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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他所面对是〃右派翻天，坚决镇压〃。这种严峻的形势，他早已风闻。前社长邓钧洪的夫人李茵同志，曾经悄悄来到他家，告诉他〃红色新闻兵〃已经把邓钧洪抓去，进行了残酷的批斗，被打伤了。他还得知，〃红色新闻兵〃正在四处搜捕苏辛涛这位当年的副总编辑至今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去年11月间他只身到北京上访，之后即被通缉，他只好四处流落躲藏，等待他的肯定会是一场无情的暴风雨。 1968年1月30日是中国传统的美好节日春节。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初四这几天，蔡克诚和他的一家人是在焦虑不安中度过的：不知道厄运将会何时降临？2月3日夜，也就是春节假期刚过，他终于被抓了。他主要不是为自已担心，他想念着半年多来共同进行申诉和共同进行大批判的同志们，前后参加活动的当年右派达到20多人呀，他们肯定又要遭受劫难的。当年把我们打成右派，是对我们的政治迫害，于今，我们按照正当的渠道进行申诉，在中央和省级权力部门的支持下进行大批判，怎么竟然成为十恶不赦的罪人呢？
他为半年多来与伙伴们一道进行工作所取得的各方面支持，以及产生的积极效应而高兴，他是没有后悔的，但是，他又是矛盾着的：他为目前的处境而深深忧虑。
1967年8月间，蔡克诚他们把一批又一批的大字报送到湖南日报大院张贴时，仍留在湖南日报工作的李茵，感到再以个人名义署名不能适应当时发展着的形势，建议是不是起个什么集体名儿。蔡克诚脱口而出：〃就叫一往无前战斗队吧。〃
好一个一往无前！这正是他那勇于开拓敢于进取而又刚毅顽强性格的反应。他思想敏捷，接受新事物快；他原则性强，在大是大非面前爱憎分明；他又富于组织才干，能够在复杂情况下打开局面。
在新湖南报创刊后的几年中，他是经常担当重任的。他迅速由一般编辑、记者擢升为工业部主任、农村部主任、编辑委员，并出任党总支书记。担负一定领导职务之后，他依然锐意进取，人们赞扬他为革新家。
省委中那位分管报纸工作的负责人，强调突出他个人，他所主管的农村工作的报道，也要在版面上压倒一切。这位负责人独断专行，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社长邓钧洪对他这种作法有所抵制，便被调离报社这种情况，蔡克诚是看到了的。
新调来的官健平和孟树德，处处顺着这位负责人旨意办事，他们作为这位负责人在报社的亲信和代理人蔡克诚也是心中有数的。
在几年办报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即宣传中央与宣传地方的关系问题，政治思想宣传与生产经验技术宣传的关系问题，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以及如何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原则，亦即〃天线〃与〃地线〃关系问题。围绕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编委中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以官健平、孟树德为一方，邓钧洪、苏辛涛等人为一方，长期相持不下。支持官健平、孟树德意味着支持能够呼风唤雨的权威与权力，蔡克诚也是明白的。
但是，蔡克诚崇尚的是真理！
1956年4月，他出任农村部主任，到任后发觉3月份的农村报道中经验技术方面的稿件多达66。42％，其中重点是一组关于农业社包工定额的经验介绍。如3_月1_1_日刊出的《长沙县合心乡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作法》一文，长一万多字，登了整整一版，其中〃定额表〃占一半以上，将1_6_9_项农活按春夏秋冬四季和副业，分为一至七级，定出工分标准，全部是数字。文章透露，定额公布后，社员顾虑很多，但报纸却当作样板向全省推荐。他认为，三包定额具体作法登得太多，三包定额中的政策问题和群众思想问题 _，以及增产爱社教育、劳动竞赛等，则报道得很少。孟树德在部署这一年春耕生产报道时说：〃今年春耕生产，突出的抓三包定额经验和双季稻技术，把这两条抓好了，春耕生产报道就成功了。〃上述报道情况，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下的产物。他认为，这种报道思想是片面的。他建议编委会对如何进行农村报道，如何进行经验技术宣传问题展开讨论
省委那位负责人当时正主管农村工作，而此时农村工作又被当作中心工作。上述报道正体现了中心工作报道在版面上压倒一切的要求；其中有的稿子就是他本人交来要发的。指出这一报道存在问题，并要求就此展开讨论，是要担风险的。但是，蔡克诚没有顾忌，勇敢地提了出来。
编委会也真的进行了讨论，并几次开会，累计会议时间长达17个小时。编委中只有孟树德一人因下乡采访未参加会议，包括官健平在内的与会者的认识最后达成一致，并同意作出决议。随后由编委兼秘书长傅白芦定稿的《编委会关于改进农村工作经验与技术宣传的决议》，在肯定报纸进行先进经验与先进技术的宣传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同时，指出〃对于有重大价值的先进经验与生产技术，应当从它们的政治和经济意义着眼来进行宣传〃，并指出要使我们的党报有别于一般的内部刊物和技术杂志。决议没有提到3_月份农村报道，但它是由3月份农村报道存在问题而引发的争论后的产物，则是明摆着的。
这个决议又经由编委们看后表示赞成，官健平并说：〃我同意，就这样吧！〃官健平本意是不同意讨论这个问题和作出这个决议的，但他又讲不出能够站得住的道理，只好点头了。
事情并没有终结，围绕着3月份农村报道和上述决议的是是非非，以及前面提到的办报中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以官健平、孟树德为一方，其他多数编委为一方，在编委会中进行了长时期的争论，直到1957年6月。
那位省委负责人于1957年2月，对在争论中不支持官、孟一方的一位编委说：〃匈牙利的问题，报社的问题，一码事。〃匈牙利问题，指发生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已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把报社争论与匈牙利事件等同起来，这位省委负责人的话语中已经露出杀机了，或者说正在磨刀霍霍了。
机会终于来到，1957年夏季开展反右派斗争，在办报问题争论中没有支持官、孟意见的八个编委全部被打成右派，那个关于改进经验与技术宣传的决议，被打成反党决议；蔡克诚的一项重要罪名是〃挑起关于3月份农村报道的争论〃，作为反党急先锋，成为第一个被揪出的党内右派分子。
一夜之间，由左派变成了右派，让他感叹唏嘘不已，而被打入〃另册〃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这倒促使他进行一种痛苦的反思。原来，他曾经担任过新湖南报肃反五人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新湖南报职工中有十多二十人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查和批斗。后来的历史证明，新湖南报并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错案率是百分之百。如朱正、钟叔河、张志浩、俞润泉四人一开始被当作反革命小集团批斗，因为没有材料证明他们是反革命，退而称为反动小集团，但仍没有材料证明其为反动，最后便硬性定案为落后小集团。肃反运动是从上而下向全国范围部署的，在新湖南报不进行这一运动，大概是不可能的。肃反五人小组组长是官健平，他本人就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来历不明的人，他一定要大肃特肃，把水搅浑，一则取悦上级，二则好让自已蒙混过去，这是不在话下的。但是，在左倾理论的指导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原则影响下，蔡克诚那种由一往无前气势派生出来的偏激情绪，必然对肃反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伤害了一些同志。1957年反右派斗争初期，当年没有打成反革命分子的肃反对象，有几人又被打成右派分子，而此时他正担任新湖南报反右办公室主任。
历史有时也真会捉弄人，在他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时，在所在劳动教养单位，就有他当年组织批斗的肃反对象和右派分子。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之间相处得很好，对以往的反省与谴责，尽在不言之中。
被抓来报社有十多天了，妻子和儿女们都来看望他，差不多每天都有他们中的一人或两人来到身边，这给了他莫大的慰藉。他对妻子说：〃大不了再戴上右派帽子，再改造十年，我们还要过上好日子。〃妻子刘连安是他在地下斗争中结识的，在共同的斗争中他俩相恋结合，感情是十分深厚的。她的两个哥哥都是中共地下斗争的英勇战士，大哥刘东安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二哥刘国安在1957年以莫须有罪名被开除党籍。她自已虽然处境十分困难，但还是保留了党籍，担任长沙市长征学校校长。她对丈夫的思想、为人，以及被打为右派的全过程，都是非常清楚的，她迅即回答道：〃十年前的冤案是肯定的，只是你们翻案翻早了点。〃他感谢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动情地回说：〃只是苦了你了！〃含着凄凉的泪水，他们默默相望，传递着苦涩的温情。几天之后，他们每次来探视，都有人监视，说不上几句话，便被逐出门去。到了2月15日以后，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没有一个亲人来看望他了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被阻挡在大门口了。交待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却从来没有被认可的；在专案组内的审讯，像连环套似的，一轮又一轮，精神上的折磨，人格上的侮辱，肉体上的摧残，有增无减。这一日，他被强行从这栋楼房的二楼搬到一楼，他听到有人窃窃私议：〃什么不安全，是怕他跳楼嘛！〃他不由得一阵寒颤：这一切是不是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就要来临！
这一刻终于来到，他被押解到办公大楼的三楼大礼堂，虽然是大白天下午，礼堂内灯火刷亮，已经聚集了三四百人吧，满满的一屋，只听得口号声狂叫。他被拉到台上，胸前挂上一块大板牌这是一块铁制牌子，用铅丝系着，那铅丝深深陷进颈部肌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