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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吃的是萝卜当饭，主粮很少，菜里也没有什么油水。每天出工就是干农活，修马路，建水库，开渠道。我下放以后，身体越来越瘦弱，每次经期来时月经量特别多。由于当地很少有卫生纸和草纸卖，只好按一位农妇告诉我的办法：用布缝一个条形袋子，袋子里放柴灰，用这个袋子来代替月经纸。这样当然很不卫生。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告诉鲁峋的姐姐，她才从邮局寄来草纸给我。记得有几次来月经时，干完劳动后没有热水洗澡，我跳到池圹里洗冷水澡。洗完后上岸一看，只见水面上浮着一圈圈的红色血液；回家后腰酸背胀，很不舒服。后来经医院检查，才知道我患上了功能性子宫出血症。以后每次来月经都要打止血针、吃激素药；且因出血过多，血生素经常降到6—7克，长期面部浮肿，手足麻木。这个病一直到我做了老人才好。
1958年底，我被调回长沙，分配在湖南省第九劳动改造队工作（即现在的湖南开关厂），鲁峋则仍在农村劳动改造。我回来后，内心感到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工作任劳任怨，身体也渐渐康复。厂党委看我工作出色，先后安排我在厂党委办、宣传部、就业科等部门工作，担任过车间指导员，同时兼任厂妇女主任。可是到了1960年，全国性的饥荒越来越严重。我和孩子每天吃国家配购的粮油只能吃个半饱，经常肚子饿得咕咕叫。当时市场上白菜、萝卜都要一元多一斤，肉类、鸡蛋更贵得没边。有次我的住在农村的堂弟左百志来长沙，见我和孩子都饿得发荒 ，次日他就扛了30斤细糠送给我们充饥；这是当时难搞到手的好东西，我就分多次做成粑粑吃了。为了给孩子吃饱肚子，有时还买“人造肉”（一种用植物做的代食品）和野菜吃。鲁峋在农村干重活，白天干了一整天，晚上还要加班，每天却只供应半斤大米，要吃两餐。他一米七的个子，终于瘦得只有80多斤。和他同在洪市公社劳动的石庆光（原省商业厅主任秘书，也是右派）回长沙时告诉我，他有天在水库劳动时，竟饿得昏倒在工地上。为了帮助他度过这个生死难关，我只好自己勒紧裤带，把节省出来的粮票寄给他。
更要命的是，正当这最困难的时候，我又出了一次严重的工伤事故。1960年3月8日，我作为开关厂的妇女主任带领全厂妇女代表，乘厂里的货车进城到湖南剧院参加省会各界妇女代表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途中，不幸汽车肇事，我从车厢里跌落下来，左腿被压在车轮底下，以致左腿股骨骨折（当场一名女工被压死，另一位女工盆腔骨被压碎，多名女工受伤）。这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行船偏遇打头风。我当即被救护车送往湖南医学院，先后动了三次大手术，经过两次全麻和一次腰麻。手术后，我的血色素过低，可当时正是过苦日子，医院血库没有储血，搭帮医生和护士抽自己身上的血输给了我，才使我得以康复。我出了这么大的工伤事故，鲁峋仅获准一个星期的假回长沙看我。这是他自1958年下放农村后第一次回城，也是我们在洪市乡分别后首次相会。乍见他枯瘦如柴的样子，我心都寒了。结果不是他来照顾我这个病号，而是我要设法让他利用短短几天假期休息一下，补充点营养，但家里又没有什么多余的食品给他吃。出院后，我的身体经过这次大手术变得更虚弱，经常头昏目眩，然而只在家里休息了两个月，就撑着双拐上班了。现在回想这段经历：自己身负重伤，爱人远在衡阳农村，家里有两个小孩和老母，还不得不带着伤病之躯上班，真不知自己当时是怎么能熬过来的。如果说1960年是中国老百姓极度困难的一年，那么我更是吃尽了苦中苦呵！幸运的是，1961年初省直单位部分右派集中到湘阴县营田省直机关农场劳动改造，鲁峋也转移到了这里，农场分配他放鸭子。后来他写信告诉我：他现在能吃饱，还有鸭蛋吃，人也胖多了，要我不要挂念他。这时我才稍为宽心一点。我的工作、生活也渐趋稳定；虽然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心情好多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又一场灾难降临到我头上。军宣队一进驻我厂，就发动群众揪走资派和所谓“黑七类”等牛鬼蛇神，我也成了被揪斗的对象。我的罪名首先是没有和右派分子丈夫划清界限，还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如胡说我反攻倒算，又说国民党时期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是鲁峋的什么人，质问我为什么不交代…等等。其实，鲁涤平与我爱人只是同族，根本没有任何特殊关系，连鲁峋所在单位湖南日报社都没有查问过这事，现在倒是湖南开关厂军宣队及造反派以此作为罪名来批斗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们还把我由科室下放到绝缘车间，让我同犯人一起劳动。1969年下半年，把我和另外十多个所谓黑七类干部集中到河西的湖南大学“五七”总校办学习班，继续进行批斗。总校军宣队公然在大会上宣称：“等待你们这些人的，就只有‘两块短的和四块长的’（指棺材）了。”1970年春节前夕，军宣队宣布要将我们这些人下放劳动改造，但对下放地点保密。我因工负过重伤，左腿股骨骨折虽巳接好，但遇阴雨天就疼痛，又患有功能性子宫出血症，而军宣队根本不考虑我的实际困难，把我也列为下放对象。动身那天，我正在家里收拾东西，一个军宣队员来到我家，催我快去上船。我赶到河边，只见一群逃难似的干部、家属、小孩（当时规定没有工作的家属小孩要“下靠”，“下靠”就是跟随亲人下乡），挑的挑，提的提，有的老年人撑着棍子，大家愁眉苦脸排成队，正准备上船。这时我才知道下放的地点，是条件非常艰苦的血吸虫重灾区－－南县白洲子农场。到达农场后我和另一位女干部向影祥被分配在第九生产队劳动。我俩住在一间矮小的茅屋里，在队上集体食堂吃饭。这里经常刮大风下大雨，我没有带足衣服和雨具，可雨天也要和农场里的农业工人一起干活，如插田，扮禾，锄棉花地的草，修堤，灭钉螺等，我只好用塑料薄膜披在身上当雨衣，膝关节以下还要用薄膜缠着，头戴斗笠，脚穿雨鞋，场里的农妇笑我们像《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我住的茅屋还漏雨，有天晚上我睡到半夜，醒来，发觉被子都浸湿了，此后我就在蚊帐上盖一层塑料薄膜遮雨。这茅屋里，毛虫特别多，经常爬到床上来，使人难以入睡，甚至吃饭时也有毛虫掉进碗里。我在白洲子农场劳动了两年，幸好还没有染上血吸虫病。1971年发生“9。13”事件林彪摔死后，我和场里大部分下放干部才被调到益阳参加修建益阳大桥。
在修建益阳大桥的过程中，我担任工地宣传鼓动工作，经常为组稿跑这跑那。我因患功能性子宫出血症，每逢月经期因月经量多，要用很多草纸，但又不能离开工地，故每次上工地都要背一个军用袴包，放满一袋草纸。有次，被大桥指挥部的曲政委看见了，他问我包里放的什么东西，我便如实说明情况。他听后很同情我，便准假让我回长沙医治。这样我回长沙住进了省中医学院附二医院，治疗半年后再去益阳大桥工作。大桥竣工后，我又在益阳轴承厂工作了两年，后来在长沙市劳动局局长高清钦同志（我原在省监察厅的同事）的帮助下，于1974年上半年调到长沙市蔬菜公司北区办事组工作。这时鲁峋早已调回湖南日报社，虽然摘了帽子，名义上还是国家干部，却仍只能干那最脏最重的体力活，如烧锅炉，拖板车，挖地道，堆码卷筒纸，打扫厕所卫生等，而且不能和其他职工一样，发给劳保用品、提高口粮指标。别的锅炉工定期发工作服、手套、胶鞋、口罩、肥皂，他却要一切自备。由于没有工作服，我只好将全家的布票用来买白大布染成黑色给他做工作服（后来经提意见才发了一部分劳保用品）。我下放劳动期间，他带着小儿子小叶两人住在报社最破旧的一间房子里，生活上一塌糊涂。自这次我调回长沙后，我们便再没有分离过，一家子才开始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
我家命运的根本好转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初，鲁峋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随即调回编辑部工作，接着先后担任过环保科长、经管处副处长、报社工会主席等职。平反后他把全副精力用在工作上，成绩卓著，多次被评为省宣传系统和省直单位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工会工作者，直到1993年退休。我在长沙市蔬菜公司工作期间，先后担任过商店党支部书记、公司教育科长和专职纪检委员。1984年曾被评为公司优秀党员。1985年，组织上考虑我属工伤本来就不应该下放，经落实政策，把我调回原工作单位湖南开关厂，于1988年8月退休。
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最使我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我们有两个好儿子。鲁峋被打成右派那年，大儿子小兵只有三岁多，小儿子小叶刚一岁多。艰难困苦的环境，促使兄弟俩从小就很懂事，很体贴父母。他们读小学和初中时，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因为父亲是右派而遭人白眼，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小兵读小学四年级时，他参加全校四、五、六年级学生的统一命题数学竞赛，他得了第二名。有次，一个四岁男孩掉到学校池圹里，正在喊叫，小兵闻声跑去，赶紧脱下棉衣跳进池圹，把小孩救了上来。后来才知道这个小孩是开关厂政治处孟处长的儿子。但对小兵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学校没有表扬，被救小孩的家长连一句道谢的话也没有说。小兵初中毕业那年，学校要毕业班学生填写个人履历表，他在家庭出身栏内填写为革命干部，老师说他写错了，把表退了回来。小兵哭丧着脸把表交给我看，我顿时眼泪汪汪，不知如何是好。果然就是这个家庭出身问题，几乎断送了他一辈子的命运。初中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