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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教的第一年，我就被评为年度最杰出教授，结果，一年前怀疑我语言能力的几位遴选委员会的教授都向我道贺。第二年，学生又将我评为年度最杰出教授，第三年，学生会又要提名我角逐年度最杰出教授时，我婉言拒绝，建议他们将这荣誉赋予其他教授。
同时，我也不断地向刑事鉴识科学的期刊投稿，介绍刑事鉴识的新技术。我不分昼夜地工作，助理教授每个学期只需要十二个学分就可以，但是我自愿教二十多个学分的课程。就这样，三年内，我从助理教授升至副教授，进而为终身教授。在三年内擢升为终生教授的例子在这所大学并不多见，尤其是对于我这位黑头发，黄皮肤，英语略带中国口音的外来人来说，是一大肯定。后来学校设立了刑事鉴识系，设立时只有我一位教授。不久，随着学生的增多，以及社会对刑事鉴识人才需要的增多，教授人数也开始增多，我也升任为该系的系主任。一般来说，终身教授和系主任每学期只需要教授六个学分，可是，我依然每个学期教二十多个学分的课程。
刑事鉴识系虽然成立不久，但是我们十分重视实验研究，刚开始时没有化验室，我们就自己设计，我和同学们一起利用周末时间来粉刷，装修。后来争取到许多研究经费，化验室的规模也变大了。
除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知识外，我在课外尽量和学生打成一片。许多学生失恋或情绪低落时，深夜来敲门，妙娟都会起来煮些咖啡，和他们谈话，开道他们，就这样慢慢地和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名来自德州的学生，后来做了律师，每次从德州返回康州探亲时必先到我家来探望我。我建议他先回家探望家人，他总是说：“李博士，您是我的恩师，是您改变了我的一生，您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
我十分着重实务与理论的配合，因为光是在课堂上纸上谈兵并不能培养出杰出的刑事鉴识人员，学生必须亲自实验才能得到经验。创立化验室不久，我们便主动当地的地检署提供免费的证据鉴识及咨询服务。但是警察局和地检署都不愿意将案件的证据交给我们化验。虽然我一再向他们解说并保证化验室的作业程序将与他们自己的化验室一样，但是他们始终不信任而不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就将服务的对象转向公设辩护律师处。
公设辩护律师处是政府为清贫人士提供的刑事辩护服务机构，辩护处的出庭律师和检察官一样都必须是律师，他们往往因为经办的案件过多，而经费有限，许多案件都缺乏经费聘请收费昂贵的专家来作证，当我向他们介绍我们化验室的免费服务时他们都十分高兴，但是面谈时，他们对这位黄面孔的化验室主任仍抱着半信半疑点态度。刚开始时，他们只听取我对某一案件的一些专门意见，从不让我在在证人席上作证，担心法官会质疑我的资格而无法通过专家资格审核这一关，纵使我符合专家证人的资格，他们也担心清一色的白人陪审团不会相信我这位黄脸孔的专家的证词。在美国法庭，专家证人的资格十分重要。在学位及专业研究方面我无懈可击，而一般来说许多专家都会加入专业协会来提高自己的可信度。在刑事鉴识这门学科里，全美刑事鉴识学会是知名度最高的专业协会。有一次我参加了该会主办的活动，看到会员清一色都是男性白人，当我这个东方人出现在这次活动中时，不少白人都以奇怪的眼光来看我。但毕竟这是一个能增强自己资格的协会，我仔细阅读了会员资格后，认为自己有博士学位，又是教授，入会资格应该不会成为问题。但是当我向该协会的职员递交申请表时，一位白人理事看了我一眼，根本没有看我的申请表，就毫不客气地将申请表退给我说道：“你不够资格！”我心里明白，我所不具备的资格是肤色资格，而不是专业资格。此时我明白到，要打入这个由男性白人主宰的行业，要跨过这道门槛并非易事，但是我要用自己的本领向他们证明自己，我不想低声下气地求他们让我入会。我没有说什么，就大步走出了会场。没想到十多年后这个起先不让我入会的学会竟聘请我为他们的理事，并请我担任其专业期刊的编辑。
我知道不能因为自己的肤色而被人排拒在美国的主流刑事鉴识界外，我暗地下决心，一定要更努力，花更多的精力以做出些成绩来，让别人对我这位黄皮肤的中国人另眼向看。我抱着友善的态度与公设辩护律师合作，每一宗案件都不计较路程远近和时间长短而前往现场勘查，每一项证据都仔细化验。经过多次合作，公设辩护律师处的多位律师也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
一九七六年一月，离纽海文不远的利奇菲尔德发生了一起强暴案件，被告是一位没有受过如何教育的工人，被害者在嫌犯列队指认时一口咬定是他，被告后来也向警方自白。检方的专家证人化验过被害者体内留下的精液，也确定强暴者的血型与被告相同。检察官认为证据确凿，陪审员一定会判被告有罪。公设辩护律师查理。吉尔负责替被告辩护，经过仔细查问，被告改口称自己是无辜的，他认罪的证词是被警察诱骗而作成的。虽然，吉尔审查了检方手上的证据后也觉得无懈可击，不过被告坚称无辜，吉尔觉得有必要查个水落石出。他专程到我的办公室向介绍基本案情后，我分析说有三成的被害者都会指任认错误，但是要证明被害者任错了人，必须有证据证实，因而被告是否有罪取决于精液的化验结果是否准确。
他赶忙向法院提出要求，请求法院将精液证据分出少许来让我化验。法院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拿到证据后马上进行化验。结果显示，被告的血型虽然与被害人体内残留精液的血型相同，但是它们的酵素型与其他遗传因子却不同。
传统的血型分类是以ABO区分，按照这种模式，血液可分为A、B、AB以及O型。由于A型和O型的比例分别占人口的四三％和四六％，因而拥有相同血型的几率十分高。如果嫌犯的血型与现场留下血迹的血型不一样，这可以为嫌犯脱罪，但是如果两者血型相同，也不能据而确定嫌犯为罪犯，因为还可能有其他人拥有同类血型。
但是，采用电泳法等方式对血液更进一步的分析，可以辨别出血液内的酵素及蛋白质，一些常见的酵素型如PGM型，和血清型如HP型等都十分独特，这些酵素型与血清型加起来往往能更准确地判定嫌犯的身分。
例如，假设嫌犯的血型分析结果为A型血，HP是第二型，PGM是第2型，拥有A型血的人口比例为四三％，拥有第二型HP的人口比例为三六。一％，拥有第2型PGM的比例为五。四％，同时拥有这三类型血型的可能性将是O。八四％，从而使鉴识的准确度大大地提高。
在这宗案件中，虽然ABO的血型相同，但是其他酵素型和血清型并不同因此被告犯案的可能性降到零。
这是我第一次以专家证人的身分出庭作证，心里总是有些紧张，但是一想到我可以用科学方法替无辜的人士洗刷罪名，还他清白，紧张的心情马上平静下来，立即准备资料，思考如何将这些科学证据向陪审员解释。为了让我以专家证人身分作证，检辩双方在法官面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检方指称我从来没有以专家身分作过证，辩方则以我的生化学博士学位与血清学的研究成就，以及任教期间对刑事鉴识的贡献，来证明我有足够的资格来对检方的证据提供意见。
双方都般出一大堆案例来攻防我的专家证人资格。我在席下暗忖，真没想到要成为专家证人是这么不容易。由于美国的法律规定证人必须是与案件相关人士，但允许无关案件的专家证人如法医，刑事鉴识专家等提供专家建议。但是，要成为专家证人，法官必须确定专家证人的资历，并确定专家证人是采用大部分学术界人士公认的方法来得到结论。
经过一番辩论，法官裁决，由于我在生化与血清方面颇有研究，我可以以血清学专家的身分来作证。
在证人席上，我详细解释了不同血型的检验方法及几率，由于这些检验方法都早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检方的专家证人也同意我的结论。
结果，陪审员判定被告无罪这项判决一宣布，那位女检察官就向属下刑警说：“下一次一定要请那位中国人协助我们侦查。”
俗话说，万事起头难。在第一次出庭成功替无辜人士作证之后，各地的公设辩护律师处都主动请我协助办案，或重新检验检方的证据，原来缺乏信心的州警政厅也请我们帮忙进行物证鉴识，就这样，以往冷清的化验室，渐渐变得热闹起来。
我对支援刑事鉴识往往有求必应，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另一方面可以将课堂上讲授的原理应用到实际上案件中，以确实这些方法是否可行获可靠。因而在授课之余，我四处奔走，有时出外勘查案件现场，检验收集到的各类物证，随后又为出庭作准备。每次作证中，我都实事求是，如实地将科学根据及结果深入浅出地向陪审员解释。在多次出庭作证后，许多法官都觉得我的办案态度严谨，检验的科学方法可靠，而认可我的权威，法律界也开始知悉我的名字及纽海文大学的刑事鉴识化验室。渐渐地，校方对我们这个新设的系也越来越重视，开始提供更多的经费，化验室的设备也开始陆续增添。
经过多次交手，检方的许多案件因为刑事鉴识方面工作做得不足，或忽略对证据进行科学分析而败阵。康州警政厅开始意识到刑事鉴识的重要，自从一九七五年秋天开始，州警政厅就请我担任他们的首席刑事鉴识专家，到现场协助警方。原本我只是义务帮忙，后来案件越来越多，警方也过意不去，为了我四处赶场而配备了一辆警务车，发给我一枚警徽。有时白天授课，晚上赶去现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