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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所说的拿到了开启知识王国大门的一把金钥匙（它的核心是独立思考能力和
将不相同的学科融会贯通），但也会出了代价。我指的是苦了母亲和弟妹。
又是大妹子告诉我一件往事：我北上读书后，母亲和妹妹每天要去井头担水。当
年我妹妹只有10 岁，母亲的脚骨折过，两人只能抬一桶水，且走走停停。
母亲心疼女儿，怕肩上荷载过重，影响发育，影响长个头，便把水桶的绳子往往
自己这边挪。女儿出于孝心，怕母亲的脚受不了，又把绳子尽量移向自己这一头。
母女为这事争执不下，只好停在巷子里不走。
这个细节久久回荡在我心底。近来散步，走在买菜的路上，或在咖啡屋闲坐，或
是我写作到深夜，缓缓放下笔，抬起头看窗外一轮满月，记《礼记》中“日月无
私照”这一句，我便会想起母亲和妹妹抬水的那个细节。孔子的话不是没有
道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是很难做到的。不过在
当信高科技的情况下（比如电话普及和发达的交通），母亲思念子女的痛苦还是
可以减轻许多。这便是“游必有方”的意思。“方”不是指远游的方向，而是指
安顿父母的方法，以尽孝道。
我只欠母亲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1955 年8 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
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
数。不能有奢望。
8 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
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10 点，下午约4 点。我是天天盼决定
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
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
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
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２０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
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
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
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
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次不
会超过300 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
母亲为你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
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
西借，为我凑了30 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
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
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6 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５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不到两岁便夭
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
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
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
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
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4 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
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
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17 岁。其实自我出生，从
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10 岁）、弟弟光华
（8 岁）和小妹云秋（4 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
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为妈妈诚然要争气；但也要侍奉妈；让她享到儿子的福。只怪当年中国极〃左〃；贫穷
的年代太长；老百姓的生命质量较差。比如夫妻两地分居不得团圆长达十年；二十
年的情况并不是个别例子。再就是住房紧张；三代同堂。前后比较；还是今天好。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
上世纪80 年代以前，城市里总能见到这样一类游走匠人——他们背着一个简陋
的木架行走街巷，架子上分格装着尺寸不等、厚薄不同的玻璃。他们一边走一边
招徕生意：“镶———窗户！镶镜框！镶相框！”
他们被叫做“玻璃匠”。
有时，人们甚至直接这么叫他们：“哎，镶玻璃的！”
他们一旦被叫住，就有点儿钱可挣了。或一角，或几角。总之，除了成本，也就
是一块玻璃的原价，他们一次所挣的钱，绝不会超过几角。一次能挣五角钱的活，
那就是大活了。他们一个月遇不上几次大活的。一年四季，他们风里来雨里去，
冒酷暑，顶严寒，为的是一家人的生活。他们大抵是些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
被拒在国营体制以外的人。有玻璃匠的年代，城市百姓的日子普遍都过得很拮据，
也便特别仔细。不论窗玻璃裂了，还是相框玻璃或镜子碎了，那大块儿的，是舍
不得扔的。专等玻璃匠来了，给切割一番，拼对一番。要知道，那是连破了一只
瓷盆都舍不得扔，专等锔匠来了给锔上的穷困年代啊！
玻璃匠开始切割玻璃时，每每都吸引不少好奇的孩子围观。孩子们的好奇心，主
要是由玻璃匠那一把玻璃刀引起的。刀本身当然不是玻璃。玻璃刀看去都是样子
差不了哪儿去的刃具，像临帖的毛笔。刀头一般长方而扁，其上固定着极小的一
粒钻石。玻璃刀之所以能切割玻璃，完全靠那一粒钻石。没有了那一粒小之又小
的钻石，一把新的刀便一钱不值了。玻璃匠也就只得改行，除非他再买一把玻璃
刀。而从前一把玻璃刀一百几十元，相当于一辆新自行车的价格。对于靠镶玻璃
养家糊口的人，谈何容易！并且，也极难买到。因为在从前，钻石本身太稀缺了。
所以从前中国的玻璃匠们，用的几乎全是从前的也即解放前的玻璃刀，大抵是外
国货。解放前的中国还造不出玻璃刀来。将一粒小之又小的钻石固定在铜的或钢
的刀头上，是一种特殊的工艺。可想而知，玻璃匠们是多么爱惜他们的玻璃刀！
与侠客对自己兵器的爱惜程度相比，也是不算夸张的。每一位玻璃匠都一定为他
们的玻璃刀做了套子。像从前的中学女生总为自己心爱的钢笔织一个笔套一样。
有的玻璃匠，甚至为他们的玻璃刀做了双层的套子。一层保护刀头，另一层连刀
身都套进去，再用一条链子系在内衣兜里，像系着一块宝贵的怀表似的。当他们
从套中抽出玻璃刀，好奇的孩子们就将一双双眼睛瞪大了。玻璃刀贴着尺在玻璃
上轻轻一划，随之出现一道纹，再经玻璃匠的双手有把握地一掰，玻璃就沿纹齐
整地分开了，在孩子们看来那是不可思议的。
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便是从前年代的一名玻璃匠。他的父亲有一把德国造的玻
璃刀。那把玻璃刀上的钻石，比许多玻璃刀上的钻石都大，约半个芝麻粒儿那么
大。它对于他的父亲和他一家，意味着什么就不必细说。有次我这位朋友在我家
里望着我父亲的遗像，聊起了自己曾是玻璃匠的父亲，聊起了他父亲那一把视如
宝物的玻璃刀。我听他娓娓道来，心中感慨万千。
他说他父亲一向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他十岁那年，他母亲去世了，从此他父
亲的脾气就更不好了。而他是长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一发脾气，
他就首先成了出气筒。年纪小小的他，和父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冷漠。
他认为他的父亲一点也不关爱他和弟弟妹妹。他承认，少年时的他，心里竟有点
儿恨自己的父亲……
有一年夏季，他父亲回老家去办理他祖父的丧事。父亲临走，指着一个小木匣严
厉地说：谁也不许动那里边的东西！他知道父亲的话主要是说给他听的。同时猜
到，父亲的玻璃刀放在那个小木匣里了。但他也毕竟是个孩子啊，别的孩子感兴
趣的东西，他也免不了会对之产生好奇心呀！何况那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