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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应约而来，严复亲自泡了一碗上等武夷岩茶招待他。
“老先生，二十年前您在《辟韩》那篇文章里说，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前两年您又积极提倡读六经。您为什么到了晚年又改变了中年时的看法呢？”寒暄几句后，杨度有意将话题引进自已所设下的圈套。
比起半个月前来，严复不仅气色好多了，而且兴致也浓烈多了。他爽快地回答了杨度提出的问题：“二十年前，我看到西方文明进步的一面多些，对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精微一面看得少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去年欧洲爆发的大战，我愈来愈看清了，欧洲三百年来之进化，其实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再对照看看孔孟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在人格培养方面，西方和中国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西方在技艺方面的进步确乎大大超过中国，但他们忽视人格的培养，而人格的培养才是最重要的。我提倡读经，意在以孔孟之教来化育中国民众的人格。”
“哦，我明白了，老先生，您是把人格的培育置于技艺研习之上的。”
“对于个人而言，可以用‘人格’二字来表明其人的特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数万万人合起来则形成一种特性，我近来用了一个名称来表达，叫做国民性。”
“国民性”，杨度掂量着这个新名词，觉得这三个字组合得很好。
“国民性即大多数国民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性。”严复补充说明。“我跟你说一件事。光绪三十一年，张翼以开平矿务局的讼事约我一起去了趟伦敦。孙中山先生那时刚好在伦敦，听说我来了，就来拜访我，跟我大谈排满革命。他把革命描绘成救中国的万应灵药，我不以为然。我说，以目前中国国民品格之劣，智识之卑，即使用革命来除弊病，从甲身上除掉了，又会在乙身上发生，从丙身上泯灭了，又会在丁身上出现。当今之急务不是革命，而是普及教育。教育普遍了，民品变优了，国家的面貌才会从根本上改变。孙中山先生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你是思想家，我是实行家，我是决计要实行革命的。”
杨度插话：“巧得很，也是光绪三十一年，我在东京与孙先生也有一场辩论。孙先生主张暴烈革命，我主张渐次改良。孙先生主张民主共和，我主张君主立宪。我们辩论了三天三夜，谁也说服不了谁。老先生，听说您也是不主张民主共和的。”
“是的，我素来不提倡民主共和。”严复将头上黑白相间的长发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说，“民主共和是要在一个国民性相当优秀的国度里才能实行得好。打个比方来说，人要长大了，成熟了，才能判别是非，独立办事。年幼时不成熟，没有独立处事的能力，就只能依靠有才干的大人来呵护，来指导。美国，法国这些国家国民性比较优秀，他们可以行民主。中国的国民性低劣，好比不懂事的小孩子，君王是带领他们的大人。故中国不宜行民主，只宜行君宪。”
见严复自己钻进了圈套，杨度很高兴，忙说：“老先生真不愧为中国人中的先知先觉，您真是把中国的国情看得入木三分。我一向主君宪制，辛亥年全国民情汹汹，都说要行民主共和，我那时拗不过大家，改变立场也主共和。共和实行了四年，国家没有起色，更谈不上立宪。袁大总统深谙中国民情，知民主不行，但又不能拂逆一部分人的好意，遂明行共和，暗取专制。这其实是在作伪。”
严复说：“二十年前我就说过，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杨度忙说：“您概括得精辟。这样作伪下去最终必变为无耻。我和几个朋友商议，与其假共和真专制，不如干脆行真专制，摘掉民主的假面具，重行君宪制。”
严复吃了一惊：“你说什么？”
杨度说得更明白了：“我说我们主张改国体，变民主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
严复摇摇头说：“这怕不行。民主共和制已行了四年，皇帝早已废除，这时又来再提君主立宪，岂不是笑话？国事非同儿戏，岂容一变再变。”
杨度说：“我们先在学术上研究，发动大家来讨论，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赞成也行，反对也行，各抒己见。”
“在学术上讨论讨论，那倒不是不可以的。”严复拿起茶几上的一把折扇，打开来轻轻地摇着。“我向来主张学术上要宽松。战国时期就是因为环境宽松，才有诸子百家出来，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以后历代统治者钳制学术自由，文化上也就没有多大发展了。即使是民主共和制有千般万般好处，有人说它不宜，要行君宪制，也要让人家说话。”
“对，对，正是您这话！”杨度见谈话很投机，忙趁热打铁。“袁大总统很赞成我们组建一个团体来讨论国体问题，还特地说严又陵先生中西学问都很渊博，德高望重，一定要请他参加。我这是奉袁大总统之命，特来恭请您参加这个团体的。”
书生味十足的严复直到这时才明白，为何杨度过去从不往来，这段时期如此殷勤，原来是奉了袁世凯的命来请我参加他们的团体的。他心里颇为不快。倘若杨度不抬出袁世凯来，他或许会参加，现在他反而不愿参与了。
“这些事还是你们后生辈去弄吧，我今年六十三了，又衰病如此，怎么能参与？假设我年仅天命，又或者虽过花甲而未病，我跟着你们再风光一回，即使杀身亡家也无所谓。”
杨度说：“大家都说您是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听了您刚才的话，我更有这种感觉。我们其实不敢多劳动您，只要您肯赏脸参加，赞同行君宪，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了。”
严复不明确表态，却提出一个问题来：“你们要改用君宪，一定是心目中有了一个英明的君主。这一个君主是谁呀！”
这还要问吗，这老头子是真不明白，还是故意装傻？杨度这样想过后，认真地回答：“当今中国，还有谁能坐这把黄龙交椅呢？当然是袁大总统了，这是天心所归民心所向的呀！”
严复的脸色刷地变了，坚决地说：“袁项城做总统还勉强说得过去，做立宪制的君王，他不够格。”
杨度没料到老头子会如此坚决地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愣了一下问：“老先生，为什么袁大总统不能做皇帝呢？”
严复严肃地说：“若是让袁项城做历史上的一般帝王也未尝不可，但现在要让他做立宪制的君主，他不是那块料。不是说他没有宪政方面的学问，那不要紧，你们这班子人可以帮他制定。我说的是他没有宽阔的胸襟和容人的气度。”
“袁项城不行，什么人行呢？”杨度试图以此来堵住老头子的嘴。
严复说：”要说中国的皇帝料，上上之选是汉光武帝、唐太宗，降格以求，则曹操、刘裕、桓温、赵匡胤也还算可以，其他人就不配论了。”
杨度心里冷笑道：老头子说的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话。这等迂阔的人，想必也不能办成什么事，倘若不是看在早年的名声上，根本犯不着在这里磨嘴巴皮。心里虽这样说，口里的话还是客气的：“老先生，您的话固然不错，但汉光武、唐太宗毕竟历史上不多见，宋、元、明、清都没有出过这样的皇帝，王朝也照样建立，照样巩固。何况许多人都说过，袁项城就是今天的桓温。按您的标准，他也可以做个中等君王，为何不可以辅佐他做个皇帝呢？”
严复冷笑：“袁项城比起桓温来不啻差之千里！”
说着又摇起折扇来，一副十足的老名士派头。
杨度跟不少大名士打过交道，知道对付这种人一是捧，二是镇，双管齐下，方可奏效。
他于是挺直腰板，敛容正色道：“严老先生，二十年来，随着《天演论》的广泛传播，您也名满海内外，千千万万有志于国事的读书人，从《天演论》中学到了许多古来所未有的新知，因而对您的崇仰，近世以来几无第二人可比。我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说出国前所有的新学知识几乎都是从严译名著中得来的，又说无侯官严先生，则无中国之新学。于此可见您对中国的影响之大。”
杨度说到这里注意看了一眼严复，只见他停止了摇扇，脸上露出微笑。显然，他是爱听这种话的。
“严老先生，”杨度接着说，“中国之有立宪，完全是受西方的启示。中国要想强大，亦非得学习西方走立宪的道路不可，舍此别无出路。但不幸的是，四年前革命党惑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大部分国民甚至包括袁大总统在内，出于对朝廷的失望和对革命党的信赖，匆匆忙忙地在中国选择了民主共和的国体。此国体实行了四年，有识之士都已看出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民性，然既己实行，再要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我们几个人决定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迎难而上。老先生负西学泰斗之望，一言九鼎，且早已英明地看出中国不宜行共和。所以我们恳请老先生以国事为重，以自己的信仰为重，不嫌我们人微言轻，不惧世人不负责任的指责，参加我们发起的这个学术团体，并出任理事长，随时给我们的行动以指导。”
严复说：“老朽说话办事，向来只认真理不恤人言。明说吧，你们发起的这个团体，我并非不愿参加，只是我不愿意捧袁项城为帝。”
杨度心想，只要他肯列名筹安会便是胜利，于是说：“袁项城身为总统，多少人想巴结尚且找不到门路，您受他的格外器重，却不愿违心地讨好他。您的这种风骨令我钦佩。”
杨度再捧了严复一下后郑重地说：“老先生，请恕我说句直话，您若因为不同意袁项城为皇帝便不参加选择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