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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波夫于1942年8月12日抵达纽约，很快就见到了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包括助理局长厄尔·康内利和纽约特工头子珀西·萨姆·福克斯沃思。波波夫给他们看了德国的新的情报缩微技术，它可以用照相的办法把很长的情报缩小成小点儿，藏在一般的信件中。他交给他们关于珍珠港的问题表，既有缩微件，也有普通件。
福克斯沃思对关于珍珠港的情报持谨慎态度。他说，“这看起来太详细具体了。时间、地点、方式等等一应俱全。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圈套。”他说，关于波波夫及其使命的决定将在华盛顿由埃德加·胡佛先生作出。
波波夫后来在纽约的联邦调查局办事处见到了胡佛。波波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人介绍，没有寒暄，没有礼仪，我走进福克斯沃思的办公室，胡佛已经坐在写字台后面，像抡大锤的人寻找铁砧一样。福克斯沃思一声不吭地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胡佛带着讨厌的神色瞅了他一眼，气得脸都发紫，咆哮着说波波夫是个“假间谍”。这次会见只持续了几分钟。
不久，波波夫发现，联邦调查局在他的曼哈顿公寓安装了窃听器。他同联邦调查局的接触变成了吵架。后来，波波夫离开了纽约，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再也没有回来。
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表明，1941年10月20日，即珍珠港事变7周以前，联邦调查局把波波夫的情报内容告诉了美国海军和陆军的情报机关。白宫比海军和陆军更糟糕。珍珠港事变前三个月，胡佛把缩微系统的说明书和波波夫的缩微样本送给了总统的助理埃德温·沃森。总统在24小时内就看到了这些东西，但他没有看到关于珍珠港情报的缩微材料，胡佛没有给罗斯福送这份情报。
1941年在檀香山担任舰队情报官的埃德温·莱顿海军少将后来对日本的突袭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胡佛在处理波波夫的情报上失误了。莱顿说：“他的失误是导致珍珠港悲剧的美国的另一个大错。”
关于珍珠港事变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直到今天人们仍在激烈的辩论。国内的情报机关未能从许许多多的情报中筛选出最重要的东西，并作出正确的结论，这个过错是勿庸置疑的。军方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却很少有人对联邦调查局提出怀疑。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个月之后，联邦调查局间谍罗伯特·西弗斯给局长埃德加·胡佛发来报告，报告上讲：11月12日出版的《纽约人》杂志第86页上曾刊登一则广告，宣传一种掷骰子的游戏，似是利用广告来暗喻偷袭日期。
这副画的上半部画的是在炮弹爆炸和探照灯照亮下的荒野，下半部是一群人在防空洞里正兴致勃勃地玩着掷骰子的游戏。下面写着宣传语：“注意！警惕！警报！”指出人们除了罐头、蜡烛、水瓶、毛衣、被子和书本、维他命药片之外，掷骰子的游戏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种骰子仅花2。5美元就可以在所有的大体育用品商店和百货商店里买到。此外，还刊登了一些其他的小广告配合宣传。
在这些广告上面分别有两个骰子，如果将两个骰子X看作是死亡的象征，第一个骰子看作月份，第二个骰子看作日期的话，那么图中就暗示了12月5日或12月7日这两个日子。
莫非日本人早就向世人宣告了对美国袭击的时间？人们不寒而栗。联邦调查局立即对此事展开了调查。他们找到了该广告所属的王朝印刷公司的经理克雷格先生。克雷格在调查中有问必答，非常配合。但是探员们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在被多次传唤调查后，克雷格写了一封申辩信寄给一位新闻记者，信中强调自己是无辜的，并证明早在一年之前他们就曾为同样的骰子游戏作过广告，画面中的骰子摆法也是一模一样的。许多媒体杂志也纷纷刊登文章，谴责这种行为是对无辜的美国人民的迫害和诽谤。
1946年克雷格去世后，联邦调查局到他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去了解情况，但却无法打听到有关他过去的任何消息，那里根本就没有克雷格的出生证明。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别无选择地加入了二战。战争期间，为了防止一切人士趁机搞破坏，联邦调查局极力想找出那些藏在各处的潜在危险人物，连好莱坞也不例外。
驱逐卓别林
当卓别林在荧幕上手舞文明棍，刻意张开他那富有个性的八字脚，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调查才刚刚开始。
卓别林出生于伦敦一个贫苦演员家庭，父母都是游艺场的歌舞演员。他的童年动荡不安，10岁时便进了一个滑稽剧场充当演员，开始独立谋生。1914年，卓别林演出了第一部喜剧片《谋生》，并在1923年创建了自己的影片公司，成了好莱坞第一个真正独立制片的艺术家。他一身兼导演、演员数职，拍出了如《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许多令世界赞叹的伟大作品。在银幕上，他以层出不穷的噱头、滑稽的表演以及独创的头戴破礼帽、脚登大皮鞋、手拿细手杖、迈着企鹅步的流浪汉夏尔洛的形象，给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欢笑。
20世纪初，国内经济低靡，物价暴涨，失业率不断上升，工人工资却一再下降，造成工潮四起。恰逢此时，在好莱坞找出路的卓别林，通过塑造各种流浪汉形象，演绎了底层社会人民的生活，仅一年多时间便成了国际明星。但他演出的针砭时弊的电影却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卓别林很快成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象。
1922年，联邦调查局特工混进卓别林的电影厂做卧底，监视他的一言一行。时间不长，便有卧底向局长报告，说那里都是“高谈阔论的布尔什维克”，还有大量“电影界激进分子”，讨论的主题是“为工人运动和革命作教育宣传的电影是何等重要”。
当时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是伯尔恩斯，接到报告后，他立即让手下收集整理有关电影界思潮的档案，罗列电影圈内的激进活动，特别是“如何通过电影作共产主义宣传”，企图说明由于“电影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会对民众造成思想影响，必须予以密切监视。
联邦调查局特工大受鼓舞，他们不知从何处搞了一份报告，上面记录的正是卓别林以无名氏名义，给美国共产党人捐款1000美元。联邦调查局为了寻找证据，足足花了几年的时间，但始终没有结果。
胡佛升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后，虽然国内严重的犯罪情况令他疲于应付，但对卓别林的调查他却一直没有忘记。
1941年6月23号的清晨，天刚蒙蒙亮，街头便传来报贩子的吆喝声。
“看报！看报！《泰晤士报》有最新消息，著名影星卓别林的男仆布莱克原来是日本间谍！布莱克是日本间谍！”
布莱克是日本间谍的新闻立即吸引了人们的好奇心，小贩的报纸瞬间被抢购一空。在奔驰的地铁里、急驰的公交车和甲壳虫似的“的士”里，几乎人人手里都捏着一张当天的《泰晤士报》。
这个布莱克20多年前曾是卓别林的男仆，并在电影中扮演过一些小角色。之后，他积累了一批巨款，经营了一个小商店过日子。
联邦调查局得到消息：布莱克和日本人来往过密，并和日本的“立花致”组织有联系，该组织正筹划拟一张沿海地图，在上面标出美国主要海军基地和军事设施、发电站和饮水工程等，以便战争一旦爆发，他们就可以很快地制定出一个对这些目标进行破坏的计划。
联邦调查局对日本人的阴谋惊愕万分，立即逮捕了布莱克。
但是，令联邦调查局始料不及的是布莱克并不是特务，而是海军情报署安排的卧底线人，他的反间谍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海军情报署的计划被联邦调查局给搅乱了，在情报处长面前胡佛敢怒不敢言，他又把帐都记在了卓别林头上。
1942年12月，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卓别林出于反法西斯和爱国热情，参加了很多公众活动，胡佛局长亲手布置对卓别林详细调查，建立档案。这些档案多达1900多页，包括某家开明杂志对他的一句赞扬，某个进步组织说要请他去演讲等等，都被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
1943年，卓别林与女演员斯柏莉签约并与之产生了爱情。但当斯柏莉在好莱坞成为小明星后，却变得放浪形骸，酗酒借债。于是，卓别林便和他解约，将她送回纽约。但不久斯柏莉又回来，向卓别林纠缠不休，索要一大笔生活费，卓别林只好报警，把她送出城去。1943年5月，她忽然大着肚子回来，受人教唆指认卓别林是肚中孩子的父亲，告上法庭。
胡佛终于找到了靶子。联邦调查局资助斯柏莉周游全国作证和散布诋毁卓别林的言论，同时，特工们也忙于收集和调查卓别林的收支情况、生活作风情况。尽管后来通过血亲鉴定否定了斯柏莉的滥言，联邦调查局还是没有放弃对卓别林的迫害。他们甚至找来了25年前的一份苏联报纸，上面赫然写着“卓别林是共产党员和全人类的友人”字样。尽管联邦调查局用上了窃听器和告密者，仍然没有发现卓别林在政治方面的把柄，但鉴于他“道德上的堕落”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在联邦调查局的一再建议之下，司法部还是于1952年作出了将卓别林驱逐出境的决定。
卓别林不得不侨居瑞士，但他的名字仍然保留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20年以后，当他应邀到洛杉叽接受奥斯卡终生成就奖时，联邦调查局反对为他发出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