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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可以说，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西方开始首先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变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继而又开始推进政治层面的变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最后导致了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一个强大的西方开始崛起在这个亚欧大陆的西北。那么与此同时，西方又开始进行了航海活动，进行了地理大发现，那么海洋活动的结果是使得资本主义有了不断扩张的一个条件。因为资本主义这种现象，它是一种世界现象，一旦产生起来它必然把触角伸向全世界所有有人居住的地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中间发展。所以这样，一个是内部的改革，一个是外部的扩张，使得西方在后来的发展中，迅速地就开始脱颖而出，乃至于到了17世纪以后，从18世纪开始我们发现，一个崭新的西方开始出现在整个世界的文明史中间，而且这个时候，它以工业世界，一个新兴的工业世界的面目出现，取代了传统的游牧世界，构成了现在已经像汪洋大海一样泛滥的农耕世界的强劲对手。
所以从15、16世纪以后开始，我们说从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突就结束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突这个主题就结束了。一个新的主题就开始出现，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最初出现于西北欧的西方的工业文明和广大的其他的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因此，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说随着蒙古人入侵，这个阶段结束以后，就是，这个就是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 工业世界对传统的农耕世界的大入侵和文化融合。那么这个融合就是从18世纪开始，近200多年来的全球的西方化、殖民化浪潮，那么这个西方化、殖民化浪潮的结果，使得世界上所有的非西方世界，非基督教世界一部分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或者说从某种意义上，从19世纪末全部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随着这个四大文明地区，经过了西方化、殖民化浪潮以后，重新获得了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我们看到这些地区，纷纷又开始从自己的传统根源中间去寻找自己现代化的起点。中国提出来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那么两岸三地现在达成了共识，就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是华夏子民，我们都是中国文化的传人。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儒家伦理的思想，可以说它的影响好像又重新复苏了。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了印度也出现了要用印度教来建立现代化印度的这样一种呼声。
伊斯兰教世界里面开始在宗教认同，在伊斯兰教认同下，大家觉得我们都是穆斯林，对西方自然有一种历史的隔阂，或者是一种历史导致的一种仇恨。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同样我们说，基督教世界始终是以基督教来认同的，所以我们说，随着这样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对垒的结束。我们看看，现在世界上出现的就是几大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复苏。我们且不说这种复苏本身是好还是不好，我不想做价值判断。但是从事实上来说，它是一个事实。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化认同，似乎日益代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就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说“文明的冲突”，这个词也许不合适，但是我说“文明的对垒”，在21世纪必定是一个事实。这个文明的对垒，它可能导致文明之间的暴力冲突，但是它也为文明之间的和平对话、平等对话，提供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平台，因为只有在彼此承认对方文明的价值的基础上，这种对话才是真正平等的，符合人道主义的。否则的话，那就像在全球西方化过程中，那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永远都是不平等的、不人道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在追溯了整个历史过程以后，我认为这种被近代两百年的全球泛西方化，所掩盖住的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之间的对垒，或者这种划分，将会在未来世界里面重现。当然每一种宗教伦理价值系统，都可能在进行西方化的这个洗礼之后，在经历了西方化的洗礼以后，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以一种自我更新出现。就像西方在经历了1453年的那种浩劫之后，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更新了自己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相信未来世界，固然是以四大文明作为基本根基来划界的，但是这四大文明，已经不同于原来的四大文明。它一定要经过一个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观点，还是有某些合理之处的。尽管我更宁愿用“文明的对垒”来取代“文明的冲突”这个概念。因为“对垒”是个中性词，所以这就是我基于历史的这样一种考察，而对未来所做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今天就讲到这儿，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了，只能简单点。
刚才您讲了，整个文明的发展历程好像都是充斥着一种血腥、暴力和战争。那么我们知道，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文明之间的融合。那么除了您刚才所讲的，因为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侵略和镇压所导致的这种被动的融合。那么是否在事实上，或者在历史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弱势文明和强势文明。在一个平等地位上，自发性的这样一种融合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在未来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究竟是文化的对垒还是文化的融合，将会成为这个世界发展的主潮流？
弱势和强势之间这种冲突，好像是以一种暴力冲突为主，是不是中间也有和平交往，我不否认，这种和平交往非常多。但是，我们在讲这个过程中，主要是讲大尺度的，因为暴力这种冲突它是一个显性的，和平的交往它往往是一种隐性的。我们很难举出哪个人和哪个人进行了一些交往、什么商业活动。这样的活动也很多，但是它不如这种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那种大冲击，对这个文明形态产生的这么深远的、这么剧烈的一种变动。所以在这里我强调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并不排斥，而且我们甚至说，在绝大多数时候游牧民族和农耕世界，农耕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可能和平交往是占了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但是它的影响往往它不如这一次大冲击来得那么剧烈。所以我们在讲的过程中，主要是想强调它这种剧烈性而已。再一个就是说，在强势文明和弱势文明之间，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对话的可能性。我对这种可能性是表示怀疑的，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是以一种以势凌人的意义上来定义强势的话，我们讲这种对话是完全不可能的。比如说，在西方殖民化的浪潮过程中就是这样，西方当时殖民过程中，以为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到西方所承诺的那种幸福前景之中。
这一点西方的有一些历史学家比我们东方人看得更清楚，比如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他在他的很多著作里边都谈到这一点。他说当初当西方向非西方世界的人贩卖他的价值观念的时候，他们真诚地对世界开了一个玩笑。买卖双方都以为是货真价实，他说结果却不然，他说盲目地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的结果，是使非西方世界陷入了西方所始料未及的一种普遍的灾难之中。这种灾难使得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忍受着比西方世界的人们更大的一种精神上的苦恼。导致了一种被汤因比说的，非西方世界知识分子的精神分裂。所谓精神分裂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方面，你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底下拉着你，另一个方面，西方的价值观念又好像把你头脑整个改变过来了，你以为你可以斩掉自己的那个蜥蜴的尾巴，你可以拔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拉到天空上去，实际上你是斩不断的，也拔不起来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非常可怕的效应就叫“文化溶血”，就像给一个A型血的人输上了B型血的结果一样，它会导致一种“文化溶血”。所以这种情况是经过非西方世界，整整一个世纪的反思以后，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的反思以后，非西方世界的人们才普遍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完全接受、采用西方的方式是不能解决自己本国的问题，不能解决自己本民族的问题。因此一个民族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是没有出息的，当然夜郎自大也是没有出息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方面要从自己的根本开始发掘出一些资源；另一个方面，要广泛吸收西方的东西，这样才是一种再生之路。20世纪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叫斯塔夫里亚诺斯，他写了两卷本的《全球通史》。然后在《全球通史》以后，他又写了两卷本的《全球分裂》。他认为到了20世纪出现了一个全球分裂，这个全球分裂，一个方面是经济的一体化，物质层面的一体化，在今天的世界上，在经济层面上，人们越来越多地联系在一块，地球成为一个 “地球村”，所以我们说经济上确实是一体化、全球化。
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非常吃惊地发现，与19世纪末相比，今天这个世界在文化上出现了多元化分裂，而不是说在文化上出现一体化。实际上19世纪末的时候，西方人乃至东方人更有理由相信，全球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