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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什么还是在发呆。二哥见选儿返回，招选儿到身边，用右手上下抚摸选儿后脑勺，什么也没讲。选儿没意识到什么，匆匆出门去追他母亲。2 3 日早餐后，他母子回报社宿舍，打开房门，床上还是昨天出去时的样子，二哥的皮鞋在床前，打开抽屉，最上面有一张纸条，选儿记得最清楚的其中一句话：〃……你母子以后相依为命……〃。顿时，母子都慌了，二嫂在报社内找人，很快报社有人到家里来，问了些情况，将那张纸条拿走了。
二嫂在长沙市南郊左家塘外阿弥岭桂花树小学当教师。九月开学在即，母子二人离开了新湖南报宿舍这个家，开始相依为命地生活。那年冬天，二嫂与学校的老师都集中在北区开福寺区委党校搞反右运动，选儿被寄住在二嫂的一个家住农村的学生家里。选儿说，看着屋檐下吊挂着的冰柱，看着大雪，想起爸爸妈妈，心里好冷。
历次运动，二哥的这桩事成了讲不清楚的案子，兄弟姐妹侄儿侄女都受到影响，特别是1 9 6 6 年选儿在长沙市第十一中学高中毕业，学校对他的政审意见是：该生高考应不予录取。选儿上学读书的权利因受牵连而被剥夺。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对二哥的右派问题已予改正，但他仍是杳无音信。他年轻时常言，自己的一切活动都不是为了谋求荣华富贵，想必他一定是抗争时弊，玉碎了，英年仅33岁半。
杨春云和张少锋在一起的最后日子
《1957：新湖南报人》编者按：张少锋同志生前是新湖南报资料室的负责人，在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他基于自己的职责，将外报整风鸣放的报道剪贴公布在评报栏中，另外给编辑部大、小展览会提供了一些优稿、劣稿的剪报。仅仅因为这一点，他就被官健平、孟树德划为右派分子，受到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下放衡山改造的处分。他因劳累过度，贫乏饥饿，在1961年得恶性痢疾，重病时被送回长沙市一中他爱人杨春云老师家。不到四天便去世了，死时还戴着右派帽子，直到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错划右派问题，才得到改正。这已是18年以后的事了。
张少锋走了，带着屈辱，怀着怨愤走了，万般无奈，彻底绝望地走了，至今已离去四十年！人们说，岁月可使人淡忘伤痛，我说：〃不！〃岁月滔滔，可将生活遭遇的画面冲刷得支离破碎，但刻在心上的伤痕是冲不掉的，生离死别的锥心之痛是冲不掉的。
那是1961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夜晚。大女儿还在做作业，四岁的小儿还未睡觉，我听见街上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急忙下楼，打开街门，我的问话尚未落音，人还未看清，就听见一个冰冷的声音在说：〃你到家了。〃又说：〃扶他上去吧！〃我这才看见地上坐着的人是少锋。他扶着我的手臂站了起来，说：〃走，进去。〃送他的来人没有留下姓名，没说明情况，也没接受我的邀请就走了。屋里的灯光下，我看清了少锋的样子：浮肿蜡黄的脸，失神的眼睛，狼狈的衣着。我的心顿时缩紧了：〃你怎么病成这样子？怎么不写信告诉我？〃他的回答是：〃不病成这样，他们怎么肯让我回来！〃
我发现他大便频仍，而且是脓是血，人已虚弱到躺下就紧闭眼睛，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春节，有人送来节日菜食，其中有高梁粑粑，荞麦粑粑，他根本没吃什么，只用关注的神色看着孩子们吃得有滋有味，自己显得欣慰。他原想留在家里养病，但考虑到他的病情严重，经我一再劝说，在到家的第三天，他才允许我送他上医院。那天，我在校医室借到一副带轮子的担架，独自推到市立一医院。医生的诊断是恶性痢疾、水肿，必须住院。谁知这一进院，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永远地去了！〃让我在家过完这个节吧！〃这句不愿住院，不愿离开家和孩子们的话，至今仍清晰地在我耳边萦绕不散，在我心里滴血。少锋啊！你怨我吗？
住院期间，少锋少言寡话。我每天中午和晚上去看他，给他洗脸，洗手，洗脚。洗那浮肿的脸，浮肿且沾有脓血的手（是他自己揩屁股沾上的），和那双浮肿、冰冷、长满厚茧的脚 。他不曾向我叙说在乡下劳动改造的情况，也没问过他兄弟姊妹的情况，甚至没有呻吟叹息。我记忆中的病室，虽住满了病人，但探病的人少，空气沉闷，压抑。我给他讲孩子们的事，才引出他眼里的一点亮光，但他不要我带孩子去看他，说〃这里太脏！〃为了解决他脚冷的问题，我缝了两个棉袖筒给他包脚，又把热水袋放在两脚中间。他身上盖得够厚了，但他仍说冷，脚冷。
大概是他住院的第四天，我安排好孩子们吃晚饭，带着邻居给我的两个桔子，就急匆匆地赶往医院。我给他洗脸洗手，后来又想给他换件衣服（这时，护士已不再给他穿裤子），当我抱起他的肩部时，头刚离开枕头，他就大口喘气，摇头，我只好让他躺下。我剥桔子喂他，他只吃了一片，就说吞不下，不要我喂。这时，他已很难睁着眼和我讲话了。我默默地流着泪。旁边一位病人摇着手向我示意他不行了。我喊护士，护士说不要紧，已给他打过针了。时近午夜，我既不能留在男病房，又挂牵家里的五个孩子，就摇着他的手，叫他，希望他再跟我说话。他没睁眼，只断续地说：〃照顾好孩子！〃〃注意休息！〃，听见我说明天一清早就来看他，他强睁眼皮说了一声〃好。〃谁知道那竟是最后的诀别！深夜的小巷，街上已寂无行人，只剩下昏黄的街灯照我急行。我心乱如麻，忧急悲苦。我担心他睁开眼看不见我时心里难过，我怕他死，我不知道怎么办，该不该打电报告诉他的亲人？我感到特别的孤独无助！走到家门口，我忍不住倚门痛哭。同院的人都已入睡，只有自己家里的灯还亮着，孩子们都挤在我的大床上睡着了。我决定当晚就打电报给郴州的弟弟。这一夜我在痛苦焦虑中度过。天刚亮，我就交待大女儿照料弟弟妹妹，自己急忙赶往医院。一到病房，但见床位空了。我急忙向太平间跑去。在那里看到少锋的脸还扭向门口，他还在盼我呀！我心如刀绞，抚尸放声大哭。一个工作人员说： 〃赶快去料理后事吧！〃
下午，少锋的小弟、二妹和我去医院为少锋送行。看到穿白大褂的人把少锋的遗体丢进铁匣子，丢得那样漫不经心，那样重，我大声哭喊着：〃你们轻点呀！……〃我要跑过去，可妹妹死命搂着我的腰，不让我过去，任我喊：〃让我再看他一眼！〃此刻他们还是把铁匣子装上了汽车，把我的少锋带走了，连骨灰也不给我留下！
少锋走了，四年的〃右派生涯〃算是结束了，他是戴着沉重的、幽灵般的〃右派〃帽子去见马克思的。不论有多少屈辱，多少冷眼，他不必再听荒谬的无限上纲的批判，蛮横的训斥了；不必再面对冷酷的人际关系，不必再忍饥挨饿地遭受超负荷的劳动折磨了。他才四十岁啊，正在生命的旺季！他忠于职守，追求真理，渴望有所作为……他有什么罪？可为此他失去了人格的尊严，失去了堂堂正正活着的权利。他在梦寐以求的党所领导的新中国里只生活了十一年。他走了，把痛苦留给了亲人，把他生前言行的是非曲折留给了历史评说。
左隶章我 的 回 忆
我阅读了《1957新湖南报人》一书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思绪万千，又一次沉浸在对过去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人生道路的回忆中。我爱人鲁峋也是新湖南报右派大冤案的受害者之一，1957年他仅24岁，当时在报社总编室工作，负责办业务刊物和黑板报，兼任省直机关四分团委委员、报社团总支书记和编辑部团支部书记，1954年曾被评为省直机关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像他这样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的干部，也逃不脱那个时代的命运，被划为右派分子。我那时在湖南省监察厅工作，195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我和他是在1952年共同参加三反五反运动中相识的，1953年结婚，婚后生有两个孩子。我们互敬互爱，日子过得很开心。1957年，反右运动如暴风骤雨席卷全国，新湖南报社更是灾情惨重。一天鲁峋突然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他把这消息告诉我时，我顿时如五雷轰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我知道鲁峋思想单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可说已到了执着入迷的程度，他怎么可能突然反党反社会主义呢！第二天我赶到报社人事科，质问人事科长彭心耿（当时报社总编辑官健平的老婆）：“你们凭什个划鲁峋为右派？”她回答说：“鲁峋在黑板报上登了支持邓苏右派集团的文章，拉都拉不过来。”我气愤地反驳她说：“他1954年就被评为省直机关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1956年入党，现在倒成了右派。你们这是什么政策，什个搞法！”说完我马上冲出来走了。
鲁峋被划成右派后，给我及全家带来了一落千丈的厄运，而且我立即受到了惩罚 。我是省监察厅的人事干部，原本不属于下放对象。他被定为右派后，省监察厅立即将我下放到衡阳县洪市乡百祥生产队劳动。当时我正怀孕在身，因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为了不增加负担，更为了表示誓与我最亲爱的人同甘共苦、永不分离，我没有和鲁峋商量，就独自到省妇幼保健院做了人工流产和结扎手术。当我来到百祥生产队时，我的行李还没有放下，乡党委书记就赶来我寄住的农家问我：“你爱人怎么还没有来？”不久他真的下来了，但我们只能分住在两个农户家里。1958年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年代，随着面临全国性的饥荒。我们每天吃的是萝卜当饭，主粮很少，菜里也没有什么油水。每天出工就是干农活，修马路，建水库，开渠道。我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