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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偏僻的城市角落，平时少有外国人光顾，而本地人大多不习惯食西餐，至多也就是到正对着酒店大堂的咖啡厅喝点洋饮料，所以西餐厅的生意显得比较冷落。
但来过这里的人就会发现，这个平时不大被人注意的西餐厅实际上是个相当不错的去处，不仅各式西莱西点做得十分地道，而且厅堂里的装修装饰也很讲究，进到餐厅内便立即给人一种典雅舒适的感觉。餐厅正中摆放着几排红木方桌，上覆洁白的台布，每桌可供四位客人使用；餐厅两侧则各有一排精巧的长方形餐台，座位后高高的靠背像一堵包着皮革的木墙将前后餐台隔开，以减少临座之间的相互干扰，是个很适合情侣说悄悄话的地方。
不知是墙壁上还是天花板上隐藏着的音箱，不间断地播放着一些曲调悠扬节拍缓慢的西洋乐曲，音量轻柔得似有似无，使空荡荡的房间更显静谧幽雅，近乎使人产生哀伤凄凉的感觉了。此时已近午夜，餐厅内除去那个身着黑制服打着黑领结的英俊的服务员小伙子外，就只剩下姚纲与何彬两个人了。
二人临窗而坐，各执一杯红褐色的“马爹利XO ”慢慢品啜着，常常很长时间也不见二人中有谁开口说话。姚纲因有心事，更是一副情绪低落愁眉不展的面容。这个性格坚韧心胸开阔的北方汉子，近来正因为突然发生的家庭分裂悲剧而倍受煎熬，平日里红光闪烁的脸颊迅速褪去了所有的光泽，变得如蒙上了一层粗糙而陈旧的草纸，数日不见便似乎一下子衰老了十年。妻子临走前留下的一封沾满泪水的信刚由何彬阅完后退还给他，放在餐台上。姚纲黯淡无神的目光久久地落在那几页信纸上，好像仍在以每分钟一个半字的速度仔细阅读着这封他已经看了无数遍但似乎仍未完全看懂的信函，咀嚼着字里行间所隐藏的十年婚姻生活的苦辣酸甜。。。。。。
姚纲与妻子罗筱素同为将门之后，两家的父辈在国共两党争夺江山的战争中曾经并肩作战，有过生死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姚父和罗父弃戎从笔，一起在文化界担任领导工作。在一段时间内，两家曾比邻相居，两家的孩子曾有过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天真岁月，姚纲与筱素的姐姐筱文由于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更是自幼形影不离，按照长辈们的说法，这两个孩子长大后必成一对般配的夫妻。
后来，姚父与罗父在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中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上，各自为本阵营的利益和信仰拼死争斗，以致反目成仇。姚父所在的一派很快败下阵来，而姚父作为这一派在文化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不久身染绝症，不治而亡。姚母在极度悲愤之下毅然辞去公职，带着一双儿女回到河北白洋淀老家，重新过起了艰难的乡下生活，到七十年代末姚父“平反”全家人重返北京城，弹指间已是十载有余。
虽然两家长辈之间的怨隙并未完全消除，但印在孩子们心灵中的童年的友谊却如冬天的火种般保存了下来，一遇春风便又重新燃烧起来。姚纲同筱文瞒着双方的家长很快便恢复了联系，后来又相约报考了南方的一所大学。二人之所以不想在北京的大学里读书，原因之一就是想尽可能远地避开双方的长辈，以便自由自在地发展彼此的友谊和爱情。二人在大学读书期间，筱文的父母相继去世，两家长辈中的四位老人只有姚纲的妈妈一直健康地活到了九十年代。
就在姚纲和筱文毕业的前一年，妹妹筱素也考上了这个城市的另一所大学。起初，三个人经常在周末和假日一起出外参加各种游乐活动，但到毕业前夕，姚纲为参加研究生考试而开始紧张地准备功课，难有时间再陪她们一起出去，于是便常常是姐妹俩同其他同学一起外出游玩了。在一次去海滨游览的途中，由于突遇暴雨，姐妹俩乘坐的巴士翻车落入滔滔江水。
为救不善水性的妹妹，筱文忍着伤痛在水中拼死搏击，待将筱素推近江岸让她抓住营救者伸过来的木棍时，自己终因体力不支而被无情的江水吞噬。那场惨剧夺去了二十几名旅客的生命，筱文的尸体两天后才在江下游数十里外处找到，她的嘴巴微张着，双眼始终不肯闭上，似乎仍有许多话要对世人讲。
姚纲在极度悲痛之余，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照顾妹妹筱素的责任。为此，姚纲改变了报考本校研究生的打算，而考取了筱素所在大学的一个近似专业的研究生。后来的几年，大学里的学习风气已远不如刚刚恢复高考时那样浓厚，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学习的任务都不是很重，即使学校压下来学习任务，学生不学也没有办法。所以，姚纲有许多时间同筱素在一起。慢慢地，两人之间那种本来就无血缘联系的“兄妹”关系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筱素不再称姚纲为“纲哥”，而改为直呼其名，面对面时则干脆以一个“嗨”字概括之。
筱素的性格与姐姐筱文很不相同。筱文生性温柔持重，待人善良宽厚，从不做过火之事；筱素则聪明活泼，任性顽皮，想做的事便一定要做，谁也劝阻不了。一年以后，筱素便把姐姐生前的这个情人认定为自己的白马王子，决心托付终生了。那时校园里的思潮已经相当开放，“双十”运动成为时髦风尚，男女同学之间认识十分钟后便可确立恋爱关系，恋爱十分钟后便开始上床履行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他们的前辈和兄长需要几年时间完成的复杂程序，到他们这一代已被惊人地简化和缩短了。所以有人说，如果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将他们这种“办事”的效率运用到各级政府的官僚机构中去，那这个国家可就真是大有希望了。
在这样一个春情汹涌的环境里，筱素这个十九岁的少女自然也会受到感染。开始时她还只是向姚纲做一些暗示，希望姚纲能采取主动，试了几次见姚纲不能理解，便索性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睡在姚纲的床上不走了。姚纲哪里是不理解，他不过是在过去那个红色的革命时代多活了几年，革命觉悟比筱素他们这个年龄的人高了许多。在那些变幻莫测的年代生活的中国人，少吃五年咸盐，思想上便会相差一个时代。此外，更主要的是，姚纲始终觉得自己应该代筱文照顾好筱素，生怕有什么事委屈了这个小妹妹而对不起死去的初恋情人。所以，他对筱素的暗示虽然从一开始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了，但他始终犹豫不决，未敢越雷池半步。
但是，男人的防线从来都是脆弱的，只要女人真刀真枪地发起进攻，没有几个男人的防线不会顷刻间土崩瓦解，坚强的革命意志在这种时候往往起不了多大作用。古人所讲“男勾女，隔着墙；女勾男，隔着床”，说的大概就是这么个道理。当筱素躺在姚纲的床上用双臂娇嗔地钩住他的脖子将一对圆滚滚烫乎乎的乳峰顶在他的胸膛上时，姚纲便再也约束不住人类的原始冲动了，他喘息着颤抖着手忙脚乱地扯去筱素身上仅存的一条短裤和自己身上的全部遮掩物品，重重地趴在了那条冰雪般洁白的胴体上，像一架失去控制的机器疯狂地颠簸震荡起来。
有了第一次，随之便一发而不可收，此后只要一有机会，两个人便会激烈地搏斗一番两番三番四番直到筋疲力竭口干舌燥腰酸臂痛躺在床上只有喘气的余力为止。姚纲所住的研究生宿舍当时每间房只有两人，同屋的同学家在本市，每到周末便回家去住，给二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得筱素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在姚纲的宿舍内度过一两个销魂的夜晚。在校三年，筱素到医院做了三次流产手术。
毕业后两人一起回到北京工作。那时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还是相当容易的，加上双方父母过去的老同事老部下的帮助，二人都分别按照自己的意愿寻到了比较理想的工作。姚纲在外贸部下属的一家公司做业务员，工作颇具挑战性，很适合姚纲的性格，并且常有借出差之便游览国内外大好河山的机会，同其他行业相比这里的收入也相当丰厚。筱素则在国务院直属的一个金融机构里做事，她所在的局专门负责审批和管理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
不过，回京后的生活也有些许遗憾之处。先是姚母对姚纲与筱素的恋爱关系不以为然，后来看到木已成舟，便不再反对他们结为夫妻，但对他们不履行法律手续便行夫妻之事的资产阶级作风则始终大加挞伐。老太太毕竟曾追在丈夫的屁股后面革命多年，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比姚纲他们这些仅受过二十几年党的关怀教育的年轻人自然要高出许多。姚纲是个孝子，不愿惹母亲生气，并且考虑到结婚的条件也已成熟，便在争得筱素的同意后开始为自己操办婚事。那时正流行“旅游结婚”，就是把新婚蜜月安排在游山玩水的旅游途中。二人一致同意采用这种方式，并雄心勃勃地选定了一条由北向南的旅游路线：哈尔滨、大连、上海、厦门、桂林和重庆。动身后，开始的两站还算顺利，北国城市那粗犷放任不拘小节到处是垃圾的威武雄姿，以及东北人那直爽豪迈动不动便破口相骂挥拳互打的淳朴民风，都使他们大开眼界。但是到了上海之后，却发生了一件不小的意外。
经上海外贸部门的朋友介绍，姚纲和筱素选择了一座外滩附近的旅馆居住。据说这座旅馆是三十年代建造的，设施虽已十分陈旧，但楼的质量很好，暂时并无坍塌的危险。那唯一的一部电梯需要由专人操作，每在一层楼停下时，操作员便要站成骑马蹲裆式，伸出双臂使出吃奶的力气“嗨”的一声把电梯门打开，待要出的人出去要进的人进来之后，便又以同样的架式使出同样的力气“嗨”的一声再把电梯门关上，那工作看起来是要有些功夫才能做得来的。虽然如此，但在八十年代初的上海，这座旅馆仍是举足轻重的外事接待场所，住进来的客人以团体旅游的外国人和海外华侨为多，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