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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茂鹏连忙解释：“今晚不是我故意的。老杨，真过意不去啊，大年初一又是新婚之夜，这事儿闹得……唉。红叶还好吗？”
杨良书的声音听起来瓮声瓮气的：“红叶没事。不过，对我来说，于公，我是高飞的领导我要过问；于私，我是他岳父也该问。你们算什么事儿啊，新婚之夜把人带走，谁没有情绪？还有，要是高飞没问题，你们得给我全家有个交代。”一股脑儿发泄完，像是突然没了力气，过了几秒钟才唉声叹气地接着问：“你们俩给我说实话，高飞到底有没有问题？是不是特务？还有，高振麒到底是什么人？”
冯劲松抢先回答：“即使有问题他自己也能说清楚。再说，高振麒确实是我们打入国民党军统西安情报站的人。”陈茂鹏讶异地盯着冯劲松，冯劲松不去理会陈茂鹏，低头从口袋里掏出烟卷，陈茂鹏会意，不再说话。冯劲松把烟卷分别递给杨良书和陈茂鹏，杨良书听见冯劲松这么一说心情好了许多，“他会是特务吗？”
陈茂鹏和冯劲松都想说：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特务，即使有高振麒的电报、杨红叶对他的证明，但是甘南山认定高飞是“汉训班”出来的特务那就基本错不了，因为甘南山交代问题从来不撒谎。
面对杨良书，两人却同时摇头否认。
微微点点头，杨良书让冯劲松给他和陈茂鹏点上烟，坐等高飞写完书面报告好一齐回家。
凌晨四点左右，陈茂鹏送走杨良书和高飞之后，又和冯劲松密谈了很久，商量好了几个预案方才分手，各自回家休息。
夜已经很深了，借着微黯的星光，杨良书、高飞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农校的家，杨良书看着高飞走进新房。
杨红叶一直坐在炕边上等着高飞，见他回来，两人都有些不自在，她忙起身去给高飞打洗脚水。
高飞在烛光下看着杨红叶，轻轻地说：“那个姓甘的认错人了。”
“可是……”杨红叶踌躇着，下面的话不想也不愿说出口。
“可是什么？可是他为什么今晚会来甄别我，对吗？”
杨红叶直视着高飞，问：“是的。你是军统特务吗？”
“不是。”
今晚是自己的新婚之夜，杨红叶不能破坏自己的好日子，高飞的问题有组织，而且她也是愿意相信高飞的，就说：“洗洗脚准备睡吧。”
“你是军统特务吗？”这个问话伴随了这对新婚夫妇几天的甜蜜日子，直到初三杨红叶跑去问了陈茂鹏之后，她才不再向高飞追问这个事情。
甄别身份的事影响了他们原本甜蜜的新婚生活，洞房里时常有一团阴云在那里飘来荡去。
似乎对这个不可言状的阴云也有察觉，晓光当高飞和杨红叶沉默坐着的时候，就偎依在高飞身边，静静地看着杨红叶，再抬头看看高飞。每当看到晓光那黑白分明的单纯的眼眸，高飞和杨红叶就赶忙没话找话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阴云才逐渐散去，后来又听到消息说是甘南山认错人了，这才使他们的生活恢复了原有的平静。虽是新婚，可因为有了晓光的存在，他们更像是一对已婚多年其乐融融的夫妻。
第二章
1
春末夏初的延安，还感觉不到夏天的到来，天上刮着呼呼的西北风，黄沙不时地遮天蔽日。
宝塔山下，在一个有一排窑洞的斜坡上，一群身穿灰色军服的学员在高飞的指挥下，正精神抖擞地排练着《黄河大合唱》。
这当口，农校的通讯员行色匆忙地跑过来，在高飞耳边轻语了几句，高飞手中舞动的指挥棒慢慢地停了下来，歌声也随之停止。见大家都盯着自己，高飞强打精神，把指挥棒交给领唱的同学，然后和通讯员疾奔而去。
一路扬起脚下的黄土飞奔到办公室门口，高飞气喘吁吁地喊了报告，杨良书在里面说“进来”。把门帘掀起进去，杨良书摘下眼镜、右手在捏着鼻梁。高飞坐定，杨良书又起身拿起一个搪瓷缸倒水，放在高飞跟前的桌子上，坐回自己的椅子，看着高飞，在思量这个谈话怎么开头。
“爹……”高飞看杨良书一直不开口说话，自己先着急了，咽了一下口水，好像嘴里有沙子，端起缸子咕咚灌了一口，也让自己定定神，拿着缸子说，“有什么事情您就直说。”
“高振麒的事儿。”杨良书决定先从这里开始。
“高振麒？”高飞说，“我们已经形同路人，就当没这哥哥了。”
眼下，延安整风运动已经开始，高飞有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哥哥，他自己又被边保部怀疑过，那是跳进延河也洗不清的了。高飞心里紧张起来。
“高飞，高振麒同志是我们的人。是我们打入军统的特工。”杨良书见高飞这个样子，忙说出实情。政委的话，让高飞紧张的情绪有了些许的松弛，他似信非信，有些迟疑地问：“真的？”
杨良书肯定地点点头，眼里飘过一丝哀伤，“你到延安不久，他就通过交通员和电台打听你的下落。为了他的安全也为了让你安心学习，组织上一直没有告诉你。还有，初一，唉，就是你和红叶结婚的那天晚上甄别的事情，边保部也已经排除了对你的怀疑。”
这个好消息让高飞喜不自禁，他按捺住内心的激动问杨良书：“我哥哥，他还好吗？”
杨良书沉吟良久不说话。一种不祥的气氛又笼罩了高飞，他喉咙有些发紧，“我哥哥他怎么了？”
“他被捕了。”
高飞脑子“嗡”的一声响起来，他作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哆嗦着问：“高振麒……是不是叛变了？”
拿过高飞手里的缸子，杨良书起身又在缸子了蓄了些热水，递给他，同时拍拍高飞的肩膀，“不，他没有叛变。”高飞悬着的心始终不能落地，他告诉自己，不要再去瞎猜，等待杨良书说出实情。“高振麒同志，他，他牺牲了。”说着杨良书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小心地拿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一言不发地递给高飞。
高飞接过来，上面潦草写着几句话，是高振麒的遗言：
胞弟振麟如晤，吾今永别矣！卅年乱离，弟未得一日安宁，兄为久愧之。而今共赴革命，期弟深察吾衷，舍吾之死，忍悲续行。恤己保重，切切。兄麒急就。
牺牲！从日本鬼子侵入中国、参加军统、再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开始，高飞就想和鬼子拼命，哪怕死在鬼子的屠刀之下也不愿做亡国奴。人，谁又不是躺着回去的呢？这是他的父亲常对他说的话。因为不怕死，因为不愿做亡国奴，高飞参加了国民党投身抗日，而后辗转来到延安，他也一直要求上战场，但组织上说：教书也是革命，也是为了抗日，于是把他安排在了抗大农校做教员。
被人怀疑尤其是受到新婚妻子的怀疑，心里一直憋屈的高飞此刻再听到高振麒“牺牲”的消息，长时间蓄积在胸中的悲愤冲破了他心里坚固的理智堤防，眼泪决堤一般地喷涌而出。
从高飞和一群爱国的热血青年来到延安，杨良书就和高飞在一起，做他的领导。在他眼里，高飞有些稚气和内向，还有些书生气，平时说话不多，但学习讨论的时候，他还是很积极地发言，那时的高飞与平时有着很大的反差：初到延安时的高飞消瘦的身子骨和瘦削的脸颊显得他更加高挑和有些孱弱，像一株正在不断向上成长的白杨树。他能吃苦，军训和大生产丝毫不落后，几年下来高飞比先前壮实了一些，但平时少言寡语的性格一直没有改变。高飞和杨红叶的事情，他是没太上心的。他对高飞的印象实在一般，唯一的好感就是高飞抚养了烈士的遗孤晓光。
让他对高飞有了深刻的印象也是从听说高振麒几年前通过电台发送情报，有几次打听弟弟的下落开始的。杨良书接到陈茂鹏的口头传达，把学员的名单送到特工处。高振麒说他的弟弟名叫高振麟，可是在延安没有叫高振麟的人——很多青年到延安，都给自己取了一个革命的名字。
边区边保部与白区地下党的领导十分关心高振麒寻找弟弟下落的事情，多方暗中打听、寻找和观察，又调看了高飞的履历，终于认定高飞就是高振麒的弟弟高振麟。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高振麒，描述了高飞的特征，高振麒回复说：高飞就是高振麟，就是自己的亲弟弟。也是因为高振麒及时找寻高飞，才使得虽有甘南山的指认，高飞还是摆脱了嫌疑。但高飞身上的疑点仍然没有去除，因为高飞在北平曾经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有过接触，后来他接触到北平地下组织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到达延安。
拭去眼角的眼泪，杨良书说：“高振麒同志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我们为他的牺牲而感到悲伤，但更要化悲痛为力量。”下面的话，杨良书咽下没有说出来，他要让高飞的情绪缓一缓再说。
虽然“悲恸”但高飞还是冷静的，回到窑洞躺下，他身体一阵发冷，他紧紧地把被子盖在身上。延安的条件是艰苦的，就是冬天也只能盖这一席薄被。生活虽然艰苦，但热火朝天的学习和生产让他们忘记了这些苦。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高飞从来没有感到孤独。虽然高振麒的死并不存在，而此时，他却有了异常孤独的感觉，像是一头被抛弃的孤狼，茫然而无助地徘徊在被西北风扬起的漫天黄土之中，看不见前方的路。脑子里不断出现父母的身影，他有些想家、想北平了。但他也知道，即使如此，也只能前行而不能退缩。
有人撩起门帘推开了窑洞的门，高飞微微抬起头，见是杨红叶牵着晓光走进来。杨红叶是北平姑娘，性格开朗，喜欢说笑，高飞不管什么事情到了她跟前被她一打趣，立刻就会被她从低落的情绪之中拎上来。她中等个头，微微有些胖，皮肤有些黑，头发更是黑油油的，扎成了两条粗粗的麻花辫垂在脑袋后面。
高飞赶紧坐起来，那意思要杨红叶坐下，自己想和她聊聊。
杨红叶坐在土炕边沿轻轻地说：“我知道你哥哥的事情了。”
“好像他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离开这世界，离开了我一样。就是遗憾，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我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