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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他是故意和家里人作对，没人相信他是真的。”贺庆生提高了嗓门。我剁得更加用力。
贺庆生忍无可忍地夺过我手里的菜刀，低声下气地说：“对不起，是我拉你来的，你要觉得受不了就先走吧，我跟他们解释。”
我把那撮大小不一的所谓姜末放在切好的松花蛋上，边往上浇醋边说：“马上就可以吃了，你回去等着吧。”
我坐回座位时，DOUBLE没再靠近我，也没跟我说话。吃完收拾完，他们开始合练。DOUBLE的吉他弹得非常棒，噪音条件也得天独厚。唱了几首英文歌之后，他开始唱中文歌。歌词很颓废也很粗俗，曲子却流畅而优美。停下来休息时他们告诉我，那是中国摇滚第一人崔健的手笔。
我抱着啤酒瓶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着，喝着。我不了解摇滚乐，不知道崔健，但我至少明白一个道理，不了解并不代表有权利轻视。
“给我点儿肉，给我点儿血
换掉我的志如钢和毅如铁
……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
我嘴唇颤抖地看着DOUBLE，手上的酒全泼在胸前。哆嗦着放下啤酒瓶，我端起一杯二锅头一口灌下，咳呛着鼓掌。他们几个人对视了数秒，DOUBLE调了调弦，开始重复这首歌。我在歌声中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这种从未尝过的烈酒。
他们把这首歌重复了无数次后终于停止，因为我伏在桌上已经咳得抬不起头了。
DOUBLE问我：“你怎么样？要不要紧？”
我努力压制住咳嗽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到他面前，吻住了他的唇。他怀里的吉他“嗡”的响了一声被转到身侧……
那一晚，我醉得很厉害，意识模糊，记忆支离破碎，脑海里却留有几个不连贯的片断：他翻转或折叠我的身体时我的骨骼发出“喀喀”的声音；趴卧在床上，我身后那个被撑开的部位竟然毫无知觉；在一道白光中，齐歌的脸一闪而过……
第二天清晨，手机震动着把我唤醒。我头痛欲裂，强打着精神看了看表，起床穿衣，故意忽略床畔的另一个人。
那个人却不肯忽略自己，撑起半个身子露着光洁的胸脯问我：“这么早就走？”
“我今天考试。”应付完他的问话，我继续扣钮扣，却发现衬衫的扣子只剩下一颗，开身毛衣的拉链也坏了，卡在中间上不去也下不来，只能像穿套头衫一样胡乱穿上。我暗自庆幸还有一件完好的大衣。
“你昨天晚上很棒，真的。”他由衷地赞美。
我却不知该如何回应，难道要说谢谢吗？我冷哼一声，弯腰穿鞋。
我转身往外走，他赤条条的披着被子追出来问我：“什么时候再见面？”
“有缘千里来相会。”我笑着撩开隔断里外间的布帘。
睡在外屋沙发上的贺庆生从毛毯里探出头，用一双惺忪而又迷茫的眼睛打量着我。
坐在出租车上，我不停的傻笑。如果不是因为我一上车就报出校名，司机大概更愿意把我送到安定医院。
我打算先回寝室换掉被扯坏的衣服再去考试，却在寝室门口遇到嘴里咬着三明治正在锁门的孙琛。他收起钥匙边往外跑边对我说：“哥们儿先走了，待会你锁门。别晚了。”
我刚把身上那件只剩一颗扣子的衬衫脱掉，门响了一声，我下意识地回头看，正对上齐歌红得几乎要滴血的眼睛。我背转身，在他的注视下从容地穿衣。
“谁干的？是昨天找你的那个人吗？”齐歌沙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看到他的瞬间，我曾为自己胸前的吻痕和红肿的乳尖产生过一丝羞愧。但是，随着他的这句话，那丝羞愧消失得干干净净。
我旋身面对他，微笑着，甚至得意地说：“是谁并不重要，反正我昨天晚上是和男的在一起，做过些什么想必你已经看出来了。或者你想知道得更详细些，比如我们做了多少次，都用过什么体位……”
剩下的话被齐歌强行阻断。他两手扼住我的脖子一点点加力，我感到呼吸困难眼前一阵阵发黑。
在我神智模糊以为自己快要死了时，齐歌放开了我。突然畅通的喉咙被涌进来的空气刺激得又痒又痛，我侧靠着衣柜弯下腰拼命的咳。
“去找女孩子吧，找多少都行。别再让男的碰你……”他站在我面前，近乎哀求地说着，语调低沉得象低音弦奏出的尾音。
听到这句话，我背靠着铁皮衣柜又咳又笑喘作一团，好半天才平复下来：“去找女孩子？你开什么玩笑？你上过我那么多次，还不了解我是什么人？我是个只能找男人的……”
“你不是！”他大吼一声打断我，手臂举起来又僵硬的放下，“你是神经病还是脑袋生锈了？你怎么能对梦认真呢……”
为什么会对一个梦认真呢？这问题太难，连我自己也无法回答。
“别毁了你自己，你不能因为这个……”
马潇潇风风火火地冲进来大叫：“齐歌，你是回来拿眼镜还是配眼镜？”
看到我之后，他更急了：“你们俩不赶快去考试在这相面呢？迟到半小时不让进门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们三个人在规定的最后时间冲进了考场。我简直有些佩服自己，在经历了宿醉、激烈的情事和差点被活活掐死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我居然能冷静地坐在考场里答题，在题目答得差不多时还有心眼停下笔算分数。确定能及格之后，我提前交卷离开了。
考完试就算放寒假了，我没收拾东西直接去了东四那家常去的发廊。父母前两天来电话说今天回来，我得收拾一下才能见他们。那个相熟的发型师技术不错，经过他的手，镜中的我虽然脸色依旧苍白，但整齐的短发使我看上去有了些精神。他又撺掇我做点颜色，说钢蓝色最适合我的气质，我同意了。既然已经不可能做个中规中矩的人，怪异的发色又算什么？
从发廊赶回家正赶上吃晚饭。母亲的厨艺没有一点进步，有一道菜是从大院食堂打回来的。
她有些歉疚地说：“今天刚下飞机，太累了，凑和吃一顿。明天让你爸爸请咱们出去吃，你想去哪个馆子？”
“随便！懒得出去我给你们煮面也行。”我说的是实话，我煮面的手艺比我母亲强，因为我实践机会比她多。
父亲笑了：“怎么？想给我省钱？”
我觉得自己有点可笑，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我头发的颜色。
吃罢晚饭，父亲坐在书桌前摆弄他的PDA，母亲开始收拾行李。不用问，他们很快又要出差。家对他们来说，更象个驿站。
我端端正正地坐在违规上听维瓦尔第的《乡村协奏曲》。听出小提琴手西崎崇子那个不太明显的碰弦，我笑了一下，把脚架上茶几，又很快放下来。父母在家时，我有一种不能自控的拘谨。
“过两天我和你爸爸要一起去参加塔斯社举办的新闻研讨会，你有东西要带吗？”母亲捧着一叠衣物问我。
“塔斯社？俄罗斯？”我漫不经心地问。
“是啊！你想要什么？”母亲把衣物一件件放进摊在地上的皮箱里。
“俄国……”我开始走神。
“你说胡话呢？”母亲走过来仔细端详我的脸。
“尼津斯基……”我被母亲突然放大的脸吓了一跳，赶忙回答：“哦，帮我带盘录像带，尼津斯基主演的芭蕾舞剧《牧神的午后》。”
母亲抢过父亲手中的PDA塞给我：“记录下来让你爸爸买。”难得能和父亲一起出差，母亲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喜悦。
我的心被《牧神的午后》搅乱了，总是点错。最后只得还给父亲：“高科技的东西我不会用，还是您自己输进去吧。”
“你最近怎么了？瘦得这么厉害？”父亲接过PDA打量我。
“没怎么，前几天考试熬的。过几天就补回来了。”我故作轻松地笑。
父亲没有多问，侧身坐着和母亲聊天，时不时在她的授意下递个衣袋、香水什么的。他们好象在商量买房子，我隐约听到通州区皇家新村几个字。
我试探着询问：“你们知道毛宁吗？”
“谁？你们班同学？”母亲的反问非常可笑。
“不是。唱流行歌曲的。”我开始后悔问这个无聊的问题。
母亲笑着说：“我们单位不做娱乐新闻。”说完，她好象怕我不高兴似地又补充了一句，“我可没有轻视你们音乐界的意思。”
父亲一向严谨，而且不耻下问：“那个毛宁，他有什么新闻值得你向我们转达？”
“上个月媒体众口一词说他是同性恋，这个月又说是误会。”我抬眼看父亲的表情。
“这不叫新闻，这叫小道消息。”父亲对此嗤之以鼻，转身伏案不再理我。
母亲有些好奇：“你什么时候开始听流行音乐了？”
我懒洋洋地说：“我现在听摇滚。”
父母离开家后的某天，我接到父亲从俄罗斯打来的电话：“你要的录像带我买到了，已经跟着新闻素材带寄回单位。你去找姚叔叔拿吧！”
一个漫天黄沙的下午，我乘地铁到父母的工作单位，找到父亲所说的姚叔叔。接过那盘牛皮纸包裹的录像带时，我的手不能控制的发抖。
“怎么了，小睫？”姚叔叔关切地说：“脸色怎么这么差？注意身体呀，快过春节了！”
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出大厦的。站在地铁站口，我有种虚脱的无力，腿抖得厉害，只得坐在台阶上。那盘录像带抵着我的胸口，我把头放在膝盖上，无力的喘息着。坐在对面台阶上的乞丐把盛着硬币的煻瓷缸子摇得哗哗直响，嘈杂得象我的心……
等我抬起头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快过年了，2001年的春节，那个相约去法国的约定依然清晰。再清晰也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