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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彬发现这家调查公司是由一个姓林的香港人注册的私人公司，他的中文名字叫林宝强，英文名字是“彼得。林”。这姓林的过去曾在香港的皇家警队当过几年警察，因徇私枉法被开除了公职，其后来大陆投资做生意，东奔酉跑地混了许多年，其间也曾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座上宾，大红大紫过一时，但终因生意蚀本欠了一屁股债而偷偷溜回了香港。何彬通过各种关系了解了不少这家调查公司的情况，初步结论是总体上看他们与外国政府的间谍机构并无直接的联系，只是一些调查员为了赚钱有时会做一些挺而走险的勾当。这些人既无法制观念又无国家观念，对共产党也是满肚子意见，偶尔做些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但还不至于沦落到甘心给洋人当间谍的地步。不过，这个林老板的情况却似乎有些复杂，据说他常跟一些背景不明的西方人来往，两年前还曾到大洋彼岸的一个超级大国去做生意，一去就是半年，回来时钱是带回来一些，但没人知道他去做的什么生意。何彬想找机会亲自靠近这个人，跟踪他几天，如条件适当便与他直接交一次锋，以便尽可能多掌握些第一手资料。但当何彬让人联系他时，却被告知他离开香港外出了，去了什么地方没人知道，何时回来说不清楚，但估计一两天至多三五日之内就应该回来了。何彬耐着性子等了几天，实在闲得难受时便到桑拿浴去消磨时间。
香港的桑拿浴委实不少，规模各异，档次有别，但有几点是相同的：一是硬件设备全都非常讲究，豪华而实用，卫生且安全，使用起来十分舒适；二是服务极其周到，凡是客人需要的，早有人为你想到了，真让人有种“心想事成”的感觉。何彬觉得这两点是国内大多数桑拿浴所比不了的。但是这第三点却使何彬觉得有些失望：这里几乎见不到什么桑拿小姐，在各个桑拿浴里提供按摩服务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桑拿“大姐”。这些三四十岁的女人不管怎样梳妆打扮，但毕竟已青春不再，职业性的笑脸上深深隐藏着欢场女郎的薄情与无奈，无论如何也难与内地桑拿浴里那些火辣辣的青春少女相比。这些桑拿“大姐”技术娴熟，手法高超，工作起来也是尽心尽力，如果你闭上眼睛堵上耳朵捏紧鼻子任凭她们在你身上摆弄，你也会有舒适兴奋的感觉。但一旦你睁开眼睛看到一张灰蒙蒙没有青春光彩的面容和一双干巴巴缺少脂肪垫衬的双手，你的雅兴便可立时荡然无存。如果恰巧你又有出色的耐力，那就可能任凭她折腾半天你也无法达到解脱的境界，搞得双方全都疲惫不堪。何彬去了两次之后便再也提不起兴趣了。
这姓林的家伙好像故意同何彬作对，不管何彬等得如何心急火燎就是不见他回来。没有办法，何彬只得暂时放弃了与林宝强当面交锋的打算。
回来后，何彬立即将本次出差的情况向上级领导做了详细的汇报，接下来几位领导又开会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得出的结论是在境内外加强对林宝强的监视，但暂时不会对他以及这个调查公司的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九七”香港回归近在眼前，上边的政策是要尽可能善待港人，争取民心，保持局势的稳定。所以，近一段时期一些香港人在内地违法犯罪，有关部门都是能不抓的就不抓，抓了的也是很快就放，尽可能不予治罪，实在需要治罪的便重罪轻治，判了好几年徒刑的也可以通过什么“驱逐出境”之类的方式当即放人。这样做的结果，香港人的人心或许是争取了一些，但内地的百姓意见很大，觉得这种同法不同罪、同罪不同罚的做法实在不合情理。照这样下去，谁能保证将来某个公园门口不会竖起来一块“本地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但老百姓有意见发牢骚那是老百姓的事，上边的政策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的。
几位领导定下了行动方案，向何彬交代了下一步的任务，便让何彬回家休息了。何彬回到家里同自己五岁的宝贝儿子亲热了一番，喝了碗太太为他坚的鸡丝银耳汤，再冲过凉后便已近午夜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何彬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姚纲打电话，他对这位老同学的情绪始终有些放心不下。何彬先往姚纲的办公室打电话，此时差不多已到了上班的时间，而姚纲几乎每天都是提前半小时就到办公室里了。办公室的电话没有人接，显然姚纲和他的秘书都还没有进门。何彬又往姚纲的住处打电话，电话玲响了足有两分钟，睡得再沉的人也会被吵醒了，但最终还是没有人接。
何彬找出笔记本查到了姚纲的手提电话号码。他平时极少拨打这个号码，因为姚纲几乎从来就不开机。姚纲说他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家里，身边都有电话，开着手提电话白费电；而如果他不在这两个地方，那很可能是他不便于接电话的时候，所以也没有必要开着手提电话。何彬到处找不到姚纲只好试打一下他的手提电话，心里并没抱太大的希望。出乎何彬意料的是，姚纲的手提电话一拨就通了。
电话是拨通了，但响了好长时间却没有人接听。何彬心里又急又气，耐着性子等下去，就是不肯把电话挂断。终于电话那头有人答话了，但却不是电话的主人，而是一个气哼哼的陌生的声音：“喂，找谁？”
“你是谁？”何彬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姚纲的手提电话怎么跑到陌生人手里去了？
“我问你找谁？”对方粗鲁得像刚从深山老林里跑出来的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谁的电话我找谁！你是谁？我问你是谁！”何彬的语气十分严厉。
“派出所。”
“哪个派出所？”
“黄风岭。”
“黄风岭派出所？姚总的电话怎么在你们手里？”
“这是公务，你少管闲事好不好？大清早的，不要自找不自在。”
“什么他妈公务！你把黄海给我叫来听电话！”何彬气到极点时什么人也敢骂。
黄海是黄风岭派出所的正所长，警官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虽才三十岁出头，但办事干练，
作风严谨，为人正直，在干警中威望很高。接电话的年轻人从姚纲的语气中感觉到这不是个普通人，又听他直接点出了所长的名字，猜想这个人不是公安局的领导便是所长的老爹，至少也是所长老婆的老爹口气立刻软了下来。
“黄所长不在这里，您是不是可以。。。。。。”
“姚总的电话怎么在你手里？他人在哪里？”何彬打断了他的话。
“他被秦副所长拘留了，好像是犯了什么罪吧。”
“放屁！他要是能犯罪，中国至少也要有十二亿罪犯。你把秦孝川叫来，我是何彬。算了，你让他等着我，我马上过去。”
何彬刚刚减弱一点的火气又被激了起来。他扔掉电话，跑下楼去发动自己那辆蓝黑色的“奥迪”轿车，但刚拉开车门却又猛地关上了，转身钻进了另一辆汽车。那是一辆性能优越的“三菱”越野车，是何彬执行特别任务时专用的，车上装有警笛和警灯，还配有其他一些神秘的设备。何彬平时只用那辆“奥迪”，驾这车与他“商人”的身份比较适合，不易引人注意。何彬把“三棱”驶到街上，打开警灯拉响警笛，风驰电掣般向黄风岭派出所开去，一路上能顺行则顺行，不能顺行便逆行，至于路口上亮的是红灯、绿灯还是黄灯，何彬全当没有看见。
再说姚纲夜里被秦孝川锁进拘留室里，恨得牙齿咬得吱吱响，心想秦孝川这小子可真够狠毒的，居然不问青红皂白便把老子抓来关进这么一个狗窝里，连口水也没有，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待老子出去非跟他算这笔帐不可，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姚纲还从来没有如此恨过谁。他这个人生来性格温柔，待人十分宽厚，几乎从来不与人结怨，也几乎从来不与人怄气。他对自己有一句名言：如果是君子得罪了你，那是好人犯错误作应当原谅他，因此你便不应当生气；如果是小人得罪了你。你就不应当与他一般见识，因此你便不值得生气。所以，看姚纲生气就像看哈雷彗星撞月亮一样，稀奇得很。有时别人实在把他得罪苦了，他也会不高兴，也有怨恨别人的时候，也有过想寻机报复的念头，但事过之后很快便心平气和下来了，从没有真与谁结过怨或报复过哪一个人。这次姚纲似乎是真的气急了，恨透了。他在这狭小黑暗的小房子里不断转着圈，不断跺着脚，不断发着誓，好像生怕自己事后心肠一软又饶了秦孝川。但不管气也好，恨也好，此时他被人家锁在这铁笼子里却也无可奈何。他既不能变成一头大象把那牢固的铁栏杆拉断，也不会化作一只小虫子从那富缝里钻出去，看来他只能在这里将就些了。姚纲转累了，恨累了，气也便消了些，倦意和困意全上来了。他贴着墙坐在了地上，不一会儿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待他被一阵尖利的叫喊声吵醒时，睁眼一看天已经大亮了。
叫声是从斜对面的另一个铁笼子里传来的。那里关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何止是关着，还有一条铁链子一头锁在窗栏上，一头拴在男孩的脖子上，活像是拴着一条尚未驯服的烈狗。原来这男孩是附近一家电子厂的临时工，平时有些小偷小摸的毛病，前几天输了厂里的电子零件拿出去卖，被厂里报了案，于是便被派出所抓来关了起来。这男孩的父亲原也是这家工厂的工人，后来受了工伤干不了了，便让自己未成年的孩子来工厂打工以弥补家用。工厂的领导见这一家人生活困苦十分可怜，起了恻隐之心，便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