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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回家时，我全身都湿了，但心中充满温暖。
又一年，我去辅大演讲，讲完了，暮色已深，我急着打一个电话，于是转到理学院去找电话。
理学院没有开灯，整个浸沉在天地间的苍茫里，只有一颗巨大无比的旋转圣诞矗立在人口处，脚灯将树影投向极高极高的屋顶，我一时以为走进了一则神话。
细碎可爱的音乐，给人一种现世的喜悦，我久久不能离去。
那大学我以后又去过很多次，我始终不愿白天去看那理学院的前厅，我不愿那里对我而言降级成为一个“地方”，我要它一直是我梦寐中的“境域”。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混血儿，他的母亲是一位娇巧的德国南部褐发褐眼的女孩。十岁那年，他的外婆病了，他的母亲回欧洲，紧接着，1940年欧战开始，他的母亲再不能回来。
她逃难，骑着一辆破脚踏车，什么随身之物都丢光了，却仍然固执地、无望地留着两个儿子的证件，离乱的岁月延展，她的婚姻终于不得不结束，她流浪到美国，在医院里找了个工作，另结了婚。
1954年，那孩子二十五岁了，奉派到美国接受喷射机的训练，那年冬天基地放了圣诞节假，他从美国南部坐上飞机转巴士再加计程车，去千里外的俄瑞岗寻他十五年前的母亲。
十五年过去了，进行的战争结束了，婚姻结束了，而在异国的圣诞夜，神话似地，母子仍是母子，门开时十五前的亲情仍是亲情，母亲给他一袭白色的套头毛衣。
那故事已经甘二年了，但奇怪的是那一夜的历程，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能忘记。
自从那年决定在圣诞期间演戏，我已很久不再在家里布置圣诞树或买圣诞灯了，演戏是使人觉得一种虚脱的兴奋和疲倦。我甚至没有力气回圣诞卡，一曲戏应该是一盒最大的圣诞礼物，其中有我和我的朋友所能付出的一切。
那年圣诞节，孩子睡了，我在整理一件演员的衣服，大门不知为什么没关好，三个女孩子走进来。
“我们没有事。”其中一个说
“只是圣诞夜想来看看你。”另一个说。
还有一个似乎连话也没有说。
我一时愣住，根本也不知说什么。
可是安静的夜，沉沉地伸出手来把我们围住，没有人说明，可是被说明的东西却很多。我了解她们的善意，我觉得她们也了解我的。
然后，简直有点像故事，她们又走了。我很欣然，又很惆怅，每想以她们的时候，也是觉得又近又远，像一首老歌。
接到马的卡片很为之激动，卡片是自制的，上面有一两枚枫叶的拓片，枫叶摘自他们八年前的蜜月旅行，美丽的脉络在拓片上仍历历分明，简直是一方“天地有情的印石。
我其实和他总共没说过几句话，他送我们卡片是因为看到我们所写的《另一半的描述》，他说：“愿天下眷属俱有情如斯。”
我爱那张卡片，我爱那红枫的拓影，以及赠卡的那一家人，以及普天之下所有的“有情”。
我也急干将记忆中的圣诞锤为拓片，让那些故事的纤维一丝一缕地展现在岁暮时松柏的芬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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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音
大音希声，大象希形
——老子
他曾经给我们音乐，而现在，他不能再给我们了。
但真正的大音可以不藉声律，真正震撼人的巨响可以是沉寂，所以，他仍在给我们音乐。
他是史惟亮先生。
对我而言，他差不多是一种传奇性的人物。以前，他做的是抗日后方工作，在东北——那神秘的、悲壮的土地上（只有在那山从榛莽江河浩渺的土地上，才能孕育出他这样纯洁的人物吧！）。他又在西班牙，在德国学音乐，是作曲家，是音乐理论家，一心想弄好一座音乐图书馆，他还不时爬山涉水地去采民谣……
去年秋天，我托人交了一本我的舞台剧（严子与妻》给他。不久，我跟他打电话，他的声音异样地柔和：
“我好喜欢这剧本，写得真美。”
作为一个剧作者，在精神上差不多是赤裸的，任何人可以给你赞美也可以给你鞭笞，我早已学会了淡然，但史先生的赞美不同，我激动地抓紧电话筒。
“我可以帮得上什么忙吗？”
我正不知如何开口，他竟那么仁慈地先说了。
“我对配乐的构想是这样的，我认为戏剧是主，音乐不可以喧宾夺主，我希望观众甚至没有发现到音乐——虽然音乐一直在那里，中国音乐向来就不霸道的。”
他的话虽说得很简单，但是我还是觉得惊奇，让一个艺术家做这样多的让步，在别人少不了要经过跟对方的辩论，跟自己的矛盾，直到最后才得到协调。而在史先生，却是这样自然简单。
秋意更深时，他交出了初步的录音带，那天舞台和灯光的设计聂光炎先生也来了，负责视觉效果的和负责听觉效果的开始彼此探索对方，来作更进一步的修正。
“真谢谢你，藉着这个机会我倒是想了许多我从前没有想过的东西，对我很有用。”
——他总是令我惊讶，应该致谢的当然是我，可是他竟说那样的话。似乎有人批评他生性孤傲，但是我所知道的史先生却是异样的谦逊。
刘凤学先生知道史先生答应配乐，很感奇怪：
“他暑假才动过大手术的。”
“手术？”我完全茫然。
“是的，癌症。”
不，不会的，不是癌症，一定什么人传错了话，他看起来健康而正常，或者那东西已经割除了，总之，癌不该和他有关系，他还有许多事要做。
他差不多总是微笑，他的牙齿特别白，特别好看，他的鼻以上有一种历经岁月和忧患的沧桑的美，鼻以下却是一种天真的童稚的美。他的笑容使我安心，笑得那么舒坦的人怎么可能是癌症病人。
他把配乐都写好了，找齐了人，大伙儿在录音室里工作了十二个小时，才算完成。
他对导演黄以功说：“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了。”
我去打听，他得的真的是癌，而且情形比想象的还糟，医生根本没有给他割毒瘤，他们认为已经没有办法割了，医生起初甚至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形，但他对一位老友说：“我已经知道了，我在朋友们的眼睛里看出来。”
——听了那样的话我很骇然，以后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都努力注意自己的眼神有没有调整好，即使是欺骗，我也必须让他看到一双快乐的眼睛。
十一月，我们为了演出特刊而照相，他远从北投赶到华视摄影棚，那天他穿着白底蓝条衬衫，蓝灰色的夹克，他有一种只有中国读书人才可能有的既绝尘而又舒坦的优美。
为了等别人先摄，我们坐下聊天，他忽然说想在儿童节办一次儿童歌舞剧的演出，他说已找了四个学生，分别去写儿童歌舞剧了，那天我手边刚好有份写给小女儿的儿歌，题目是《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桃花瓣儿在风里滑滑梯，
小白鱼在波浪里滑滑梯，
夏夜的天空是滑梯，
留给一颗小星去玩皮。
荷叶的绿茸茸的滑梯，
留给小水滴。
从键盘上滑下来的是，
朵、瑞、咪、发、梭、拉、提；
从摇篮里滑出来的是，
小表妹梦里的笑意。
真的，真的，
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他看了，大为高兴，问我还有多少，他说可以串成一组来写，我也很兴奋，听到艺术家肯屈身为孩子做事，我总是感动的，我后来搜了十几首，拿去给他——却是拿到医院里给他的，他坐在五病房的接待室里，仍然意气昂杨，仍然笑得那么漂亮：
“每一首都可以写，我一出去就写，真好。”
后来他一直未能出院，他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我，他说：“酝酿得久些，对创作有好处。”
他还跟我谈他的歌剧，前面一部分序曲已写好，倒是很像《绣襦记》里的郑元和成为歌郎去鬻技的那段，他叙述一个读书人在一场卖唱人的竞歌中得到第一，结果众卖唱人排挤他，他终于在孤单的、不被接纳的情形下，直奔深山，想要参悟生命究竟是什么，可惜中间这段的歌词部份（其实不是歌词部分，而是思想部份）全还想不到较好的处理方法，他提到这出未完成的歌剧有一点点惆怅，他说：
“在国外，一个大歌剧应该是由一个基金会主动邀请作曲家写的，那样就省力多了。”
他说得很含蓄，而且也没有抱怨谁，在所有的艺术家中，作曲家几乎是比剧作家更凄惨的，他必须自己写，自己抄，自己去找演奏的人，并且负责演出（事实上，目前连可供演出的理想地方也没有）一个歌剧连管弦乐队动辄百人以上，哪里是一个教员所能负担的，他的歌剧写不下去是一件令人神伤的事。
在医院里，他关心的也不是自己，圣诞节，荣总病房的前厅里有一株齐两层楼高的圣诞树，他很兴奋：
“我跟医院说，让我的学生来奉献一点圣诞音乐好不好，可惜医院不答应，怕吵了病人。”
谈到病，他说：
“知道有病，有两种心情，一种是急，想到要好好的把应该做的事做完，一种反而是轻松——什么都不必在乎了。”
冬天沉寂的下午，淡淡的日影，他的眼神安静，深邃，你跟他谈话，他让你走入他的世界，可是，显然地，他还有另一个世界，你可以感到他的随和从众，可是你又同时感到他的孤独。
钻六十对他根本无效，化学疗法只有使他的病情恶化，有一次他说：
“要是我住在一个小地方，从来不知有现代医学，也许我会活得久些，其实那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