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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料到他同样十分热情地把电话撂下了：“我明天来，你们先用着吧，随便打。”等他走后，我和“萨达姆”一人打了个电话回家——这是我第一次使用铱星电话，效果真他妈好！
等到第二天，汤姆森来了，知道女孩子们还没打，又热情地请她们打了一圈。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像汤姆森这样大方，有个美国人总是借喝醉酒，不给钱就跑。有一回这个家伙手机忘了拿，落在我们手里，想起他赖账的事，我们挨个往国内打电话，很快就把这张卡打爆了，然后托人把手机还了他。
守业篇（上）绿区，绿区 9。寻宝
早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听说萨达姆宫殿附近挖出来了10多亿美金——到了伊拉克才知道，这个一度让全世界心驰神往的地方，就在我们餐厅附近的一栋破房子里。那房子的前身是伊拉克财政部，我总惦记着，美军捡了十几亿也许还能剩点，于是招呼刘磊一同去发发财。他也表示了强烈的兴趣，不过考虑到财政部边上就是美驻军——看见两个老外在军营边上晃来晃去没事往地下看——这不是埋地雷吗？说不定一枪就打过来了。万一真这么牺牲了，再多钱也白搭啊！
就这样，因为我们的胆怯，财政部旧址寻宝探险的计划无疾而终了。随着美军在伊拉克统治的深入，萨达姆和他的儿子相继被捕——这意味着美军悬赏的5千万美金也彻底没了希望。无奈之中，我们把目光共同投向了餐厅二楼楼梯下的储藏室里——那里原有一个木门，但是被水泥封闭了。整个房子至少40年没用，但是封门的水泥看上去却很新——我和刘磊都惦记着。中国有句老话：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伊拉克财政部跑的时候会不会顺手塞一点钱在这个老房子里呢？
由于前一段生意忙又担心砸不好把餐厅墙壁砸坏，这个寻宝行动才一直没有实施。到了2004年的7月底，刘磊要回国了，眼看最后的机会就要错过，他终于痛下了决心：挖。
那天上午，刘磊把我和“萨达姆”叫起来，绕着储藏室转了两圈，也没有多说，略带悲壮地拿起了大锤——只两下，就砸出了一个大洞。刘磊等不及全面破坏，锤子一扔，打着电筒就探头去看——不一会儿，失望地出来了。“萨达姆”捡起锤子，继续扩大洞口，最后终于让阳光洒进了储藏室，只见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个塑料马桶盖和一把破扫帚。
守业篇（上）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1。炮弹，流弹
刚到巴格达的第一天，“萨达姆”就对我说，餐厅门口路上有个迫击炮弹坑，前几天一早来绿区早锻炼的两个人被炸死了。言下之意，是告诉我，在绿区，早锻炼不是个好习惯。
后来晚上开车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了这个“早锻炼杀手”的弹坑。宽阔的水泥路面上，有个茶杯大小的坑，只有四五厘米深的样子——看这个威力，是炸不穿我们水泥屋顶的。几个月后，绿区里一家保安公司的尼泊尔籍保安，住在帐篷里，没有水泥屋顶的庇护，遇上了一颗迫击炮弹，惨烈无比，死了16个，重伤10人。当时人们都说，如果他们住的是楼房就会没事的。结果没过多久，又一颗RPG（火箭弹）打破了“楼房安全论”，美国大使馆窗子里钻进了一颗RPG，没爆炸，但是七八斤重的弹头愣是砸死了两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是女性。
还有一天，我正在院子整理广告牌，一声长啸，炮弹飞来，那声音仿佛就在头顶响起。说时迟，那时快，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起身向四面跑开，两三秒后，这颗炮弹在餐厅旁边的医院爆炸了。根据以往的经验，迫击炮都是两颗两颗地来。我赶紧跑回厨房，结果看见巴哈拼命要往外跑——他老爸史密尔在医院里上班——被“萨达姆”死死拉住。等了大概半分钟，第二个炮弹爆炸，“萨达姆”手一松，巴哈哭着冲出去了。
就这样，巴格达抵抗组织用各种不同配置的轻重火炮，不停地骚扰着我们脆弱的神经，三班倒，夜里也不休息。有一天晚上10点，满院子的客人在喝酒聊天，有说有笑。忽然头顶一声熟悉的迫击炮弹声滑过，满院子的人一个个开始往桌子下钻，男的狼狈不堪，女的花容失色，一个大胖子还摔了一跤。等爆炸在不远处响起，大家还像鸵鸟一般趴在地上不动，等待着第二颗炮弹。一般来说，第二颗半分钟内就会跟来，但那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等了5分钟还没来。最后我和“萨达姆”起来到厨房去了，胆小谨慎的客人继续趴着。那天估计是打炮的小子打了颗臭弹，第二颗炮弹死活没响起来。我们的客人中卧倒时间最长的在桌子底下趴了足足有一刻钟。
但是论起威力来，迫击炮也不算是最厉害的。11月17日晚上8点左右，我们正在大厅里聊天看电视，一声巨响传来，感觉到整个房子都在颤抖，窗玻璃也在晃动。我只觉得眼前强光一闪，然后立即陷入无边的黑暗。大伙都立即寻找最佳位置躲藏。我们开始都以为是大威力的汽车炸弹，但是按理再大的汽车炸弹也不会停电啊。直到第二天出去才知道，这次遇上了传说中的喀秋莎（以前我只在“红警”里看到过它，嘿嘿……）——埋在地下近两米深的电缆都被炸断了，一个南非籍保安和一个伊拉克人被炸死，弹片在两边厚实的水泥墙上炸出一个个深深的弹坑，如繁星点点。这个炸弹离我们直线距离大概只有150米远。参观完现场，拍了几张照片做纪念。当天下午，我回到餐厅后，正在花园写邮件给国内的朋友，说我看见喀秋莎了，突然听到脚边“咣”掉下来一个什么东西。我捡起来一看，一个步枪弹头，弹尖已经打变形了，不知怎么弹到我这里了，而且还是温热的！
守业篇（上）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2。绿区里的 小混混
战争结束后，不仅仅是在绿区，整个巴格达城区到处都可以看见流浪的小孩。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费卢杰，父母在战争中死去，留下孩子无所依托，只有在市区流浪，捡剩饭，乞讨为生。
餐厅里有个看花园的勤杂工，家住在绿区外面，我们叫他撒迪。有一次，我问他：“撒迪，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家一天生活费是多少？”
“我有5个孩子，1个老婆，每天需要3500第纳尔。”
一个孩子，在巴格达一天的生活费用，不到半个美金。在这些流浪的小孩子眼里，所有的美国人都是“ONE DOLLAR先生”（一美元先生，见面就是：给我一美元）。他们中有些人卖点口香糖，有些善良的美国人常常给他们钱，而不要他们的东西。
有一次餐厅打烊了，一家美国公司的工作人员最后一个走，在院门口被两个卖口香糖的小孩缠住了。他大方地掏出两张25000第纳尔的“红牛”——一张约合17美金——买下了小孩手里整盒的口香糖，然后转手从半人高的院门上塞给我，叮嘱道：“不要还给他们，不要让他们有被施舍的感觉。”
等这个善良的美国人走后，伊拉克小孩找我想要回口香糖。我挥挥手，按照美国人交待的，没有把糖还给他们——不知道若干年后，他们长大成人，是否还能记得：这是一笔生意，而不是施舍。
伊拉克经过长期的经济封锁，加上战争，青年人，特别是小孩子，对钱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异化。他们简单地认为，钱，有就好，不管是敲诈来、是骗取来还是偷来的，都不重要。
有一次，餐厅来了三个伊拉克警察，掏了2000第纳尔，要买3瓶啤酒——不到两美金，一瓶都不够。我告诉他们，这个价钱，一瓶都买不到。有个家伙手按在桌上，反问我：“你知道我是谁？我是伊拉克警察！”
“知道，”我看着他，丝毫不害怕，“但不卖给你！”
警察尚且如此，一般的小孩子就可以想象了。我们的餐厅里曾经充满了卖口香糖、DVD和劣质手表的小孩子。有时候，美国人放在桌上的小费、手机、相机也被他们顺手偷走。
美国人丢了东西心疼，可平时又要表现自己的爱心——看见我们驱赶小孩子，不准小孩子进餐厅，他们都不高兴，所以有时候我们抓到了偷东西的，也不敢打骂，只好放任自流。
最开始，出来流浪的都是胆子很小的孩子，到了后来，他们见得越多，胆子越大，都敢硬闯检查口，知道美国兵不敢打他们。他们越来越不看得上美国兵，碰到要钱不给就破口大骂，发展到巅峰时期，美军的悍马车都被偷走了三辆（呵呵，绿区只分到一辆）。那段时间，美军在手忙脚乱地换密码——钱是小事，美军就怕通讯密码落到了扎卡维手里。
由于这种事情时常发生，美军下决心治理伊拉克流浪儿。为此，绿区骤然设置了很多检查口，大批伊拉克警察专门负责赶小孩。往往是美国兵和伊拉克警察一起行动，美国兵不敢打，有些伊拉克警察却对着自己的同胞娃娃拳打脚踢。我们经常看到伊拉克小孩劈里啪啦从我们门口跑，伊拉克警察抓了他们往车里一塞，但第二天交点钱又放了。
守业篇（上）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3。伊拉克 速度
我于2003年4月8日到达巴格达，在巴格达整整一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伊拉克人的工作速度。餐厅装修之初，二楼按摩房的空调装好了，没电，所有门窗被房东拆走，简直是一片狼藉。为此，“萨达姆”找了一批散工来打理，预付了工钱。一个月过去了，这群阿拉伯大哥连地面垃圾都没有清理完。我实在忍不住，把他们辞退了。5月初，“萨达姆”重新找了人，继续烂尾工程。
我看着新工人，心痛地对他说：“‘老萨’，你预付了工钱，不是亏了吗？”
“老萨”眉头一皱，“亏啥，他们还有工具在楼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