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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4年底，湖南日报编委会就邓、苏等54位同志被错划右派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这个《复查结论》说，邓、苏等同志在〃1 9 5 6 年办报方针争论中〃提出的意见，〃是坚持了1 9 5 4 年党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的，也是与1 9 5 6 年 《人民日报》改版的精神相一致的……除个别同志意见中的有些提法值得进一步探讨外，总的说是正确的。〃
一场办报方针问题的争论，在近3 0 年之后才划上句号。
关于新湖南报那一时期的是是非非问题，据说当年那位省委负责人说过：〃俱往矣，我错了。〃
蔡克诚同志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吗？
刘皓宇且为斯民哭健儿悼—廖意林大姐
《1957：新湖南报人》编者按：廖意林同志1915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一家望族，母亲王世则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即参加中国共产党，出任宁乡县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她于1929年考入长沙含光女中初中部，后转入省立二中高中部就读，即追求进步，是该校的高材生。1936年暑假，她与从北平、武汉、上海回湘的陈泽云、李锐、曹国枢、魏泽同、彭秉朴、张名彦、章国岩等秘密成立了〃湖南民族解放先锋队〃，创办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报纸《湘流》，她负责编辑副刊；后又办了《现实》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毅然奔赴延安，被分配到安吴青年训练班受训，随后进入陕北公学，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进入马列学院第二班学习。
结业后，她奉派到抗日大后方重庆，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出任陶行知先生为校长的育才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一直工作到1947年7月。同年11月，她与代号为江姐的江竹筠同志取得联系，从事秘密工作，编辑《反攻》刊物，宣传进步，揭露国民党的黑暗。但在白色恐怖下，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后叛变，带领特务到处捉人。整个党组织遭到破坏。小说《红岩》即以此为背景。这时廖意林同志正在医院分娩，得到警报后，不得不将刚出生的女儿海林委托同情的护士抚养，从医院匆忙逃到码头，乘船直接奔赴上海，经香港、青岛转赴解放区。1949年8月湖南解放，《新湖南报》创刊，她出任编委兼读者来信组组长，1952年春提升为副总编辑；1954年调省委宣传部任宣传处长。
1957反右派斗争中，她的丈夫苏辛涛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廖意林没有同他划清界限，上面不可能对她没有看法，到了1959年，在反右倾中，她即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下放屈原农场劳动，一直到1962年。同年初夏，她本该甄别平反的，由于'左倾'错误袭来，加上她还有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致使她的平反功败垂成，后被分配到湖南省新华书店搞贮运工作。到1968年4月14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逝世。
敬爱的廖意林大姐离开我们已三十多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现在我脑海里，至今难以忘记，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对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而死，我内心既悲愤、痛楚，又深深地惋惜。
我认识廖大姐是解放初在新湖南报社。那时她是编委兼读者来信组组长，而我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见习记者。开头，跟她的接触并不太多，但她见了同志们总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掬。一次，我因一条新闻线索的事找她，她和颜悦色地同我侃侃而谈，替我出主意、想办法，丝毫不像某些领导者对待下级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她交代工作时，不是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去做，而是用商量的口吻说：〃你觉得这事该如何办？有什么困难没有？〃她为你设身处地，体贴入微，你想到了的，她充分肯定，你没有想到的，她往往替你想到了。因此，我们不把她看成是自己的上级，而亲切地称呼她：廖大姐。的确，她就像大姐姐一样，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那时候，新湖南报社长是李锐同志、副社长是朱九思同志，他们都像兄长一般对待部下，我们不称呼他们的官衔，都喊老李、老朱，当时报社真的就像一个大家庭，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既感到无限温暖，工作起来又非常自觉，干劲十足。后来廖大姐升任副总编辑了，官大了，可她丝毫没有一点官架子，仍然和从前一样，微笑、和蔼、谦虚。
到1955年，由于工作需要，她调到省委宣传部出任宣传处长，我们跟她的交往便少些了。但从宣传部同志的口里得知，她工作非常忙碌，干事细致入微，对人还是那么和蔼可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解放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搞人为的阶级斗争，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弄疏远了，加之工作不在一起，自然而然接近也就更少了。可是她那亲切、和蔼的形影，始终印在我的心头，给了我榜样般的力量。我觉得工作、做人就应该以廖大姐为师，像她那样。
在1957年，开始是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家鸣放，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突然矛头一转，刮起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反右派斗争风暴。在这场风暴中，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被卷了进去。当时，李锐、朱九思同志都已调走，报社只有继任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辑苏辛涛同志领导工作，而我们在工作中执行的办报方针都是遵照李锐、朱九思同志教导我们的、党的一贯的新闻路线，如〃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谁知此前省委从益阳调来一位叫周惠的书记，由他负责管报纸工作。他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并不尊重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而要报纸突出宣传他，一切听他的（当然他是打着省委的牌子）。他说： 〃有关省委的报道和文章，要登一版头条，要用碗大的字做标题。〃〃今天登了明天还要登。〃他这样说了不下十多次。当然报社同志觉得自己奉行的是党中央的方针，地方应该服从中央，把中央放在首位，不能完全听他的，突出他。他便认为大逆不道，到处说报社是〃小资产阶级疯狂性〃，是〃小匈牙利事件〃，欲除之而后快。于是调来一个唯命是听的他的亲信官健平出任总编辑，又调来一个原来在湘潭地委就犯过宗派错误的孟树德出任副秘书长，而把社长邓钧洪、编委李冰封调走，把编委柏原调去学习，借口报社干部实际工作经验不足，调来一批地方干部〃掺砂子〃，企图改组新湖南报。官、孟他们不学无术，会拍马屁，唯周惠之命是听，执行一条名曰〃联系实际，贯彻省委意图〃的办报方针。官健平说：〃要紧跟省委，不但思想紧跟，人也要紧跟。〃孟树德竟肉麻地说：〃要扑在省委的胸脯上，倾听省委的呼吸。〃于是，在办报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突出政治还是突出经验技术、突出宣传中央还是突出宣传地方、突出中心与照顾一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与报社多数编辑、记者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当年以报社多数编委为一方，以官健平、孟树德为一方，展开了为期一年多的办报方针争论。他们虽没有道理，但利用手中的大权，作威作福，到5_7_年便利用反右派斗争的机会，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打了一个为数几十人的党内〃邓、苏右派反党集团〃，编辑委员中三分之二被划为右派分子，主要编辑、记者大都被打倒。全报社140多人划了54个右派，连中右算在一起有70多人，几占人数的二分之一。我作为这个集团的一名〃小丑〃，也成了右派分子。苏辛涛是廖大姐的丈夫，被打成右派集团的头目，这时她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此后为时不久，到了1959年，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忠厚、谦和的廖大姐难逃劫难，受到批判，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加上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带着两个孩子下放到湘阴屈原农场劳动改造。一个女同志年纪不小了，孤苦伶仃，带着幼儿独自在乡下生活，其遭遇的悲惨是不言而喻的。1961年，我作为右派分子恰好也在湘阴省直机关农场劳动改造，距离她的住处不远，但当时处境彼此身不由己，哪能会面？我只好托人打听她的境况，默默地希望她能经受住考验，互报平安。
此后，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生活，真是〃搅得周天寒彻〃，人人自危，只要人们有点饱饭吃，就要搞斗争、搞运动。过〃苦日子〃以后，马上贯彻阶级路线，接着是小四清、四清运动。今天团结这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多数去打击那少数百分之五，明天又团结那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多数去打击这少数百分之五，想想看，全国十三亿人口的百分之一就是一千三百万，百分之五就是六千五百万，能说是少数吗？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用梳子梳，篦子篦，〃洪洞县内〃还有多少好人？
到1966年，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这些被戴上各种帽子的人首当其冲。我在衡阳市第四中学被作为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廖大姐此刻被安排在湖南省新华书店干贮运工作，受到内部控制使用；她的丈夫苏辛涛在湖南日报也受到管制，每月拿十五元的生活费。其间所受到的屈辱、折磨、打斗一时是难以尽言的。
本来我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如今却被视为敌人、异类，处处低人一等，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我们横下一条心，要豁出去彻底揭发原省委书记周惠及官健平、孟树德等对我们的迫害，要把制造所谓〃邓、苏右派反党集团〃冤案的真相公之于世，于是我们几十个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人汇集到长沙，以蔡克诚为首奔走呼号，出报纸，做调查，想申张正义，得到社会的同情。没想到，我们的确太幼稚了，怎么能够在极左路线盛行的时候求得明辨是非呢？结果，在批判无中生有的〃省无联〃的时候，我们又被打成省无联分子。
在大刮揪〃省无联〃黑风之前，苏辛涛逃出了报社，正在北京上访。当时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