏贪污受贿。
又以“金禁”一条为例,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魏国官职名,将军)以下受贿的要处死。
变法后的魏国法律如此之严厉,实令人惊叹!
实行这样的严刑峻法,有两个主要作用:一是打掉老世族的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约束人民,使之老老实实地生产、作战。这当然符合秦孝公的强国之愿。
而商鞅后来的变法,基本是李悝思想的具体化和放大化。特别是商鞅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壹”。
“壹”,是要求整个社会的思想和行动高度一致,将国家控制在政令统一的专制之下,如商鞅所说:“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见《赏刑篇》)又说:“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见《壹言篇》)
这都是一个意思。
最触动秦孝公的,大概就是这个“壹”学说了。这无疑是要在中央集权制中,大大地提高君权,以强大无比的君权来控制整个国家。如此,就能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把老世族的势力剥离出去。
秦国的行政体制“壹”化了以后,保守贵族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设置的障碍及其惰性,就会被摧毁;国之富强,也就在眼前了!
——切中要害呀。
无怪乎秦孝公要听得三天三夜不合眼。
对话结束后,秦孝公决心已定:要重用商鞅,实施变法。但他仍有疑虑:秦之贵族,是与中央集权融为一体的,若变法受到贵族强烈反弹,恐怕实施不易。
按秦旧例,如有大事不决,要举行朝议,广泛征求意见。于是,秦孝公决定将变法与否,交付朝议讨论,以试探贵族的态度。
这场朝议,请了商鞅参加,反对派领袖是甘龙(秦国大夫)、杜挚两位,结果开成了一场辩论会。辩论会由秦孝公主持。
因为有翔实的历史记录,下面就让我们在两千年之后,来欣赏一下这场舌战实况,领略一下战国时代人们的精神风采。
秦孝公开场白:“卫鞅劝我变法,极言变法为强国之术,然而寡人恐天下有非议,而不能决定下来,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商鞅:“疑行无名,疑事无功。犹犹豫豫的,就既留不下名,也办不成事。而且……超凡脱俗者,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