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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母鋈嗽鹑巍７炊芑菰�40年后还往他伤害的人那痛处捅刀子，真是岂有此理！
老同志写写回忆录，将自己的道路（顺逆、得失、胜败、正误）真实地写出来，给人以启迪，以借鉴，甚有好处。有点隐恶而扬善也不太要紧。切莫颠倒是非，包装自己，叫人耻笑。
（原载1998年12月25日《南方周末》）
附记：
赵清学同志是部队作家，五十年代在湖南工作过，曾著有《郭亮的故事》、《郭亮带兵抓郭亮》等传记文学。离休后一直住在桂林。他读了《天道》一书后激于义愤，写了上面这篇文章。当文章发表后，据他媳妇吴泓说，接到的来信如雪片飞来，使他激动不已，一时引发了心脏病，竟因此不幸逝世。对于这位刚直不阿的同志，我们在此转录这篇文章，以为纪念。《1957：新湖南报人》编者
刘皓宇编後
1957年反右派斗争过去已经四十多年了。现在的中青年人，那时有的还没有出生，有的还不甚懂事。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当人们对此逐渐淡忘之际，我们为什么想起要编《1957：新湖南报人》这么一本书呢？
说实话，当年的反右派斗争并不是突然兴起的。所谓“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也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当时，国际上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独裁专断，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而国内正值党的八大召开以后，农业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全党正准备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都感到心情舒畅，意气风发。党中央发出了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号召，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要发动大家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进一步改进党的作风，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党一再强调要大鸣大放，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勉之，无则加勉。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虽然尚有顾虑，但觉得真正的民主的春天来到了。费孝通教授便写下了名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时机关、学校、工厂都开展了整风鸣放，人们思想活跃，真心实意地向党提出意见和建议（当然不可避免出现一些过激的言词），希望党的作风变得更好。但是哪里晓得毛泽东看到国际上发生了问题，便主观地把国内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认为“鲨鱼浮到水面上来了”，采取的策略是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聚而歼之。于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风向突变，由整风鸣放转而开展了猛烈的反右派斗争，重点又是对着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成为打击对象。以致当年约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占人数的十分之一强，如果连中右加起来数目就更多了。结果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党团员、民主人士和敢于提意见的人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国家从此没有人再敢说话了。而那些不学无术，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落井下石，投机取巧，靠吃运动饭的人得到了升迁，“假大空”风行全国。于是，主观主义的大跃进得不到制止地进行，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到1976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已濒临崩溃的境地，损失之大是无法估计的，甚至流毒至今。
作为一个单位，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斗争只是全国反右派斗争浪潮中的一个小漩涡，但是从这个小漩涡里出现的情况，也足以反映当时一定的普遍性。新湖南报的办报方针争论本来是发生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时候，以邓钧洪、苏辛涛为首的多数编辑、记者坚持贯徹党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认为不能只听顶头上司的，应该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中心与一般、政治与技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应该加强思想性、群众性与通俗化，提出“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报方针。这些本是党报办报的一贯原则，哪知当时分管报纸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惠，主观骄横地认为省委机关报就应该一切听他的，要突出他和他主管的农业生产与经验技术，否则就是小资产阶级疯狂性，就是“小匈牙利事件”。为了把省报变成他的驯服工具，他派来他的心腹官健平和孟树德出任总编辑与副秘书长，来主管报纸。他们唯领导之命是听，提出一条违背党的群众路线，与上述方针相反的办报方针，即“联系实际，贯彻省委意图”。他们不管所办的报纸群众要不要看，是不是体现了思想性、群众性、通俗化，是不是成为党与群众联系的纽带，为了突出农业生产与中心工作，满版登的是插秧、捉虫等动态消息，并把长篇累牍只供少数专业干部看的经验技术文章充斥于整个版面。官健平说：“不但思想要紧跟，人也要紧跟。”孟树德甚至说：“要扑在省委的胸脯上倾听省委的呼吸（实际上是听周惠的）。”由于彼此认识不同，便产生了工作意见上的分歧。本来工作上有不同的意见也是正常的，当年省委还作出了决议：对于报社办报方针的争论，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留待整风后期解决。但周惠、官健平、孟树德等利用大权在握，趁反右派斗争之机，排除异己，打击一大片，制造了一个党内右派小集团与一个党外所谓办“同人报”的右派小集团，加上还有一些对肃反整错了人提了意见的，在一个不到一百五十人的编辑部里，打了五十四个右派分子，还内定了二十多个中右，十二个编委中打了八个右派，（未打成右派的四人中除官、孟二人外，其他二人是管行政与经营管理的）。其中送劳动教养的十二人，被监督劳动的十一人，其余都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和撤职降级的各种处分，不少人长期流落街头，饥寒交迫，一家四散，有的自杀，有的病故，先后冤枉死去了八人；有的为生活所迫，只好靠挑土、拖板车为生。个人所遭受的苦难尚小，而新湖南报这张党报却沦为说假话、大话、空话的报纸，给党风的败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历史是最公正的。报社第二任社长朱九思同志说得好：“谁是真金，谁是粪土，包括那当年不可一世而现在不知羞耻的人物，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到了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时，新湖南报没有一个真正的右派，连已经死去的在内，全部予以改正。总结历史教训，李锐同志在本书的序言中提出了很重要的四点，值得引起深思。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值得强调的，就是权力不受到监督与制约，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不堪设想的。假如当时有一点法治和民主的话，重大决策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要经过民选的最高权力机构讨论通过，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就不可能发生，周惠与官健平、孟树德也不可能为所欲为，那怎么会发生新湖南报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呢？
古语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虽然新湖南报在全国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单位，一只麻雀，但解剖这只麻雀，也足以了解千万只麻雀了。今天，回顾这段四十多年前的惨史，不是为了哀叹个人的不幸，而是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引为鉴诫，警惕后人，让后代不再出现这样荒谬的事情。唐太宗曾经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把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斗争当成一面镜子来看，难道不也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