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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甚至想要模仿他的笑容，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坐了一会儿后队长醒了，他的美梦也做完了。他一醒来就像从天堂掉回凡间，伤口的疼痛和天气的潮热让他无时无刻不在轻轻蹙眉。
然而他还是对着我露出微笑，夸我在他重伤之时冷静的将任务完成并掩护同志离开。我问他是不是当时想死，他愣了一下，啼笑皆非，险些把伤口给撑裂，他说自己怎么可能会想死，鬼子还没有被赶走他怎么能死。
我自知失言，可看着他虚弱的样子，又像是个病入膏肓的人在安慰亲友说自己一定振作。我一直将他当作我的楷模，他也曾经坦言我像是十年前的他，可现在我很怀疑自己的这份“信仰”，如果队长真的因为高城之死而失去活下去的力量，那么我该怎么办？
我只知道，如果许三多死了，我不会寻死。不管队长和高城之间的情谊有没有我和许三多那般深厚，他都不应该比我更堕落。
那天正赶上护士给队长换药，他身上的枪伤真不少，新的老的加在一起少说有五六处，拆绷带时他疼得险些晕过去，由于躲避日军的搜查而被转移数次，他腹部的一处伤口感染发炎，这些天一直处于低烧之中。
我帮助护士扶起他的身体，我感觉到尽管他疼痛难忍，但心跳却比我的还要平静，还要稳，他痛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却坚持在向我传授最后一招降服女人的绝技，我问他最多的时候曾经同时和几位太太小姐纠缠不清，他说自己能力有限，只会集中精神对付一两个，要破纪录还得指望我等后辈，再说，今后自己也无法再干这行，因为没有哪位小姐太太看到自己这一身的伤疤而不害怕起疑的。
他肚子上那个发炎的伤口几乎要烂出一个洞了，腰部肿胀得厉害，由于形势恶劣即便是上海站也难在短时间内弄到消炎药。于是他就只能咬牙等着，这样他还能梦见让他笑出来的事情，于是我只好相信他并不想死，他只是想战斗。
从樱桃别墅出来后我直奔玛丽医院。那里有一个我在仙乐都认识的中年女医生，她已经向我暗送过好几次秋波，然而我当时完全无暇她顾，只能暂且应付几位相对来说更有权势的阔太太。
今天我想起了她，于是在她的诊室外我们“相遇”，我装着胃痛被她带进诊室检查。她掀开我的衣服，从上到下摸了个遍，我不动声色的躺着，就等她把嘴凑到我的嘴上。
外面的病人排了长队在等待，有人不耐烦的敲门，于是她才放弃了就在此处与我共赴巫山的念头。我坐起来整理好衣服，看着她在桌子上喘着粗气给我开处方。
当天晚上我到她家去吃饭，被她灌了半瓶酒下去。我晕乎乎的，被她逼迫到沙发里拥吻，等到她吮吸够了我的唾液想要脱衣服干点实质性事情的时候，我推开她，提出了我的要求。
我要一盒盘尼西林，以此作为报酬。她很惊讶的问我要多少钱，我说出一个她不可能给出的钱数后挑明，只有她弄到珍贵如黄金的盘尼西林，才够得上跟我同床共枕的嫖资，除此之外，她绝无其他途径搞来那么多钱。
如果这位医生是个男人，那么我的冒失要求一定会令我死无葬身之地。可女医生是个女人，她也考虑不到那么多男女之事以外的东西，长久以来独守空房的寂寞占领了她的身心，于是我的要求在她头脑中变得合理化。
一天后我拿到了六支珍贵的盘尼西林，交给齐桓五支让他先给重病的队长用上，剩下一支小心翼翼的保存起来。
我不知道这是给谁留的，反正当时看着六支小巧晶莹的玻璃药瓶，我就想到有一天或许还能用上它。
没过几天，女医生就被破门而入的伪警察抓走。在数支枪口下，她没有说出那六支盘尼西林就是给我弄的。尽管我当时就躺在她身边，一丝不挂给人家逮个正着，那个带队的小巡长见过我，也知道我是亲日女实业家顾太太的“干儿子”，于是在确认我与丢失的盘尼西林无关之后，冷笑着在黑暗里踢了我两脚便离开。
女医生被带走时拼命回头看我，好像是想努力将我的样子印在脑海里。其实对于这次抓捕我早有准备，日军明令禁止流通的消炎药管理并非如此严格，我大可以编造一套拿了黄金一样的盘尼西林去黑市倒卖的借口，然后将事先准备好的钱塞进小巡长的口袋。可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那女医生一口承担下来，似乎完全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世界上最严酷的刑罚。
但她的目光分明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会死。我眼睁睁的看着她被带走，直到她最后的留恋眼神被印在脑海里。事实证明，后来她直到死也没有说出我的名字，大概几天以后，她的尸体被扔在路边，由于不能冒暴露身份的危险，我只好置之不理。
如果没有其他理由来解释女医生为我而死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她爱我。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第一个奇迹，在我以为不会成为事实的世界上发生了，尽管我根本不明白自己究竟哪里值得她付出生命。
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女医生已经变形扭曲的面孔上，我暗中托人将她的尸体收殓起来，埋在郊外的一处坟地里。那里曾经是乱葬岗子，后来有了几座墓碑，一切都因为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我在想也许我死了之后还不如她，这样一来，就不会多么愧疚了。
队长终于好了起来，我搞来的那五支盘尼西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见到他时，他已经能下地走动，并且正在给齐桓他们做最新的行动计划。
暗杀和实施恐怖活动完全不会因为日军的全面占领和封锁上海而停止，我们和日军同样疯狂，那些无法忍受或者害怕这种白色恐怖的人，早在上海沦陷之初就投降或者逃走了，留下来的人是一群不会回头不会认命的亡命之徒。
齐桓在后来的那次行动中丧命。他们的计划做得未免有些过于铤而走险，可包括队长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觉得，危险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那是吃饭穿衣行动坐卧都必不可少的朋友，于是死亡降临时，就像是终于能够休息，怪不得人们要将死亡说成好听的“长眠”。
奇怪的是，这些人死的时候我总是在场，我也是唯一的见证。
齐桓在潜入机场安放炸药时被抓住，那时我正好去迎接从北平飞回来的顾太太。齐桓浑身是血的从我面前被带走，顾太太还像母亲保护儿子一样将我搂到一边，可我固执的梗着脖子装作一定要看看热闹。
我盼望能从齐桓那里得到最后一点讯息，然而他连头也没有回。多年的特工生涯令他严守戒律，不会向自己人那边多看一眼，他蹒跚着步履但却从容的被押走了，我想他大概已经明白自己会去哪里了，如果幸运的话，他的战友们会在恰当的时候和地点神出鬼没的给他一枪。
果然，没过多久，就听见了机场的角落传来枪声。起初是一声孤零零的脆响，然后便引发密集的还击。顾太太拉着我钻进小汽车内，直到开出很远才缓过气来，直问我有没有吓着。我傻傻的回答说自己小时候在家乡见过很多饿死的人，还有闹革命闹得被枪毙的人，我不害怕。顾太太又立刻忘记了方才的虚惊，捏着我的脸蛋叫小乖乖。我从车窗帘缝隙中看到了外面微明的晨曦，自从成为特工后我就习惯在任何空闲时看看天，如果我下一刻就要丢掉性命，我不希望自己死的时候眼睛里只有土地的昏黄。
齐桓死后吴哲坚决要求进入特别行动队执行暗杀等任务，被队长拒绝。最后他关掉了花店，进入一家被日本人吞并的银行当小职员。
队长完全恢复后，又开始带着手下日渐稀少的队员神出鬼没于上海的巷陌间。我只有在非常必要传递情报或者非常有必要协助行动时才能与他见面，由于76号和日军的高压严查，他能够行动的空间和余地越来越小，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闭门不出。
我们在自身难保时都会切断和外界一切联系，假装自己就只有表面上的那一个身份。许三多那边显然也是这样规定的，于是最艰难时，我们又剩下坐在屋子里大眼瞪小眼。
有一天许三多回来后话比平时多，他告诉我在街上看见了袁朗，我装作忘掉了这个人，于是被他斥为忘恩负义，人家带我走上这条有吃有穿的生财之道，我却连提都不愿提起。
我反唇相讥的问他，你亲爱的史探长和六一哥又在哪里，如今时事艰难，吃饭都成问题，当年那两肋插刀的朋友怎么又不出来接济你了？还不是靠我当小白脸挣的钱吃饭！
许三多很难过，他一晚上都没跟我说话，躺在床上不吭气。我发誓我不是想气他，我只是对于他的窘境无能为力罢了。
后来天黑了，我也没点灯，直接爬上了他的床，从后面把他抱住，他没有拒绝，于是我们就这样睡着了。谁也没说话，解释都是没用的，何况我们俩都不能够解释，生死现在已经变成了小事，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发现自己竟然有了信仰。
信仰本来是队长和史今那种人才有的奢侈品，他们读过书，受过新式教育，阅尽人事浮沉沧桑，而最终心里还闪烁着的那一种东西，被小心翼翼的保存下来。
我的信仰不是什么“主义”，不是教堂十字架上的受难小人，它是一棵树，一棵有根的树，树根一旦扎下，就不能再拔起。
转天早晨我们俩几乎是同时醒来，然后就发现竟然脸对着脸嘴对着嘴躺了一夜，谁也不能保证睡着时有没有向前延伸过一寸的距离。
三呆子一如既往的面红耳赤，跳下床去洗脸了，与他相比我是久经沙场的将军，嘴唇的味道我尝过千百种，不过三呆子的气味是最特别的。
接下来的日子依旧纸醉金迷，我在众多太太小姐的包围圈外又认识了一位年轻文静的李小姐。她看上去并不是什么有钱人，可她有一双犀利的眼睛，叫人害怕又着迷。在夜总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