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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风经典散文集-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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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美执言

  我想,开始的时候,她自己也不知道后来会走得那样远。 
  就像嫘祖,偶然走到树下,偶然看见闪闪发光的茧,听到微风拨划万叶的声音,她惊奇的伸手摘下那枚洁白如雪凝炼如蕾的椭圆形,然后拉开它,伸展它,才发现那是一缕长得说也说不完的故事。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扯出了一种叫“丝”的东西,她更不知道整个族人将因而产生一部丝的文化,并且因而会踏出一条绕过半个地球的“丝路”——她只知道那棵碧绿的好桑树,长在一个温暖柔和的好春天。树上有一枚银银亮亮包容无限的茧,她哪里知道那样轻柔细微的一纤,竟能坚韧得足以绾住一部历史。 
  又如另个不知名的先民,在一个露水犹湿的清晨来到黄河边。听见水鸟婉啭和鸣,一时兴起,便跟着学叫一声: 
  “关——关一” 
  水鸟傻傻的应了一声,他顽皮的再学一声。忽然,他发现那以“马”收尾的关字是多么圆柔婉艳。 
  “关关。”他说。 
  “关关雅鸠。”他说,忽然,他知道那是一个好句子。 
  “关关睢鸠,”他继续念,而水鸟在沙洲上,沙洲在河上,并且由于春草萋萋,看来轻而膨松,仿佛随时都会顺流飘走。 
  唉,这样简单,一条河,一个春天,河上一夜之间绿透半实半虚的沙洲,洲上半隐半现的水鸟,以及一个看见这一切的又欢喜又悲切的自己。他觉得有话冲到嘴边,就照直说了出来: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他并不知道那就是诗,他只想把春天早晨听到看到的说出来罢了。然而,他却吟出了一首诗,从一条河开始。 
  初识碧华,只知她是诗人罗青的妻子。而“诗人的妻子”这一职分,恐怕已经是负累颇重的名衔了。我一时也没注意她本人。后来在1982年我为泰北难民筹款,办了“作家小手艺义卖”,她拿出一些精致的刺绣首饰,才真正把大家吓了一跳。1986年她又在台湾民艺文物之家展出一次,作品更见丰美繁富,最近她把心得和作品结成集子,一页页掀开,只觉是一幅幅有插图的诗集——或者说,有说明的画册,歆羡之馀,很愿意为她“仗美执言”。 
  碧华和丝线的因缘其实也很偶然。那年,她母亲出国,留一盒丝线给她,那大概是她第一次惊艳吧?中国人的色彩表现最早的可见于彩陶,至于文字方面的记载,则见于尚书:“以五采彰于五色的,作服汝明。”可见早期的色彩是和丝线连在一起的(虽然并不因而和各别的连在一起)。彩色丝线的绚丽艳泽足以用来调剂单色的布,进而可以区别官阶军种,算得上是源远流长了,碧华爱上的那盒丝线,溯其源竟可以上接五千年前中国人对蚕丝爱悦流盼的目光。 
  碧华拿起针来,描摹之际,竟不知不觉便做出类似香包的小手艺,香包其实正是往古时代农业社会初夏时日的好心情,新嫁的女子,在第二年端午节,照例要做些香包分送族人,特别是小孩子,往往可以像“佩六国相印”般带着婶婶、嫂嫂、姊姊等人的不同香包。名为辟邪,其实自有手艺高下巧拙的比较,而新嫁娘的手艺一向是大家争看的焦点。碧华初试手艺时,心情亦如新嫁娘吧?分给大家围观传阅的时候,心情亦不过是节庆期间的一团喜气吧? 
  但缝着缝着,一针一线之馀,她竟缝出自成一格的刺绣首饰来了。世上的首饰虽然有金有银有铜有锡有珠有玉有各种钻石宝石,且有玻璃、陶瓷、种子、木头、骨头、牙齿……但要找一条精致的刺绣首饰却必须到碧华的工作间去——这件事,开头的时候,我敢说,碧华自己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她只是觉得丝线鲜活美丽,她只是知道把两根丝线放在一起会比一条更鲜活美丽,线线相叠,不意就这样竟撞出一番乾坤来了。 
  我看碧华作品的心情,也如端午节小儿伸手讨新嫁嫁的香包,挂在身上,无限喜悦——为那一手生香活色的好针线,为村社间的好年成好节景好兴致,为玩着玩着不知不觉开了宗创了业的潇洒。 
  细赏碧华作品,或仿战国玉器,莹润温婉。或拟印度色彩,幽艳玄秘。或作螭蛟腾云或成花团锦绣。其心思之至于致密,品味之醇雅,用色用针之能宏肆能守成,都令人惊喜错愕不已。 
  如果碧华一开始就立好计划,打出旗号,拟定十年工作进度表,要把自己造成一位“现代化刺绣首饰制作人”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我更喜欢她目前的程序,是不知不识间拈起一根属于母亲的丝线——然后再拈起另一根。色与色相授,神与形相接。她在不能自持的情况下,一步步陷入困惑和奋扬,作品在梦中涌现,在冥思中成长,复在静定中一针一缕的完成。 
  我为碧华喜,但更为可以产生碧华的社会喜,为艺术上英雄四起开疆拓土的鹰扬时代喜,为传统可楔入现代喜,更为自己可以看到好东西的权利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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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欢喜赞叹的《欢喜赞叹》

  做学生的时候,读到前人评谢灵运的句子,曰: 
  “谢五言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 
  竟觉这样漂亮的句子简直比谢诗本身还要动人啊,后来又读词话,见王国维拿温飞卿自己的句子“画屏金鹧鸪”来形容其人自己的风格。同样的办法他也用来形容韦庄和冯延已,(取两人的句子各为“弦上黄莺语”及“和泪试严妆”),初读之下,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却也认为很好,不以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及至接触西洋文学批评,不免惊为天外美物,如此条析缕陈,真是中规中矩,毫厘必较。少年心性不免一见倾心,一时之间,人也变得沉重起来。仿佛一句“中国没有文学批评”是冲着我讲的。当时在报章杂志渐渐注意到学院式的批评,逐日取代了感性评述,所谓感性的评述,大约只须记住二十个左右的成语,便无住不利。论山水则曰‘叹为观止”,论美食则是“腴而不腻”,论文学不外“清新感人”,论声乐家则“收放自如”“馀音绕梁”,至于气韵生动”“力透纸背”则是论书画必祭之咒语。——在那时代所有的评述,少有不从一个模子里拓出来的,不同的只是像香烟或槟榔摊贩,谁先占了位子谁卖,至于货色全同,倒也没有人来过问。 
  而所谓学院人士,则不外搬弄另一套术语。那套术语比较高深莫测,常见的是英文,必要的时候也须加拉丁文及希腊文。而且必须五步一注解,十步一原文(所谓原,当然不可能指中文原文罗)。在那种迸代走火入魔的批评家,不免以文章遭人看懂为耻,整个说来,那时代的评论家仍是摊贩,不同的是此摊卖的是洋烟洋酒了。 
  前几年——大约前五六年吧,有个对艺评很在兴趣的老外,在“留台”一阵子之馀,曾经发出自认为“石破天惊”之论,他先认为台北没有艺评,因而艺术很难进步,他甚至举林怀民为例,曰,此人全台北艺术家几乎都是他的朋友,叫他到哪里去接受严苛的批评呢?没有严苛的批评,他又何由进步呢? 
  言之凿凿,使我不免静下来想想这个问题。 
  要说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批评,其实也不算错。正如胡适认为中国缺乏希腊定义的“哲学”一般。 
  批评之为事,多少和商业社会的发展有些关系,亚里斯多德之所以写出《诗学》一书,成为西方批评的鼻祖,是因为在他之前三大戏剧家的作品都完成了,他乐得跟在后面批评。而三大戏剧家是在发售门票(如有穷人买不起票,另有辅助办法),且有“最佳剧本桂冠奖”之下产生的。人必须付了钱买了票才能说话,此理甚明。否则像刘十九接到白居易的诗笺“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万万不能想到批评一事,(假如你在杂志上读到不满意的诗,也许会骂几句因为你有权认为诗太坏,对不起买杂志的钱。)又如朋友送你一幅画,言明是供你“补壁”(贴糊破墙壁)用,更谦虚的则说他的诗休你“覆瓿”(拆开了可封坛子口),这种时候,你又有什么资格去批评人家?至于钟子期听伯牙弹琴,一文未花,只不过站在窗外偷听——这种听法只合喃喃自语:“这是高山。”“这是流水。”或凭第六感,知道弹琴人必有不禅。至于谈批评,则于理不合,人家既非专业弹琴手,又没叫你来听,批评纯粹成了多事,至于寒山子写诗,也无非在隐居的岩穴里除了满墙,后人集而成帙,他自己全是顽童行径,后人如何能置喙评之? 
  中国虽也有“批”字“评”字,但在艺术上批字会让人想到“批水讲”,“评”字则让人想到“评话小说”,一向缺少剑拔夸张居高临下的气势,对于把艺术看作“馀事”的文人而言,很难进行专业的要求和精确的批评,只因将艺术看作“馀事”也自有优点,连带的也就不必认为缺乏西方定义的批评有什么不好了。 
  中国人当然也讨论诗,那不叫批评,叫《诗话》(《词话》《曲话》也同此意义)。讨论画的叫《历代名画记》(张彦远),《图画见闻志》(郭若虚)《画继》(邓椿)或《画禅室随笔》(董其昌)。讨论音乐戏剧的则名为《录鬼簿》(钟嗣成)或《顾曲麝谭》(吴梅),整个文学美术音乐,从来不曾因为缺乏西方意义的批评而呆滞不进步,相反的,这些随笔或手拿拂尘随便聊天式的著作,也很正常的辅佐了中国艺术的前进。 
  近年来,由于本土文化的自觉,批评文学渐自牵强而一面倒的西方系统回归。其中如康来新教授之论小说戏剧,以及蒋勋教授之论美术,皆在反映接受西方模式之后,返回到诗话系统的雍容和熙,而且坚持把削铁如泥的批评利剑,嵌镶拭擦成华美的舞器,剑之为器不一定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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