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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这个事当初就讨论过，他还引用过萧伯纳说的，不是有一次舞蹈家邓肯，跟他说咱们俩要是生一个孩子，这孩子有你的头脑，有我的容貌、身材，那该多么美好啊！后来箫伯纳说如果咱们要生一个孩子，是我这样的长相，然后是你这样的头脑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也并不是，不会后悔。
主持人：小波离开您有七年了，您还常常思念他吗？
李银河：他经常是这样在我的心里。
主持人：他的陵墓很有特点，您当初为什么把他的陵墓选在那么一个地方？
李银河：这也有一个过程，最早有些朋友们说，按照王小波的个性应该把他放在一个深山里，一个大石头上，那个是最好的，就是最符合他的那种性格的。然后，就开始找，因为你要真正把他放在一个野的地方，没有人管理的，是不太现实的，有的时候人会把它毁掉。后来就找到佛山陵园，佛山陵园它是这样的，也有一排一排水泥的东西，另外也有山，山上有山石，正好他们答应在一块大石头上凿一个小洞，然后在上面刻上五个字，“王小波之墓”，当时是一个女书法家给写的。
主持人：那么王小波在写给您的情书当中，有时候会写下革命性的诗句。
你是我的战友，
因此我想念你，
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永恒开战的时候，
你是我的军旗。
这个听上去好像并不太像情书，完全好像是宣言式的檄文，是不是你们俩在感情上是故意要这样一种情绪化的东西，或者说你们在对待爱情上比较理性。
李银河：我想这是当时他对我的感觉吧，什么我是他的军旗之类的。其实也不是要开什么战，大概就是说，他的事业要启航这个意思。因为我觉得有点这个意思，我觉得有好多文学家他是很有天分的，但是他对自己同时也是怀疑的，他到底做得成做不成这件事，有的时候他也跟我讨论，如果我这辈子要是做不成呢？然后他是需要有一个人来肯定他，给他信心，告诉他你行，你能做这个，而且这种肯定还不能是特别偏爱的。大概因为我爱你，然后我才故意夸张地来肯定你，而是说你真的对他有信心。我觉得当时因为也看了很多世界名著，有一段时间我集中看世界名著，我觉得可能文学的鉴赏力还是有一些，所以在这种基础上给他的信心，这可能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主持人：王小波去世以后，您自己的生活改变大吗？
李银河：改变挺大的，但是细节我不想多说。
主持人：您有一本书叫《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专门把女性的感情和性拿出来，那么您专门从事这样的研究，是不是想给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来正名？
李银河：我想其实当时我做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女性主义的意识，但是我用的方法和我选择的题目都是相当女性主义的。社会上人们都在争夺话语权，就是关于男性的东西已经很多很多，可是女性，尤其是这样隐私的领域，女性的性生活是怎么样？感情生活是怎么样？一直被当成是上不得台面，好像很隐私，很不重要的事情。那么至少让她发出声音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让大家知道，女性是怎么样生活的，她们的感情，她们的性是什么样的，这个声音发出来，本身就有女性主义的重要性。
主持人：您主要还是考虑从社会学的角度，让更多的女性能够科学地认识到女性生命自身的东西？
李银河：其实当时也就是作为一个一般的社会学的题目，就是社会学它有研究很多的领域了，婚姻、家庭，然后我觉得人的感情和性生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所以就想把它发掘一下，当时还没有特别明确的女性主义意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潜意识觉得这个东西，因为我本身是个女人嘛，就会觉得重要。
主持人：那么您现在这种社会学研究是不是要让更大众化的女性能够接受您的这种社会学研究的调查和对女性的一种正名。
李银河：其实我有一个动机，就是说咱们的社会，其实有人说从宋代开始，对性有一种禁欲的倾向，对性太否定了，那当然女人的性就更被否定，整个男女的性基本上挺否定的，然后再加上一个双重标准。比如说男人，你要去喜欢性的话，好像还情有可原，甚至这个人挺棒的。要是女人喜欢性，就是非常沉沦了，非常堕落了，很坏，很淫荡。我觉得从我的研究动机里头，我想改变这种看法，就是说性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它有可能是一件好事，是一件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事情。
主持人：就是这些男人头脑中，其实三妻四妾的那种欲念的想法，是时刻也没有停过的？
李银河：中国的男人，有很多的观念，应当说还是挺落后的。你比如说咱们中国有三妻四妾，妻妾成群的这种观念。那现在这几十年是没有了，现在有些人，有了钱以后，又开始故态复萌，什么“包二奶”，什么“养金丝雀”之类的，我觉得这些东西非常丑恶。就是从男女平等的角度，我觉得完全不能接受，而且他确实是有这种传统文化在支持，从心理上这种现象被消除之后，他的这种内在的力量还会存下来，在人们的心里觉得这个男人如果他是成功的，如果他是有钱，他有势，他就会妻妾成群，他就应当占好多女人，好像这一辈子一个男人能占好多女人，就显得特别地成功似的，我觉得这种观念，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丑恶。
主持人：那您怎么样来分析那些肯于或者说是自甘自愿的被男人占有的那些女性，她愿意当二奶，愿意当妻妾？
李银河：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男权社会，传统文化它的，社会学有一个理论叫做文化滞后，叫做culture lack ，就是社会政治经济比如已经变了，社会结构都变了，婚姻制度也变了，然后他的思想，他的文化还会滞后一段时间，我觉得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实际上它可以纳妾制，这都是一夫多妻，这个东西它虽然在法律上是不合法的，但是它在人们的心里头还留着，就是说残存着吧，还在发挥力量，那么其中有一些女人，她甘愿去处于这样一个不平等的地位，我觉得也是属于这种文化滞后，这样一种现象。
主持人：那您有没有想过，假如哪一天女性变成强势的，男性成了弱势的群体，该多好，您有没有这样一种设想？
李银河：我觉得用不着这样矫枉过正，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样的关系我觉得是最好的，最轻松的，而且也最公平、公正的。女的要是压迫男的也不好，我觉得男尊女卑，这种状况虽然比几十年前要好得多。这跟女人普遍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有关。过去好像女的就是贤妻良母，生孩子，这一辈子相夫教子就完了。那个地位我觉得是非常可怜，那从五十年代开始，女人都有了自己独立的事业，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情况是好多了，但是我觉得在好多方面，地位还是挺低的。
主持人：那么现在社会上还有这样一种现象，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存在的现象，就是说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幸福是不可兼得，那么您对这种现象怎么来看呢？
李银河：这个实际上也还是说明了社会比较男权，就是说为什么所有的家务事带孩子，都应该是女人的事呢？所以现在全世界的这种妇女运动都在提倡提出一个口号，就是男人分担家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事业和家庭就可以双赢了，家里的负担也不会太重，如果要重的话，两人一块重，要是轻的话两人一块轻。如果说事业和家庭还有矛盾的话，就不光是女人的问题了，男人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实际上男人如果分担以后，也许事业和家庭不矛盾了。
我前不久做了一个统计，好像是我在北京市做的一个统计，就是分成这么几组吧，女人做家务比男人多的占60％，然后另外40％已经是男女分担，基本上是差不多或者甚至有少少的一部分男的做家务比女的还多，这就很好嘛。我觉得这已经算非常好的指标。像日本、韩国这些人都羡慕的不得了。好像日本男人平均做家务每天大概是7分钟，还是12分钟，这个就是差得太远了。所以日本，像韩国这些妇女都更受压迫吧。
主持人：这是不是跟男人们做家务更多，跟女人们更愿意或者说被迫的要做贤妻良母，过分的在生活中娇惯男人有关？
李银河：比如说像在日本，它就觉得男人根本不能做家务，男人做家务，简直就是觉得太可笑了，还是男子汉吗？他们如果有这样的看法的话，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女人惯的吧，就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它就给人这样的一种规范，就是你女的就应该在家做家务，然后男的到外面去挣钱，这是所谓男主外女主外，传统社会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中国自从五十年代以来，这个东西已经大大改观了，就是好多男主外女主内这些东西已经被打破了，我看到很多外国的女权主义特别高兴，看到咱们中国有一些女的在开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司机是女的，因为在国外公共汽车司机绝对是男人的活，所以她们都特别兴奋。其实自从五十年代以来呀，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主持人：就是在您看来，作为一个女性至少在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或者正在形成当中，她的事业的成功和家庭的婚姻幸福是可以两者兼得的？
李银河：我觉得完全可能。
主持人：那么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或者说也是形成了一个社会的现象，或许是因为女人们不愿意为男人们付出了，她们选择单身，形成了一个单身的群落，那您怎么样来分析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呢？
李银河：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应当说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