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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奇同志很愿意跟我谈话。“想不想从政啊？”他和蔼地问。
“想过，但只是想想而已。讲师团是干什么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给领导干部讲马列主义，听课的可都是大干部。你愿不愿意去呀？”马奇同志解释说。
我笑了笑，未置可否。
离毕业还有两三个月，我的当务之急是论文答辩。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一个星期后，研究生部主任又通知我，让我去省委讲师团一趟，几位副团长要见见我。
我惴惴不安地来到省委，在收发室登了记。收发室的工作人员往里打了电话，同意我进去。我走进省委大楼。这是一座苏式建筑，楼的举架很高，但窗户很窄。
我走在幽深的铺着红地毯的走廊里，感觉到一种无形的森严和神秘，心里有些发慌。几位副团长在一个小会议室接待了我。马奇同志今天没在。
“雷默，马奇同志介绍了你的情况，我们不太相信，想再考核考核。”一位副团长说。 他们让我谈一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来之前多了个心眼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本著作我都翻了翻。
“这本书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其实我对这本书也就知道这些。几位副团长对我能回答这三部分就很满意。
8、选择（2）
“你的专业生态学是怎样一门学科？”他们继续问。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人作为一种高级生物，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上升到哲学问题，因此，生态学与哲学之间是相通的。”既然问到了我的专业，我就极尽发挥之能事。
在攀谈了半个小时以后，一位副团长说：“很好，你回去等信儿吧。”
我离开省委大院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毕业论文答辩后，我从《东州日报》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东州市政府研究室招聘三名工作人员，其中要一名学生态的。我一看与我的专业有关，便毅然决然地报了名。
考试那天早上，由于着急参加考试，骑自行车闯了红灯，我心想，坏了，警察要是扣我的车就耽误事了。
警察一过来，我就满脸堆笑地说好话。也是老天爷成全我，警察那天的心情不错。他说：“你怎么回事儿？下次注意，走吧。”我喜出望外地骑上自行车就消失了。
考试很顺利，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当时的分配原则叫双向选择。省委讲师团一事我已抛在脑后。
市政府研究室通知我上班，上班的第一天就参加了市政府机关运动会。开幕式上，研究室方队人人拿了一把羽毛扇，好像人人都是诸葛亮一样。
我走在方队中感到很自豪，研究室是市长的智囊团，我是市长智囊团的一员，心里很得意。
可是麻烦不久就来了，研究室人事处到白山大学研究生部拿不到我的档案。研究生部王主任说，两个月前就被省委组织部拿走了。
研究室人事处的同志与省委组织部沟通，回答很简单：“这个人省里相中了，让他到省委讲师团报到吧。”
研究室人事处的同志据理力争，但没有用，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而我已经开始介入东州市最大的软科学课题《东州市城市生态建设总体规划》。
那是一段很灰色的时光。我在市政府研究室工作了半年多时间，没拿到一分钱工资。人事处的同志费尽心机还是拿不到我的档案。我也动用了父亲所有的关系，最后打动了马奇同志。
马副主席要找我再谈一次话，于是，我再次走进省委办公大楼，走进了那条铺着红地毯的幽深的走廊。
在马奇同志的办公室，他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慈祥老人。
“雷默，人生的路怎么走就在一念之间。讲师团很清静，市政府很热闹，但是钱钟书先生说过，‘你愈听得见喧嚣，你愈听不清声音’，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看得见的。” 马奇同志的话让我很震动，但我已经不可能更改选择，我为这个选择付出了太多。
“我们已经安排你到省委党校进修一年。”马奇同志遗憾地说，“既然你不愿意来，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最可惜的是我们浪费了一个研究生指标。好了，年轻人，祝你前程似锦，好自为之吧。只怕你有一天要后悔的。”
这最后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当初留在省委讲师团，人生的路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不敢想，也不能去想。可见，我与官场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我与张国昌是一个知遇之恩的错误。
9、赌徒（1）
张国昌原本是街道办事处的一名普通干部，由于天资聪颖被招聘到市政府研究室，很快便升任为工业处副处长。一次与主管工业的副主任出差，回来后向市政府秘书长汇报被考察城市的工业情况，副主任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秘书长说，国昌啊，你做做补充吧。
张国昌口才极好，他抓住机会口若悬河，条理清晰一二三四五，说得秘书长频频点头。这次汇报不久，张国昌就被破格提拔为市计委副主任，不到两年又升任副市长。张国昌在官场上升得太顺了，顺得让人眼晕。
但是张国昌毕竟文化底蕴有限，他在进入街道办事处之前只是个药材店的仓库保管员。俗话说，高处不胜寒，张国昌在官道上达到一定高度以后，明显感到自己的文化底蕴力不从心，在驾驭全局时有些吃力。他想在文化理论上找条拐棍，他实际上物色了好长时间。
在一次接待香港外商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有幸坐在张国昌的小轿车里，那天晚上下着毛毛细雨。
“雷默，你在《东州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我都看过了，很有见地，我看你就调到办公厅来吧，研究室的工作太虚，年轻人还是要多干点实事，多开阔眼界，我看你就调到综合二处跟着我吧。”张国昌斜躺在后车座上说。
我当时听了激动不已，大有不知所措之感。就这样，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被调到市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任副处长了。
应该说，张国昌身上有一种草莽的魅力，此人天资聪慧，却又不学无术，满嘴脏话中充满了哲理：“有的同志工作起来忙不到正地方，满场跑就是不进球，还有的同志一天到晚狗鸡巴操猪稀里糊涂。这不行，跟我干活就得脱裤子坐板凳，板是板，眼儿是眼儿。我喜欢总结过去老地主的工作方法，就得让干部少睡觉，多干活，干好活，在我面前即使你是个混蛋，我也要叫你不敢偷懒耍滑。在我眼皮子底下能躲过去，是树林里放屁——凑巧了。什么叫领导方法？我看就是让大家都干活，别闲着。凡事儿都有一个理儿，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不是皮裤没有毛就是棉裤薄。”
张国昌看上去有些侠肝义胆，又充满了匪气。他跟我说过，他自身就是个矛盾体，有流氓的劣根性又有追求儒雅的理想。这种性格上的两重性让他很痛苦。
据说张国昌的爷爷带领全家逃难途中，就曾带领一帮逃荒的灾民揭竿而起，抢占了一个地主家的大院，招兵买马，整日杀猪宰羊。后来这家地主引来了日本人，张国昌的爷爷领着全家逃了出来，叔叔、大爷却被活活地烧死了。
所以，张国昌身上有一种天然的英雄主义血统。用老百姓的话讲叫做匪气。他从小就是孤儿，一边吃百家饭，一边发愤出人头地。
文化大革命来临的时候，张国昌也上了山下了乡，在一个叫做丁家堡的地方认识了孟丽华。孟丽华是随父母走“五？七”道路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
一次，一个村霸对孟丽华欲行不轨，被张国昌发现，他夺过一个车老板儿的马鞭把那个村霸抽得满地打滚儿。孟丽华就这样爱上了张国昌。
张国昌从小很喜欢听《七侠五义》、《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当上东州市副市长以后喜欢看金庸先生的小说，有一段还迷上了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皇帝》。他没有时间看书，我只好给他搞了一套VCD，他一连看了三遍。
也难怪，连领导人也爱看二月河的作品。国务院的一位领导到东州视察时还说，你们一定要读一读二月河的皇帝系列，康熙打了三次大胜仗，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税收、海关。当时张国昌正好主抓东州市的税收和海关工作。
9、赌徒（2）
应该说，张国昌在东州市担任副市长这几年是有些政绩的，他做事务实，善于与大外商交朋友，但是，人一旦有了锦帏绣榻、锦衣玉食，便容易忘记过去，他的天性就是一匹无缰的野马。人一旦失去了束缚，恶的一面就会占上风。
张国昌从小就嗜赌，男人大多是喜欢刺激的，凡是刺激的东西都会使人上瘾，好的刺激可以使人上天堂，恶的刺激可以使人下地狱。张国昌对赌上了瘾，赌是最刺激的一种挑战。 张国昌先是赌钱，赌前途，最后赌命。赌徒没有不输的，张国昌赌注下得太大，他不仅输掉了政治生命，更输掉了肉体生命。
张国昌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英雄梦没有实现，却成了一代枭雄。贩毒的头子叫毒枭，张国昌嗜赌自然可以称为赌枭了。
其实，张国昌豪赌，李国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国藩起初对张国昌是马放南山。张国昌认为是一种信任，着实奔跑了起来。等张国昌占山为王以后，李国藩紧张起来，再加上挑拨离间者乘虚而入，李国藩陷入圈套。
有人怂恿李国藩给张国昌缚上一根缰绳，李国藩知道缰绳已经没有用了。他说：“随他去吧，但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