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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情报局成立后，联邦调查局仅负责反情报和国内安全工作，而国外情报则全部由中央情报局负责。中央情报局不像后者那样拥有发出传票和实施逮捕的权力，但它作为一支类似于黑章鱼的“秘密力量”，也拥有一些特殊权力。
联邦调查局把美国对外活动的领导大权据为己有的梦想破灭了，甚至大战期间在拉丁美洲取得的地盘，也拱手送给了中央情报局。尽管联邦调查局在伦敦、巴黎、罗马、墨西哥、渥太华等地的联络站仍然保留着，但也仅限于联络作用了。局长胡佛对中央情报局的横空出世非常恼火却又无可奈何，所以在向中央情报局移交海外情报活动档案时，他烧掉了一些重要材料，而且拒绝向中央情报局讲述过去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些新型情报手段。
杜鲁门领导的反共抗战
杜鲁门的外表给人以猥琐的印象。在大战结束后的动荡时期，尽管他能够领导和控制最重要的国家大事，但从骨子里来说，他依然是一个小城镇的人。一个政敌讥讽道：“他当总统，却把宾夕法尼亚大街变成了‘大街’（指美国作家新克莱·刘易斯1920年所写小说《大街》，讽刺了一些出身于小城镇的实利主义者）。”他的一个朋友也指出：“对他而言，当总统只不过是一个开端。他真正的抱负应当是密苏里州州长。”为了打破国人的成见，他急于证明自己的判断能力，证明自己即使不是自命不凡，却也并非懦弱无能。起初，他留任了罗斯福宠信的一些顾问，但不久就把其中企图迫使他执行既往政策者全部撤换了，其中包括贝尔纳斯、华莱士，还有骄横自负的麦克阿瑟五星上将。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在远东、欧洲，都走向了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抗战的路线。
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结成的盟友关系彻底破裂。美国共产党及所属的工会首先成为受攻击的对象，共产党人和一些工会活动遭到排挤和诽谤，一种猜疑、恐惧、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政治舞台上。
联邦调查局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够立功的机会，局长胡佛于1946年10月在“美国军团”代表大会上发出了信号。他宣称，共产党人已渗透到美国的各个角落，国家面临着实现“共产党人可怕阴谋”的威胁，共产党人在竭力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共产党人所办的《工人日报》作出了回击：“胡佛追随纳粹党人的榜样来反对共产党。他企图把一切支持进步思想的人、一切和平与民主人士都扣上‘共产党代理人’的帽子。”而国会却对胡佛给予了褒扬：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在《纽约时报》1946年11月27日发表文章说：“我们应该考虑这个事实：在最近十年中，共产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在美国发展起来了。我们最近两年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根除共产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采取揭发、解释、追查的手段。第一种和第二种手段包括在我们这个委员会的职能内，而追查手段是联邦调查局的职能。”
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家被传到国会进行询问，联邦调查局则对这些人都设立了个人档案，其中不乏用恐吓和欺骗手段制造出来的“黑材料”。根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1951年3月30日的报道，联邦调查局局长透露，每29000个美国人中便安置有一名编制内的告密者，此外还有大批特工未计算在内。被控以“非美主义”罪名的组织和个人，就是依据这些伪证遭受迫害的。
1947年3月21日，杜鲁门总统又颁布了审查国家公职人员“忠诚”的第9835号行政令，旨在对250万以上的国家公职人员进行专门的政治可靠性审查，以把共产党人和工会积极分子从中清洗出去。为此，国会专门拨出了1800万美元的经费。
根据联邦调查局掌握的“证据”，至1947年底，已有数百个社会民主团体被列入“黑名单”，其中包括“美苏友好协会全国委员会”、“争取公民权利大会”、“保卫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全国委员会”、“美国争取希腊民主化联合委员会”、“援助反法西斯流亡者联合委员会”、“全国争取宪法自由联合会”等。
国会和联邦调查局所进行的歇斯底里的打击活动，使美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1946年的7万人剧降为1948年的4万人。
总统档案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与FBI相处最融洽的总统
艾克当选
早在1945年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就已经答应让艾森豪威尔出任下一届总统了，而后者却一笑置之：“我是一名军人。我肯定谁也不会认为我是一个搞政治的人。”
艾森豪威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盟军统帅，在战后曾担任陆军参谋长，退役后一度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后来又应杜鲁门之邀担任了北约盟军总司令。之后几年里，民主党多次试图把这位打赢欧洲战争的英雄人物收于麾下，当他们拉拢艾森豪威尔时，这位将军却说：“我的信念是，如果一些终身当职业军人的人，在没有某种明显的、压倒性理由时能不追求高级政治职位，那么，军事服从于政治这一必要和明智的准则将能更好地维持下去。”
艾森豪威尔并不是没有动过大选的脑筋，而是在静待共和党盛情相邀。1950年7月3日，他从欧洲返回美国，次日，他放弃了大约每年2万美元的五星上将退役津贴，因为他要从政了。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艾森豪威尔挑选了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尼克松的资历和在党内的威信都不是很高，只是在调查希斯案件中才初次在全国获得一定知名度。
民主党推出了伊利诺伊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作为总统候选人，这几乎是在他本人不愿意的情况下勉强作出的，因为面对艾森豪威尔，任何民主党候选人都没有几分胜机。
大选结果出来了，艾森豪威尔获得了442张选票，而史蒂文森只获得89张。
总统对来自FBI的情报总是很信任
联邦调查局对艾森豪威尔的当选也出了不少力。
由于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3年前曾经对联邦调查局的效率提出批评，所以毫无疑问，他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对立面。特工人员搜集到的不利于史蒂文森的材料源源不断地成为共和党伺机抛出的炸弹：据说史蒂文森和一位大学校长是“伊利诺伊州最出名的两位同性恋者”，史蒂文森的别名是“艾德琳”；据说，史蒂文森曾经对美国共产党持同情态度。在大选前一个月，麦卡锡也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演说中抛出了关于史蒂文森在战时曾经与共产党合作、是左翼组织秘密成员的“确凿无误的背景材料”，而且披露说，这是联邦调查局原特工唐纳德·苏赖茵提供的。
艾森豪威尔是一位伟大的职业军人，但作为一位政治家，可不见得那么胸襟坦荡。尽管“艾克”外表上是一副落落大方的政治家风度和谦谦君子形象，但任何一位政治舞台上的演员，怎能离开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情报？
他所需要的主要是国家安全情报，于是，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报告比杜鲁门时期更频繁地送往白宫。
艾森豪威尔向胡佛颁发了“国家安全勋章”。
作为回报，胡佛向总统先生颁发了第一枚“联邦调查局荣誉成员金质徽章”。
艾森豪威尔由于不求其功、但求无过的为政之道和指挥美国历史上最大战役的辉煌战功，权力基础相当牢固，因而对联邦调查局的秘密囊助，要求得不像以往各届总统那样迫切。不过，他对胡佛提供的情报，也不像前任杜鲁门那样总打个问号。艾森豪威尔对来自联邦调查局的各种情报总是很相信。他当总统后不久，胡佛就发现白宫工作人员中有一位同性恋者， 而这人的父亲是一位参议员，也是总统本人的朋友。胡佛便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艾森豪威尔本人，以免总统日后“为难”。艾森豪威尔得知消息后，便找了个借口，悄悄地把这位老友之子打发出了白宫。
艾森豪威尔无法安宁了！
50年代初期，联邦调查局内部成立了一个“国会关系室”，专门负责整理国会议员们的个人生活档案。每位新当选的国会议员都被建立起一整套档案，包括这个人的家庭背景、个人成长经历、兴趣爱好等各个细节。这些档案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临时借到国会各委员会担任调查员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到70年代，仅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这个国库的“看门狗”那里，就有30名特工在那里帮助工作。
日积月累掌握的这些内幕材料，既可以在关键时刻用作讨价还价的杀手锏，也可以成为平时交往中改善关系的契机。在一些议员闯荡“红灯区”时，特工人员也许会把他们抓住（卖淫嫖娼是违法的，但警方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任近百万妓女每天创造4000万美元之巨的性交易额）。当有关报告直接上呈给胡佛时，胡佛会对诚惶诚恐的议员说：“你放心，这些材料只会放在我自己的保险柜里，别人谁也看不到。”一而再再而三，国会山的要员们不得不对胡佛大开方便之门，任由联邦调查局四处伸爪。
联邦调查局的手甚至伸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身上。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至少监听了12位大法官的私下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