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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不演义-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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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李建成决定采用后一条建议。

离开长安,李建成直奔仁智宫,在出长安没多久,李建成留下随从,率领十多个人来到行营。李建成投案自首的态度还是很认真的,见到父皇后,李建成马上趴在地上叩头,并做出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跪在地上后,突然发力将自己撞了出去。李太子一投出去后,也不知道是撞在了地上还是柱子上,差点一死以证清白。

就算如此,李渊的怒火依然没有消去,出离愤怒的李渊下令将李建成关在帐篷里,并特别交代,不准给这反骨仔酒肉,端两碗麦饭让他忆苦思甜,好好反省一下。

关住了李建成,剩下来就是抓捕杨文干了,只有把杨文干抓来,才能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为了让杨文干主动投案,李渊特地派出了司农卿宇文颖前往庆州传召杨文干,当然,为了顺利将杨文干忽悠来,李渊又开动脑筋,编了一个好听的理由。

从事情发展来看,李渊的脑细胞算是白费了,因为传话的宇文颖实在是一个人才。

到了庆州见到杨文干后,宇文颖把李渊精心教他的一套台词全部丢弃不用,然后一五一十把真实情况告诉了对方。

李建成都被抓了起来,让我去,岂不是送死?

李建成可以相信父亲,杨文干却无法相信组织,听完宇文颖的情报后,杨文干当即决定造反。

杨文干确定造反的消息传到仁智宫,李渊开始发慌了,要知道庆州距宜州仅隔一座山岭,今天起事,快一点的,明天就能杀到行宫开李渊的批斗大会了。

为了防备对方偷袭行宫,李渊连忙率领宫女大臣们连夜转移,从宫里跑到了山里。

李渊大帝是来避暑的,最后竟然变成了露营,被蚊子跳蚤骚扰过,心情自然不会太好。而上火的李渊情急之下,做出一个草率的决定。

他叫来了自己最能干的二儿子李世民。

说明了事态的紧迫性,李渊望向了二儿子,这是一个从未让他失望的儿子。南征北战,李世民可以为他摆平一切,可这一次,李渊听到了一个颇为意外的答案。

李世民婉言拒绝了领兵平乱的要求。

“杨文干这种级别的人都敢造反,是自寻死路,据我推测,他幕府的僚属应该已经将他擒获并杀掉,就算他们不动手,随便派遣一员将领就可以平定他。”

李世民,要真这么轻松,你爹也不用连夜上山跟宫女露营了。

想了一会儿,李渊明白了。自己的儿子将这么大的事说得这么轻描淡写,无非是在跟自己谈条件。

也许是跑了一夜,李渊的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一向步步为营的他来不及恼怒,反而随手就给李世民开了一张他绝不会兑现的支票。

“你说得不对,这件事情关系到建成,事情一拖,响应的人就多,到时就不好收拾了,最好还是你去一趟,等还兵之时,立你为太子。我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就算他以后不服,也容易对付。”

在史书中,李渊曾经多次许诺立李世民为太子,但据史学家分析,绝大多数都是假的,只有这一次极有可能是真的。

李世民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容,马上表态今天就率兵前往庆州。

李世民一出手,效果还是突出的,大军还没到庆州,杨文干的造反部队就望风而散,杨文干被部下砍头,优秀的传令员宇文颖被活捉,送到行宫斩首。

此事就是震惊唐廷的杨文干事件。

整个案件各大史书均有记载,其案情清楚,证据确凿,动机明白,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史学家们看来,这大概是唐初第一疑案。

为了理解这个认定,我们需要讲述另一件事情。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四月二十八日,已经成为皇帝的李世民叫来了谏议大夫褚遂良,聊着聊着,李二皇帝突然堆着笑脸,问了对方一个问题:

“爱卿管起居,那里面记了些什么事?这些东西,皇帝可以看吗?”

李世民如此谦虚谨慎地笑,那一般没什么好事了。这个提问性质相当严重,为了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必须再讲另一个故事。

春秋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宰相崔杼斩杀齐国国君齐庄公,独掌大权的崔杼事后翻阅史书,发现一件让自己怒火中烧的事情,齐国史官太史伯竟然在简书不替领导粉饰,直接写某年某日,崔杼弑其君!

恼羞成怒的崔杼下令将太史伯抓起来砍头,并踩烂了这一片竹简。

接替太史伯的是他的弟弟,过两天,崔杼又去翻资料,新任史官补上了那一片竹简,竹简之上依然是那些字:崔杼弑其君!

反了反了,崔杼抓狂了,他拍案而起,马上送新任史官去见他哥哥。并再次将竹简踩个稀烂。

再过两天,崔杼又一次在竹简上看到让他触目惊心的五个字:崔杼弑其君!

这一次的史官是太史伯的另一个弟弟。

看到这一片竹简,崔杼终于冷静了下来,他终于承认这个世界上确有威武不能屈的人,于是,他释放了史官,接受了自己弑君行为被记录于史的事实。

故事还没有结束,新任史官出去后,迎面碰到一个气喘吁吁,拿着竹简的人。此人是南史氏,南史氏告诉对方,听说太史家史官都被杀了,自己现在拿着竹简准备将崔杼弑君之事继续记录下去。

“既然你已经写好了,那我就告辞了。”南史氏挥挥衣袖,转身就走了。

春秋无义战,春秋有大义,正是有这些史官冒死直书的精神,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信史。

现在,回到伟大的贞观年间,维护史官尊严的使命降落在褚遂良身上。

李世民向褚遂良要的是起居注,起居注这个东西是记录皇帝日常活动的东西,属皇帝的日记。百姓的日记别人不能看,但皇帝的日记,按约定俗成的惯例,皇帝本人不能看。

褚遂良深吸一口气,郑重告诉皇帝陛下,这个东西专门记载人君言行,不管善恶都会记载,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君王端正自己的行为。

然后,褚遂良直接回绝了李皇帝:

“我混了这么久,还从来没听说君王可以看起居注的。”

李世民沉默了,半晌之后,嘟囔了一句:

“这么说,要是朕有什么做错的,你们也会记吗?”

褚遂良可能差点偷笑出声了,想不到英明伟大的领导也有内心纠结的东西。这不废话嘛,于是,他答道:

“秉笔直书是我的职责,不敢不记。”

在褚遂良带头作用下,黄门侍郎刘洎也凑过来起哄:

“就算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的。”

李世民碰了一鼻子灰,悻悻然说道:

“那是那是。”

李世民采取撤退是正确的,要知道,另一位刺头魏征最近生病了,没上班,要是让他知道李世民要看起居注,不知道这位乡巴佬要怎么尖酸刻薄地讽刺李大帝。

李世民试图接管史书的努力并没有停止。

第二年,李世民又一次想起了那些让他牵肠挂肚的记录。这一次他聪明了,没有找人称魏征接班人的褚遂良(魏征去年去世),而是找到了老部下房玄龄。

“国史因为什么原因不让帝王看呢?”李世民抱着虚心请教的态度询问房玄龄。

“国史善恶必书,怕圣上看了大怒,所以不献。”

李世民呵呵笑了起来,摆了摆手:

“我不会的,我不会的,我的用心跟前世帝王不同,我看国史,只为知道前日之恶,以后好引以为戒,你放心好了,现在拿上来给我看看吧。”

转这么一个大圈,还是要看国史啊。

主管纪律工作的谏议大夫马上表示反对,但李世民宣布反对无效。

不久后,李世民终于看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国史,打开国史,李世民很快翻到了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

那一天,长安城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玄武门之变。

不知道史书上如何记载,只知道李世民看了很不高兴,他叫来房玄龄,告诉对方,自己当年干的事,类似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没必要忌讳,你们重新写,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所谓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总结这三者的特点,就是为了维护正义,战胜邪恶,这些人不得不做出一些有违礼法的事。

要是相信李世民所说的你们大家照直写(直书其事),那就上当了,其可靠性比公交司机所说,下一辆马上到差不多。事实上,李世民玩了一个小花样,在下令指示房玄龄直书其事前,特地举了周公们的例子,给玄武门之变定了调子。

以房玄龄的智慧,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很快,史官们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一份经过精心修改的国史重新送到了李世民面前。

说出这个往事,不仅仅是为了揭李世民的老底,还想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史书,是经过人为加工的,里面有篡改,有隐瞒,甚至还有编造。

尽信书,不如无书,但尽不信书,将无书可信。

因为历史是人写的,自然不一定是真的,但正因为是人写的,就一定不会全是假的。

林肯告诉我们:你可以一时蒙骗所有人,也可以长时间蒙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长时间蒙骗所有的人。

要想在史书里欺骗所有的人,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我们不应该忘了史官这个群体。

虽然唐朝那些年,以命写史的史官差不多绝种了,但他们毕竟是受过儒家文化教育的,他们的祖师爷孔子就是一位史学家,还专门写过一本《春秋》的史书,在这本书里,孔子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写史的笔法,这个笔法的特点是,看着没骂谁,其实连人家祖宗八代都骂了,看着没写什么,其实对方坑蒙拐骗的事情一件不落。这种藏着说,拐着弯说的笔法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史官们继承并发扬了这种笔法,在写史的过程中,常常在史书的角落里,留下蛛丝马迹,然后等待着后人去发现,从而最终找到事实的真相。

而我们每一个翻阅史书的人都应该怀着一颗福尔摩斯的心,把翻阅史书当成跟前代史官们的一场智力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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