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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阳倩读到凌蘅素和骆永枫的婚礼上，其中的一件礼物就是一个即将完工的神奇人体标本时，不禁“啊”地叫出声来：“这再次证明小叶子的确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她真不该去住什么精神病院，我们得想办法尽快让她出院！”
游书亮说：“如果她出了院，还是躲不过6月16日那一难怎么办？”
“这就不用你担心了，总有办法的。小叶子那晚一定要在我家住，我妈已经说了，到那时候用大链子把她捆起来，总安全的吧？”
游书亮皱了皱眉头：“怎么听上去这么可怕？好像跟住精神病院也差不多了。”
欧阳倩嘟囔了一句：“你家才像精神病院呢。”又继续看了下去。日记前面的部分，她已在医院里听叶馨讲过，虽说当时听提将信将疑，毕竟还有印象。当好看到1967年5月23日以后的内容，正是叶馨没来得及读完的部分，便格外专注起来。
1967年5月23日
今天，终于迎来了区里的公审，本校和我一起挨批斗的还有另外两个出身有重要问题的学生，还有附近各高校类似的学生，总共十八个人，被批斗的群众戏称为“十八罗汉”，公审会开到一半，其中一个被批斗的学生就往台下跳，虽然没死，但头破血流，腿也摔断了。
回来时，我的眼镜碎了，浑身是唾沫，膝盖因为跪得太久，已肿了起来。
人生所能遭受的羞辱，莫过于此了吧？
这时候，我突然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月光社”同仁会不约面同地痴求玉碎。首先，他们大概都太过唯美，沉醉于古典音乐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通病？追求唯美的人，承受挫折或者不公正待遇的能力是不是很差？或者，根本就没有试着去承受？再联想起以前学过的那点心里学，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选择跳楼做为自杀的方式，会不会是一种集体暗示行为，一种趋同性的追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有些害怕了，难道自己也产生了相同的念头？
不会的，我还很在乎生命，在乎那些爱我的人。我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所以对任何爱我的人都很珍惜，甚至可以说，我就是为他们活着。
但那样的人似乎并不多，伯父生死不明，伯母已去世了，依依、劲松，还有谁呢？
1967年6月1日
这大概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日记了。
原因之一，明天起，我就是被隔离审查了。其实最近我已经被盯得很紧，即便这篇日记，我也是在厕所里写的。这个日记本，我一直放在宿舍楼五楼的那一小间卫生用具室里，那里有几个放杂物的破柜子，堆着许多永远没人清查的破烂旧招贴画到破损的马扎，什么都有。
原因之二，我感觉调查组似乎铁了心要查出我和“月光社”的渊源，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有时我在想：为什么？是不是学校很久没有“大案”可抓了？似乎并非如此。找个理由批斗我？他们不需要任何理由，一句话，我就已经被公审了六次，挨的拳脚和唾沫不可计数。
唯一的解释，有人想让我成为正式的罪人，入狱，甚至枪毙。如果有确凿的证据，我就能很顺利地被从历史上抹去。
我想，我一定是个疯子，即便在这个时候，居然还想保留这份日记。如果我是个正常的人，应该在调查一开始，就将这日记炼为灰烬。
但我知道我的意识，是想记录下这段日子，记录下“月光社”的清白和挣扎，或许有朝一日得见光明，提醒后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虽然压力很大，难得的是，劲松还常来看我，和我一起在食堂吃饭，鼓励我坚强下去，不可否认，他的确是我至今仍保持坚强的动力之一。他对我如此，我没有必要向保留任何秘密，于是我将“月光社”的事告诉了他。
另一个知道我是“月光社”仅存者是是依依，但她很久没有出现了。
我可以理解，因为她自己的出身也不佳，又在“铁托”的监视之下，任何继续接近我的行为，都无疑飞蛾扑火。我能感觉她还惦记着我，期待着重逢的那一天。为了这个期待，我会隐忍，即便长期隔离，甚至入狱，我也会像以前的革命烈士那样，“将牢底坐穿”。
今天是儿童节，从调查组回来的时候，看见学校附属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行政楼前的草坪上愉快地玩耍歌唱，无忧无虑，心里突然酸楚。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哪里会想到身遭正发生着巨变。同时又想起，当年和劲松两个人，也都是这样无忧无虑地玩耍着。
1967年6月2日
我食言了，又拿出了这个日记本。这个日记本在原地放着，显然没有被移动过。
食言不是罪，但背叛呢？
昨天，调查组突然告诉我：调查已经结束，我可以走了。
近半个月的隔离审查，每天面对的，除了调查员，就只有墙壁。如果我说此刻我还精神健全，那一定是种自我安慰。
我可以走了，但并不代表自由了。调查组的人告诉我，老老实实在宿舍呆着，等着下一步安排。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调查组的人被我逼问得烦了，终于告诉我说，有人提供了证据，我的确是“月光社”余党。怎么处理我，调查组做不了主，他们自称还算有人情味儿，放我回去，是让我收拾收拾，和家人朋友通个气，做好一去不返的准备。所以回校并不是自由，自然有革命同志监视我。他们同时上报市里，等待处理决定，入狱是至少的，也许会更糟。
我呆呆地站在调查组的办公室里，脑中空白一片，不知道该有什么样的心情，从表面看，仿佛我还舍不得这审查了我几个月的地狱。
失魂落魄地走回宿舍，一路上似乎想了很多，但什么都没想明白。知道我参加过“月光社”的只有劲松和依依，如果真有人作证，就应该是他们两人中的一个。我虽然问过调查组谁是证人，他们坚决不说，是要保护革命同志，但会在下次公审，拿证词一一和我对质。
会不会他们只是准备诬陷我？
临出调查组时，听他们说起了我参加“月光社”活动的几个细节，都是实情。
这么说，劲松和依依两个人中，一定有一个供出了我。
刚回到宿舍，劲松便闻讯赶到了。他一见我，顿时愣住了，随即竟然眼圈红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一向如铁打般的劲松这么难过，或许是我近半个月来不事梳洗，邋遢得像个流浪汉的缘故。但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的难过另有原因。
他已经听说了我将被定罪的事。
“你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来找我，不怕以后背个‘通敌’的罪名吗？”我被他这么快的到来深深打动。
“这是什么话，我怕过什么？”劲松还是那气吞山河的样子，“知道是谁供出你的吗？听那些调查组的人说得有板有眼，说是证据确凿。”
我叹了一声：“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两个人。”
劲松惊讶地望着我。他当然知道自己是二者之一。
他一动不动地望着我，忽然说：“我这就去前卫线医院，把依依叫来，问她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显然，他不是揭露我的人。
难道真是依依？我的胸口开始发闷，疼痛。
她很久没来看我了，也许这说明了什么。
但我还在思考，想到劲松脾气火暴，说不定会对依依做出格的举动，依依又在“铁托”的眼皮底下，他这么怒气冲冲的跑过去，正好给“铁托”一个打击她的机会。何况，问清楚了又怎么样？
我严辞阻止了劲松去前卫线医院，并告诉他，我会找依依问清楚，并感谢他没有揭发我。这时，他的眼泪终于落下来，抱着我的肩膀说：“好兄弟，我真要是做那样的事，还不如去死了好。”
多么震撼人心的话，一生有此一友，不枉活一场。
但这替代不了我心中的苦闷。
其实，如果真是依依供出了我，我会理解。调查组不会放过她，就像他们一直没有放过劲松。一个娇弱的女孩子，要求她承受那么大的压力，是不是很不公平？
但是一想到这么一个残酷的现实：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子，把我的命运交到了调查组的手里。
等待我的是什么？公审的羞辱，难测的刑期（据说枪毙也是有可能的），永远失去依依。
我突然觉得活得了无乐趣。我忽然可以理解“月光社”同仁们的选择。选择绝路是因为看不到希望，或者说，没有信心和耐心等到希望的到来。这就是现在的我。我甚至开始相信，也许那个可怕的预言，我一直嗤之以鼻的可怕预言，竟真的会在我的生命中实现。
更可怕的似乎是，我正在走上宿命论的道路。
会不会依依并没有供出我，而是另有隐情？我觉得必须找依依问一问，哪怕只要听到她的声音，我就能大致感觉出究竟发生了什么。
调查组不会给我太多“自由”的时间，如果我要见依依，必须要快。
想了一宿，我没合眼，天一亮，我就下楼，准备坐公交去依依所在的前卫线医院，谁知还没出校门，就上来两人，“请”我回去。显然，他们怕我潜逃。我拗不过，只好到电话房，拨打前卫线医院的电话。
费了很大周章，转接了好几个科室，电话那端才传来了依依的声音。乍听之下，我甚至不敢相信她是依依，那么怯怯的，欲言又止，又略带哽咽的声音。我的直觉立刻告诉我，也许，我最不愿相信的事真的已经发生。
但一听见依依颤抖的话语，我想问的话咽回了肚里，不知该说什么。还是依依用几不可闻的声音问：“你……好吗？”
我知道男子汉不应该在电话里哭哭啼啼，便故作平静地说：“我还好。”
电话里沉默了良久，依依忽然说：“我怕……”她怕什么？她此刻受的压力一定大得惊人，说不定“铁托”就站在她身边，虎视眈眈。我更是可以理解，即便是她供出了我，也不该受责备。人需要生存，生存下来才会有希望。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