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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猛然想起有一次看柏格曼的电影，其中一位小块有难，有人好心引述良言劝慰他，他哭笑不得，反讥了一句：
“朋友，你真幸福——因为你说的话，你自己都相信。”
原来，所有的话，都是说给自己听的——说给或相信或不相信的自己听的——希望至少能让自己相信自己所说的话，我之所以想做树，想做菊，想做一枚蹄痕，想做月，想做一只残陋的碗，甚至是一条漠然不相干的裙子，不是因我生性超然，相反的是因为我这半生始终是江心一船，崖边一马，“船到江心马到崖”，许多事已不容回头，因而热泪常在目，意气恒在胸，血每沸扬，骨每鸣鸣然作中宵剑鸣，这样的人，如果允许我有愿，我且劝服我自己是江上清风，是石上苔痕，我正试着向自己做说客，要把自己说服啊！至于我听不听自己的劝告，我也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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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美丽的流域
推着车子从闸口出来，才发觉行李有多重，不该逞能，应该叫丈夫来接的，一抬头，熟悉的笑容迎面而来，我一时简直吓一跳，觉得自己是呼风唤雨的魔术家，心念一动，幻梦顿然成真。
“不是说，叫你别来接我吗？”看到人，我又嘴硬了。
“你叫我别来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决定要来了，答应你不来只是为了让你惊喜嘛！”
我没说话，两人一起推着车子走，仿佛举足处可以踏尽天涯。
“孙越说，他想来接你。”
“接什么接，七十分钟的飞机，去演一个讲就回来了，要接什么？”
“孙越有事找你，可是，他说，想想我们十天不见了，还是让我们单独见面好，他不要夹在中间。”
我笑起来，看不出孙越还如此细腻呢！
“他找我有什么事？”
“他想发起个捐血运动，找你帮忙宣传。”
“他怎么想到我的？”
“他知道你在香港捐过血——是我告诉他的。”
孙越——这家伙也真是，我这小小的秘密，难道也非得公开出来不可吗？
1983年9月我受聘到香港去教半年书。临先前是虽然千头万绪，匆忙间仍跳上台北新公园的捐血车，想留下一点别时的礼物，可惜验血结果竟然说血红素不够，原来我还是一个“文弱女子”，跟抽血小姐抗辩了几句，不得要领，只好回家整理行囊扬空而去。
1984年2月合约期满，要离满的那段日子，才忽然发现自己爱这座危城有多深。窗前水波上黎明之际的海鸥，学校附近大树上聒噪的黄昏喜鹊，教室里为我唱惜别曲的学生，深夜里打电话问我冬衣够不够的友人，市场里卖猪肠粉的和善老妇，小屋一角养得翠生生的鸟巢蕨……爱这个城是因为它仍是一个中国人的城，爱它是因为爱云游此处的自己。“浮屠不三宿桑下者，不欲久生恩爱。”僧人不敢在同一棵桑树下连宿三天，只因怕时日既久不免留情。香港是我淹留一学期的地方，怎能不恋栈？但造成这恋栈的形势既是自己选择的，别离之苦也就理该认命。
用什么方法来回报这个拥抱过的地方呢？这个我一心要向它感谢的土地。
我想起在报上看到的一则广告：
有个人，拿着机器住大石头里钻，旁边一行英文字，意思说：“因为，钻石头是钻不出什么血来的——所以，请把你的血给我们一点。”
乍看之下，心里不觉一痛，难道我就是那石头吗？冷硬绝缘，没有血脉，没有体温，在钻探机下碎骨裂髓也找不出一丝殷红。不是的，我也有情的的沃土和血的川原，但是我为什么不曾捐一次血呢？只因我是个“被拒绝捐血的人”，可是——也许可以再试一下，说不定香港标准松此，我就可以过关了。
用一口破英文和破广东话，我按着广告上的指示打电话去问红十字会，这类事如果问“老香港”应该更清楚，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只好自己去碰。
还有什么比血更好呢，如果你爱一块土地，如果你感激周围的关爱，如果你回顾岁月之际一心谢恩，如果你喜欢跟那块土地生活时的自己，留下一点血应该是最好的赠礼吧。
那一天是二月六号，我赶到金钟，找到红十字会，那一带面临湾仔，有很好的海景。
“你的血要指定捐给什么人。”办事的职员客气地拿着表格要为我填上。
“捐给什么人？我一时愣住，不，不捐给什么人，谁需要就可以拿去。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只不过是光与光的互照，水与水的交流，哪里还需要指定？凡世之人又真能指定什么、专断什么呢？小小的水滴，不过想回归大地和海洋，谁又真能指定自己的落点？幽微的星光，不过想用最温柔的方式说明自己的一度心事，又怎有权力预定在几千几百年后，落入某一个人的视线？
“不，不指定，”我淡淡一笑，“随便给谁都好。”
终于躺上了捐血椅，心中有着偷渡成功的窃喜，原来香港不这么严，我通过了，多好的事，护士走来，为我打了麻醉针。他们真好，真体贴。我瞪着眼看血慢慢地流入血袋，多好看的殷红色，比火更红，比太阳更红，比酒更红，原来人体竟是这么美丽的流域啊！
想起余光中的那首《民歌》来了，舒服地躺在椅子上慢慢回味着多年前台北国父纪念馆里的夜晚，层层叠叠的年轻人同声唱那首泪意的曲子：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 也听见
沙 也听见
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
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从高原到平原
鱼 也听见
龙 也听见
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
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
从早潮到晚潮
醒梦 也听见
有一天我的血的结冰
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
从A型到0型
哭 也听见
笑 也听见多好的红海，相较之下人反而成了小岛，零散的寄居在红海的韵律里。
离开红十字会的时候，办事小组要我留地址。
“我明天就回台湾呢！”
谁又是正月有地址的人呢？谁不是时间的过客呢？如果世间真有地址一事，岂不是在一句话落地生根的他人的心田上，或者一滴血如何流相互灌注的渠道间——所谓地址，还能是什么呢？
快乐，加上轻微的疲倦，此刻想作的事竟是想到天象馆去看一场名叫《黑洞》的影片，那其间有多少茫茫宇宙不可解不可触的奥秘，而我们是小小的凡人，需要人与人之间无伪的关怀。但明天要走，有太多有待收拾有待整理的箱子和感情，便决定要回到我寓寄的小楼去。
那一天，我会记得，１９８４年２月６日，告别我所爱的一个城，飞回我更爱的另一个城，别盏是一袋血。那血为谁所获，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自己的收获。我感觉自己是一条流量丰沛的大河，可以布下世间最不需牵挂的天涯深情。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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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风烟
“喂，请问张教授在吗？”电话照例从一早就聒噪起来。
“我就是。”
“嘿！张晓风！”对方的声音忽然变得又急又高又鲁直。
我愣一下，因为向来电话里传来的声音都是客气的、委婉的、有所求的，这直呼名字的作风还没听过，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
“你不记得我啦！”她继续用那直捅捅的语调：“我是李美津啦，以前跟你坐隔壁的！”
我忽然舒了一口气，怪不得，原来是她，三十年前的初中同学，对她来说，“教授”、“女士”都是多馀的装饰词。对她来说，我只是那个简单的穿着绿衣黑裙的张晓风。
“我记得！”我说，“可是你这些年在哪里呀！”
“在美国，最近暑假回来。”
那天早晨我忽然变得很混乱，一个人时而抛回三十年前，时而急急奔回现在。其实，我虽是北一女的校友，却只读过二年，以后因为父亲调职，举家南迁，便转学走了，以后再也没有遇见这批同学。忙碌的生涯，使我渐渐把她们忘记了，奇怪的是，电话一来，名字一经出口，记忆又复活了，所有的脸孔和声音都逼到眼前来。时间真是一件奇妙的东西，像火车，可以向前开，也可沿着轨道倒车回去；而记忆像呼吸，吞吐之间竟连自己也不自觉。
终于约定周未下午到南京东路去喝咖啡，算是同学会。我兴奋万分的等待那一天，那一天终于来了。
走进预定的房间，第一个看到的是坐在首席的理化老师，她教我们那年师大毕业不久，短发、浓眉大眼、尖下巴、声音温柔，我们立刻都爱上她了，没想到三十年后她仍然那姻雅端丽。和老师同样显眼的是罗，她是班上的美人，至今仍保持四十五公斤的体重。记得那时候，我真觉得她是世间第一美女，医生的女儿，学钢琴，美目雪肤，只觉世上万千好事都集中在她身上了，大二就嫁给实业巨子的独生孙子，嫁妆车子一辆接一辆走不完，全班女同学都是伴娘，席开流水……但现在看她，才知道在她仍然光艳灿烂的美丽背后，她也曾经结结实实的生活过。财富是有脚的，家势亦有起落，她让自己从公司里最小的职员干起，熟悉公司的每一部门业务，直到现在，她晚上还去修管理的学分。我曾视之为公主为天仙的人，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