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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原南方周末记者谢春雷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采访了一个做毛毯生意的义乌商人。中东生意的中断，压得这个商人乌云罩面。战争还迫使三个温州商人铤而走险，在隆隆炮火声中，奔向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中国入世前三年，战火损他数千万美金的陈姓商人，便在阿联酋海港城市迪拜，建起了三座年成交额1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城。
不懂外语，靠翻译、手势和计算器谈判的浙江商人，业已绑上了全球化战车。义乌人早已丢弃了用以发家的鸡毛换糖，仰赖宁波港的集装箱，把中国制造的货品从国际商贸城，输送到全球212个国家和地区。走在义乌，汉语、英语、朝鲜语和阿拉伯语，四种语言写成的醒目的广告牌，强硬地向我宣告这座国际商贸城面向全球的定位。
开放格局下的全球化视野，不仅填写了巨额的外贸出口单据，还迎来了民主的人权观念。2000年以后，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沃尔玛，派员去义乌浪莎集团，检查工厂的安全生产和消防设备，甚至还到职工的厕所看过。在做记者的我，还不知“SA8000”为何物的时候，浙江人就从沃尔玛这些跨国公司的小动作中，明白了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知道“SA8000”的中文含义是社会责任标准。
就在沃尔玛这样的企业，将“工厂素质评分标准”纳入到全球采购的日子里，浙江私营企业主渐渐懂得了消防设施不齐备，非法使用童工，不仅是不道德的，也违反世界通行的生意规则。把劳工权利与订单挂钩，固然让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愉快，却固化了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责任。
现任上海东方早报副社长的胡宏伟，在西湖边的一个茶馆里，跟我说，他在新华社浙江分社期间，曾编发过一篇惊心动魄的新闻稿：距离义乌城区不足百里的永康县，一年斩断过千只手指头。永远都那么激情澎湃的他分析：永康人大多从事制造业，在封闭的车间内，一颗颗螺丝钉式的外地民工，看似受到工业机器的吞噬，实则吞咽不开放的苦果。
义乌则不同，他们对外来民工，还是给予了尽可能多的福利。2000年初，他们在中国率先给民工以选举权，允许他们竞选打工区域的人大代表。我们当然不能将之附会成国际跨国集团的压力，但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确实义乌和义乌商人更早更多地懂得了民主和人的权利。
全球化不是免费的午餐。浙江人享受了全球贸易的好处，也遭遇了“反倾销”的不愉快。尽管入世谈判是国家的事，应诉打官司却是民间商会的事。2003年，中国民间应诉第一人，温州打火机协会副会长黄发静，打赢了中国入世第一案。
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国际贸易法律，把习惯各自为战的浙江商人团聚起来，自行解散了“跑单帮”的货郎担模式。曾几何时，他们从来没有关心过这样的议题：中国该不该入世？贸易是否需要自由化？入世后如何应对国外的反倾销？他们只是默默地甚至是偷偷摸摸地越过边境，和洋人做生意。
现在，WTO议定的“世界贸易宪法”，已经波及到他们，他们原先以为只是少数政策制定者和少数学者关心的事情，已然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004年，温州人开设在意大利的皮鞋商城，遭到反倾销怒火的焚烧。尽管他们并不理解，全球化和民间社会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他们不得不快速组建起一个个民间社团，去应对应接不暇的反倾销，反补贴。同业公会这样新名词，改写了他们的商业行为方式。在浙江，10000余非官方的新社团组织的次第登台，让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课题组的成员惊讶不已。
显然，他们的自组织能力，已经超出了官方的预期。在温州，非官方的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开始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决策。如果说，民主政治的好处，就在于它给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了主张自己利益的渠道。那么，在国际化浪潮中跃起的一个个NGO，毫无疑问地丰富了浙江的民主。
发生在浙江的全球化的故事说明：为促进一种国际贸易体制而设计的规则，可以用民主价值来论证它的正当性，贸易，开放的贸易，确实有助于我们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行进。
《浙江发生了什么》 绪论自发扩展的秩序
自发扩展的秩序
研究浙江的民主，我会不止一次地翻阅哈耶克的著作。这位伟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倡导的“扩展的秩序”，一次次地敲击我心灵的窗户，为我看到的浙江的民主的细节，做出理论上的说明。浙江的民主，从来就不是官方有意为之的“计划性产出”，而是发轫于民间经济的自发无序的生成。
对于西方世界的兴起，欧美的经济学家们曾围绕欧洲经济增长的原因，争执不休，有的说是技术革命，有的主张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有的人强调市场信息成本下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说：他们说的都对，但都没有击中要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兴起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12］。那么经济组织怎样才会有效率？他们谈到政府须保护所有权的制度创新，“如果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的，便会出现经济增长。”［13］
返观浙江20余年来的经济发展，我们能找到多少技术进步的例子，解释一个资源倒数的省份，何以能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坐上中国经济领域的第四把交椅？能以人力资本的投资，诠释他们创造出ＧＤＰ124亿的秘密么？同样，我们也不能仅仅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说明浙江在ＧＤＰ年增长速度、人均ＧＤＰ增长速度、外贸出口总额、财政总收入四项指标上，仅次于北京上海广东的经济奇迹［14］。
诺斯对西方世界兴起的解释，完全可以套用到浙江经济奇迹的创造上。25年来，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不断壮大，浙江经济总量的递增，都与私有产权息息相关。他们曾为产权坐过牢，为私有产权戴过红帽子，在政治风波乍起的时候，主动向地方政府申请“充公”，近些年来他们为私有产权得到宪法的保护，屡屡上书，利用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的参政议政权，一次次建言国家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并在2004年如愿以偿。
为什么握锄头、螺丝刀和修鞋器材的手，最终能和中国领导人拉在一起？你问从小就蹲在寒风中修鞋的南存辉，问年逾不惑才开始卖冰棍的宗庆后，除了哈耶克所说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之外，还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在支撑他们么？
哈耶克说，资本主义是一个被反复误读的概念，它的本质不过是自由企业制度或者人类合作秩序的无限扩展。他认为，在合作秩序的扩展中，产权私有的社会基础不可或缺。显而易见，浙江20余年的发展，满足了这个条件。
论功行赏，我们只能将这个丰功伟绩，归于自发的民间的力量，而非政府。浙江的官员相对于其他省市，要开明得多，但他们不是浙江私营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很多时候，他们是被民间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中共十六大全面解放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前，说他们是改革的维护者，远比称他们是维护者，更为贴切。
自1960年代始，温州的改革派官员的命运充满悲怆。他们时常是“被拎出来‘示众’一番的被告”，他们不得不苦心培植一些公有制企业的典型，并在外来取经者跋山涉水而来时，不厌其烦地向来者大谈温州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经验。两位追踪温州多年的前新华社记者说，如果我们据此“说温州的官员一开始就明白执政体系应当如何与市场经济相衔接，知道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状态下发挥有效的作用”［15］，显然是夸张了。最接近本质的解释是：情势的变迁，聚集了巨大的改革压力，他们不得不顺势而为，以利益调整的方式进行协调。
在浙江，纵使那些在私营企业发展的生死关头支持过改革的官员，也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先知先觉者。他们确实提着乌纱帽，冒险支持过第一个股份制的银行，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冒当时制度之大不韪的“第一个”。凡此种种，都符合经济人的假设，都和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中反复申述的“扩展的秩序”相吻合。
再看看义乌小商品国际城26年前的命运悬浮。当农民丢弃农活去做批发市场的时候，吃官饭的工商人员，便根据红头文件的指示驱赶他们。双方之所以没有变成猫和鼠的天敌关系，不是因为工商人员支持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出于本乡本土的同情心。至于小商品批发的合法性承认，也是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刨除少数官员“寻租”的私心，多数时候，浙江各个地市的大小官员，在改革开放中展示开明的最大动力，莫过于“造福一方”的压力。又无其他改善人民福利的路子，只得任由他们偶尔也看不惯的私营企业像野草般疯长。尤其在GDP挂帅的时代，数字政绩使他们无论情愿与否，都得和私营企业主坐在一起，支持他们的钱途就是支持自己的仕途。
政府官员们对民主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创新，所持态度大抵上也是顺水推舟。如果情势不明朗，他们的态度则趋向于暧昧，或者否定了事。义乌的官员最初听说私营企业主捐资参选“村官”，没有表态，只是任由他们去做。瑞安首创的契约村官制度，在媒体或赞赏或质疑的嘈杂声中，被中共温州市委束之高阁。
所以，我想，浙江经济的发展，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