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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看着门外走过一个人,忙说:“这空缺一方,非此人补不可!”
说着走出门外拉进一个人来,对杨度说:“你看他是谁?”
“霖生!”代懿先喊了起来,接着杨度也叫了一声。
刘揆一高兴地说:“梁先生说你们二位在这里,我还不相信,果然来了。”
熊希龄说:“坐吧,就等你一人了。”
刘揆一大大方方地坐上空缺的一方。
还未吃饭,时务学堂的风气又使杨、王看到一件新鲜事:先生请客,居然还邀来学生作陪,哪个书院都不会有这等事!
梁启超举起酒杯说:“今天借招待晳子、季果两先生之便,大家能在一起喝几杯,是件很开心的事。在座的诸位都是湘中名士,刘霖生、蔡松坡虽是学生辈,但英气勃发,今后也都有可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今天也算个小小的群英会吧。来,为我们的聚会干一杯!”
梁启超说完站起,大家都跟着起身,互相碰了一下杯子,一饮而尽。席上惟谭嗣同年纪最长,三十三岁,蔡艮寅年纪最小,十六岁,其余六人全是二十多岁,都是热血青年,都是饱学之士,今日聚首,相谈十分投机。大家不拘形迹,不避忌讳,敞开心扉,袒露肺腑,酒席上一片肝胆相照热情激昂的气氛。
“卓如兄,你方才说这次由你做东,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意思?”熊希龄问梁启超。他不大会喝酒,刚喝了两杯,脸便红了。
梁启超则是海量,他喝得最多,依然若无其事。他放下筷子,身子靠紧椅背,说:“我打算不久就离开长沙了。”
“什么?你要离开长沙,到哪里去?”熊希龄大感意外,全桌人也都感到意外,都一齐把身子倾向梁启超,认真听他的下文。
“南海先生有信来,要我明春到京城去。”
“是去会试?”杨度问,他已和夏寿田做好准备,参加明年戊戌科会试。
“不是的。”梁启超微微一笑,“我成天忙于教学,哪有工夫作八股文,考也是白考。我现在愈加看清楚了,以八股取士必定会遗漏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我这次准备再联合一批志同道合之举子,上书请求废八股文试帖诗,专考经史策论。”
“这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谭嗣同双目炯炯地注视着中文总教习。
杨度说:“不考八股文也不是凭空臆造的,康熙年间就一度废八股专考策论,不少国士就在那时应运而出。”
“晳子说得对。”梁启超很佩服杨度对掌故的熟悉。“当前国家多事,急需治兵御侮、实业理财之人,但朝廷却以诗文楷法取士,怎能得到应变救时之才呢?同时,朝廷取士,乃为万民立人才之标准,若不改变取士途径,天下读书人仍像过去一样以记诵圣人片言只语为手段,以空虚无用之起承转合为要务,对外不知兵事,对内不察民情,强国无方,富民无术,面对着虎视眈眈的强邻,便只有割地赔款的能耐,再无臣服夷狄的本事了,这国家不就亡在眼前吗?”
众皆点头,面容肃然。
“南海先生将于明春在京师成立保国会,向京师官绅士民大声疾呼亡国亡种之危险迫在眉睫,非群起而保卫不可。”
“这是爱国的壮举,最好邀请一些王公大臣参加,作用就更大。”熊希龄插话。他是新翰林,已进入官场,考虑问题的角度容易转向上层。
“我看不必要。”出身下层的刘揆一说,“那些王公大臣都是些昏庸无用之辈,国家强不强,他们从不去考虑,只要自己的官位爵位能保住就行了。我看关键是要动员一批有志气的年轻士人,国家的前途在他们的身上。”
“秉三和霖生的话都有道理。我为南海先生当助手,既去联络王公大臣,也去动员年轻士子,只要这两部分人感奋起来,中国就可以保了。”梁启超说话之间,颇有点踌躇满志的味道。
“梁先生,时务学堂刚搭起个架子,你就要离开湖南,真可惜,能不能晚点去呢?”唐才常伸开双臂,做了一个挽留的姿态。
“本来可以晚一点离湘,但我还要到上海去一趟。夏天在上海与汪康年办时务报,里面还有一点小纠纷,我得去料理下。”梁启超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时务学堂,赖诸君的努力,已打开局面,我离开后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龚瑟人说过,但开风气不为师。风气已打开,我的事情便基本完成。依我看,湖南今后应办的事情主要有三件。”
“哪三件?”谭嗣同问。
“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皆举,则于全省之事譬若握裘挈领了。”
大家都点头。
梁启超继续说:“开此三智,在朝廷而言,则为大变科举,废八股而专试策论。在地方上则为大办学堂,不但省城办,州县也要办,都要办成我们时务学堂这个样子。过两天我要向抚台大人建议,从各州各县挑选三至五个有学问有维新思想的爱国士人,分批来时务学堂。时务学堂专设一个这样的班对他们加以培训,培训半年,让他们回去在自己的州县也办个小时务学堂。贵省的大政治家曾文正公生前曾有志培养一批好官种子,撒到各地去,让他们在各地培养好的风气。曾文正公的眼光很远大,可惜天不假年,没有办成功。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曾氏乡人,在培养创办开明学堂种子这件事上,实现文正公的遗愿。”
众皆报之以掌声。
梁启超说得更起劲:“贵省是一个文化渊源长远,人才层出不穷的地方。周濂溪创立的理学,惠泽我中华民族达千年之久;王船山博大精深,船山学说实为集儒家学说之大成;更兼以曾、左、彭、胡为代表的一批三湘子弟,经世致用,拯危扶难,为天下读书人挣足了风采。启超自懂事起,就向往这块地灵人杰之乡,这次能在长沙住了三个月,结识了在座诸位,实为三生有幸。”
谭嗣同起身举杯,说:“卓如先生说得好,我们为他的这番深情浮一大白。”
“好!”众人均一饮而尽。
熊希龄说:“贵省地处海疆,得风气之先,哺育了南海先生这位当今圣人,也造就了卓如先生这样的大才。”
“称我为大才不敢当,南海先生倒的确是个圣人。”梁启超面色庄重地说,“南海先生学贯中西,识通古今,最了不起的是他能从《 春秋公羊传 》中悟出了孔夫子原来是个最早最伟大的改革家。孔夫子的通三统、张三世的思想,两千年来一直如宝珠沉沙,不为世人所识,南海先生重新把这颗明珠挖出来,告诉国人,据乱之世已到尾声,升平之世即将来临,太平之世也将为期不远了。”
粱启超说到这里,心情十分激动,他挥起右手,俨然公车上书时涕泣演说的模样。
大家都静静地听着,杨度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康南海学问渊博,的确令我辈佩服,不过,通三统,张三世,乃东汉人何休的观点,并不是孔夫子提出的,为什么康南海硬要把它扯到孔子的身上呢?”
代懿也说:“是的,家父也就此事多次批评过南海先生。”
梁启超笑了笑,说:“孔子虽然没有明说过三统三世的话,但他的实质正是何休所解释的。南海先生指出这是孔子的思想,并不错,何必要拘泥于字面呢?”
谭嗣同接言:“南海先生的学说遭人诘难的不少,其实许多人并没有仔细读过他的书,只因他的书名起得诡异,便竞相指责。好比《 新学伪经考 》,若改名为《 旧学真经考 》,则人将倾服惟恐不及,哪里还敢诋毁。”
眼见杨度还想据理辩驳,熊希龄忙岔开话题:“卓如先生刚才说的办学堂开智识,的确是很有见地的主张。我再请问一下卓如先生,你认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弊病在哪里?”
“中国最大的弊病在君权盛而民权衰。”梁启超不假思考地回答。
杨度觉得这个问题很重大,但他素日思考得并不多,便说:“请言其详。”
梁启超侃侃而谈:“中国历来只有君主而无民主。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所为者一家一姓;民主者何,公而已矣,所为者民众百姓也。从秦汉以来,都把江山社稷看成是皇帝一家的私产。这样的皇帝,说穿了,不是圣上,而是民贼!真正的圣上,在中国没有,全世界也很少,近世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那才是真正有高尚品德的君主。国家事,本是众人之事,国家要强盛,就非要众人共负起责任不可,而责任与权利是密切联系的。眼下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实为中国致弱之根源。故争民权,行民主,乃今时救国之善图,而欲达此目的,非维新变法不可!”
“卓如这话说得好!”谭嗣同放下酒杯,从容地说,“中国政治之坏,根本一点就是颠倒了君民之间的关系。其实生民之初,并无君,皆为民,后世举一民为君,才有君产生,故君为末,民为本。孔夫子一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位,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著《 春秋 》,主要是为了反对君本位而倡民本位的。孔子死后,其学分为两支。一支由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子畅言民主之理论以继孔子之志。一支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庄子痛诋君主否定君权。但后来这两支都失传了,荀况乘机而起,鼓吹法后王尊君位,遂使秦以后历代君主用这种假冒的孔学去行其奸。南海先生的功德,就在于恢复孔学的本来面目。”
“复生兄刚才这番追根寻源最是有道理。”唐才常说,“总之一句话,今日救中国,舍维新变法,则别无出路!”
刘揆一也说:“各位先生都说得很对,中国只有变法才能图存,而且要大变,小变还不起作用。”
“诸位仁兄!”谭嗣同解开皮袍,卷起袖管,霍地站起,朗声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