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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当马歇尔和史汀生准备推荐赫尔利来华并征求史迪威的意见时,
他未加思索就表示同意,还充满幽默感地说;“要做出美味的法国大菜既少不了油
也少不了醋。”这醋当然就是“醋性子乔”,这油就是曾作过石油巨商、办事圆滑
的赫尔利。
史迪威和赫尔利在新德里的会见非常融洽。赫尔利用夸张的口气告诉史迪威,
他将“敲着桌子”向蒋介石提出美国的要求:第一,中国内部必须团结;第二,中
国必须授予史迪威统一指挥在华军队的全权。只有当蒋介石同意合作,才会进一步
谈论美国将在经济上给中国哪些帮助。
9月6日,史迪威和赫尔利一同飞抵重庆。
9月7日上午,蒋介石分别会见了史迪威和赫尔利。同史迪威的会见安排在9点半,
赫尔利安排在11点。“为什么先见我呢?是握手言和?”史迪威揣摩着蒋介石可能
的意图。
蒋介石的态度显得很温和,说话的口气好像明天史迪威就要履行对中国军队的
指挥权了。史迪威在日记里记下他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迄今为止,我的工作10
0%是军事性的,但如果担任中国军队的指挥官,那就只有60%是军事性的,40%则
是政治性的。如果我要使用共产党人,他们必须承认国家军事委员会的权威。他
(蒋介石)会经常向我提出建议。他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客气。他对我绝对信任。”
显然,蒋介石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共产党问题,他担心共产党与美国人建立联系
会削弱他的独裁统治,而不管这是否有利于抗日。史迪威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他在一篇笔记中写道:“蒋介石面对着一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击败了他。他对共
产主义影响的传播感到迷惑,他看不到中国大众把共产党人当作唯一可见的希望来
欢迎。他们要求摆脱沉重的赋税,军队的为所欲为,戴笠的盖世太保,贪婪、腐败、
任人唯亲,无价值的货币,可怕的生命浪费,无视人权。”史迪威认为,共产党是
伟大的爱国者,是一支斗志昂扬的抗日力量,向这支部队提供援助,符合中国和同
盟国战胜日本的共同利益。即使从暂时的利益来看,共产党部队向华北出击,也是
挫败日军“一号作战”的一项重要措施。 赫尔利在同蒋介石会见时,向他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口信:希望他能像英美两
国授权艾森豪威尔统一指挥欧洲战场的盟军那样,让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军队,并
给他以充分的信任。蒋介石用十分冷漠的态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不知道艾森
豪威尔的司令部是怎么做的。史迪威和艾森豪威尔的地位确实有着很大区别,艾森
豪威尔的麾下有140万美国军队,史迪威手下只有9万多美军人员,而且除了加拉哈
德部队以外没有别的地面作战部队。因此,用这种类比的办法,是无法说服蒋介石
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史迪威、赫尔利同宋子文、何应钦等人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
了初步交涉,双方分歧的焦点集中在租借物资的控制权上。9月8日的会谈一开始,
宋子文就直截了当地提出:“委员长必须掌握租借物资。”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方
面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赫尔利明确地告诉宋子文:“不同意。”而且让宋子文用
大写字母把这个词写在文件上。史迪威意识到,蒋介石虽然多次表示“原则同意”
授予他指挥权,却迟迟不肯采取任何行动,其目的不过是想用一张空头支票换取对
美国租借物资的控制权。他认为:“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还有什么用呢。
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将只能去舔
别人的屁股。”
在初步交涉的基础上,赫尔利经与史迪威磋商,拟定了需要商讨议定的10个问
题:第一,中美合作的最高目标是促进中国所有军事力量的统一,以打败日本,赢
得中国的解放;第二,为支持中国的目标,与中国合作以使同苏联和英国的关系更
加密切和协调;第三,把中国所有军队统一于大元帅的领导之下;第四,集中中国
的所有资源用于战争目的;第五,支持大元帅在民主基础上为中国政治统一所做的
努力;第六,提出目前和战后中国的经济计划;第七,确定史迪威将军作为前线指
挥官的权限;第八,确定史迪威将军作为大元帅参谋长的权限;第九,准备拟制指
挥系统表;第十,讨论今后对中国租借物资的管理。
9月12日,史迪威和赫尔利再次会见蒋介石和宋子文,正式递交了这10个问题。
宋子文提出,“民主”这个词含义不清,有附加条件之嫌,要求删去第五条中“在
民主基础上”一段。蒋介石表示,同意前六条;第七至第九条关于史迪威权限的问
题,应由一项“国际协定”来予以规定;第十条关于租借物资,必须交给他掌管。
史迪威和赫尔利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应按照华盛顿的意见,在重庆成立一个有中国
代表参加的美国委员会负责租借物资的分配。
这次会见之后,史迪威一面让赫尔利起草关于“前线总司令”的任命和权限的
文件,以便继续和蒋介石谈判;一面开始着手出任前线总司令的具体准备工作。
他草拟了一份大体的工作计划,内容包括:与第一战区司令陈诚、第九战区司
令薛岳、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召开会议,调整对日军“一号作战”的防御部署;组
织部队在宜昌、洛阳、山西向日军后方发动进攻;去延安与共产党人协商,使其部
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并由成都机场向他们空运物资;挑选部队集结和训练地点,
以使美械装备的中国部队达到60个师,等等。
他还起草了一份一旦就任前线总司令后,发给各战区和各集团军长官的通电。
在那里面,倾吐了他对中国军队的肺腑之言和殷切希望。他写道:“我希望你们把
我看成是中国的真正朋友。我的唯一想法就是打败日本人,使中国强大起来,赢得
自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建立一支强大
的精良的军队。”“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要让一“外国人来干?’我要你们别
那样来看我。我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走遍了全国各地,我尊重中国人民和他们的
品格,我目睹了中国士兵作战,我一直和他们、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虽然史迪威对蒋介石能否授予他真正的指挥权表示疑虑,但他仍然满怀信心和
希望地准备着率领中国军队同日军进行生死搏斗。因为他“对中国士兵和中国人民
抱有信心”,认为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崇尚民主的……,他们诚实,节俭,勤劳,
乐观,独立,坚韧,友善,谦恭。”问题在于“受到了不当的管理”。他希望能以
他的力量来改变这一状况,挖掘出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的伟大力量。史迪威充满了
豪情和壮志,但也不免带有理想化的色彩。
当史迪威在重庆忙于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艰难交涉的时候,派往前线的美军
联络官不断给他发来关于广西和云南的战况。桂林危机,龙陵危机,一个个坏消息
揪动着他的心。如果前线一败涂地,他就是就任总司令也难有回天之力。9月14日上
午,史迪威飞往桂林视察那里的防务情况。
这时,日军在占领湖南各要地之后,继续按照“一号作战”计划向广西进犯。
就在史迪威到达桂林的当天,全州失守,广西的门户洞开。广西境内有许多第14航
空队的机场和美国租借物资的仓库,是日军打通印度支那的最后屏障,一旦失陷将
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史迪威找来了负责广西方面作战的张发奎,向他了解了目前的情况。张发奎告
诉他,日军占领全州后,距桂林仅有100多公里了。根据委员长的命令,桂林外围的
几支主力部队。“为避免不利态势”已经撤走,而让仅有的3个师在桂林城关门死守。
后来,史迪威又从白崇禧那里了解到,蒋介石的意图是:“在桂林坚持两个月,等
美国人在太平洋上打出个结果来。”为了挫败日军对广西的进攻,史迪威回到重庆
后起草了一份防御作战方案,主张在坚持某些阵地防御的同时,组织有力部队实施
机动作战。这样即使不能击溃日军,至少也不会在自己设的“捕鼠器”里困守待毙。
由于张发奎无法抽调兵力保卫美军机场,史迪威经与陈纳德商量之后,决定除
留下一个机场给桂林守军空运武器弹药外,其他机场全部炸毁,美军人员和装备撤
往昆明。
当天下午,史迪威离开桂林飞往昆明,派驻中国远征军的联络官米德尔顿向他
汇报了滇西前线的情况。此时,驻缅甸日军的英帕尔作战已遭到失败,随后经调整
兵力。向中国远征军发起了反击,龙陵和腾冲一带的战况十分紧张。不过,尽管远
征军伤亡很大,作战十分艰苦,但仍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第二天上午,史迪威从
昆明飞回重庆。
9月15日,当史迪威回到重庆时,赫尔利已经拟好准备提交给蒋介石的两份文件,
一份是对史迪威出任前线总司令的任命书;一份是关于史迪威职权的指示。按照这
两份文件,史迪威将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指挥所有在华的陆军和空军;享有按
照中国的法律奖励、惩罚、任命和罢免军官的权力;享有改编、合并、调动和部署
军队的权力;享有发布战斗命令,指挥部队作战的权力,等等。史迪威对这些内容
感到满意,他认为没有这些规定是无法真正行使指挥权的,赫尔利也正是根据他的
要求起草了这些文件。
近中午时,史迪威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要他和赫尔利一同到委员长官邸去。
史迪威赶到后,蒋介石非常严厉地对他说,密支那的中国驻印军必须在一周内向八
莫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