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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前方情况不明，各省直系军阀对吴还有个人迷信，因此26、27两日，萧耀南、齐燮元、孙传芳、杜锡珪、蔡成勋、马联甲、周荫人、杨树庄等纷纷发出了助吴讨冯的通电，甚至远在四川的刘湘、刘存厚、杨森等也有摇旗呐喊的通电发表。萧耀南派出陈嘉谟师、寇英杰旅，齐燮元派出陈调元师，孙传芳派出孟昭月、张允明两旅，马联甲派出田锦章 旅，分别由津浦、京汉两路北上援吴。四川也派赖心辉部整装待发。
但是，各省援军尚未开动，冯玉祥、胡景翼的军队即已开到廊房，准备进攻天津。在天津做寓公的张绍曾，看见吴所处的地位十分危险，曾奔走调停于北京、天津之间。这种调停当然不会产生效果。
28日，榆关战事发生急剧变化，由平泉、冷口入关的奉军张宗昌部1922年张宗昌在绥芬河战胜高士傧后，张作霖任为绥宁镇守使以酬其功。他吸收白卫分子谢米诺夫的残部（枪枝五六千支），因此部队扩充到一万人左右。奉系整军时期，新派军人抬头，张宗昌以客籍军人（山东人）而又为杂牌队伍，迟早必归淘汰。后来张作霖调该部到奉东辉南县，与李景林部在哈蜢河两岸演习秋操，该部渡河取得胜利，因此受到重视，部队得以保全。从斜刺里占领滦州，截断了榆关直军的归路和榆关、天津之间的交通线，因此前线直军就像土崩瓦解一样溃败下来。31日，奉军占领了榆关和秦皇岛，缴获了直军枪枝达3万余支，吴佩孚历年来搜刮民脂民膏培养起来的直军主力，到此全部完蛋了。
30日，张绍曾从廊房前线赶回天津来，还提出“和平救国大纲”，劝吴接受，吴的态度仍然十分倔强。从10月31日到11月2日，冯军占领杨村和北仓，俘获北来援吴的鲁军旅长潘鸿钧。吴的司令部被迫由天津移至军粮城。同时，奉军张宗昌、吴光新等部又已占领唐山、芦台，军粮城也不可久留，吴打算由津浦路南下另找出路。此时，一般人所料及的津浦路变化果然实现了：11月1日，郑士琦突然宣布“武装中立”，派兵到沧州、马厂一带，阻止吴军假道通过山东。吴得到这个消息，惊得话都说不出来。正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就有海军部军需司司长刘永谦替他准备好华甲运输舰一艘，劝他乘车到塘沽登舰南下。11月3日，吴率领残兵败将2000余人登舰，浮海而南。
郑士琦宣布“武装中立”的一天，除派兵北上截断吴军退路外，还派兵南下炸毁韩庄铁路，以阻止江浙援吴军通过山东。就在这一天，阎锡山也出兵石家庄，截断京汉路的交通，豫、鄂等省所派援吴军，也都被阻不能前进。这样，吴佩孚所盼望的两路援军都落空了。
第二次奉直战争从9月15日到11月3日，一共打了50来天，以直军主力全部覆灭和吴佩孚狼狈遁逃为其结局。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在此以前，吴的武力统一政策和个人独裁野心，在直系外部促成了三角反直同盟，在直系内部产生了三角反吴同盟，不待战事发动和冯军回师，直系分崩离析的局势已经形成。另一方面，直系所指望的对外借款，由于帝国主义各国相互牵制而不能成立，北京政府在财政上早已走上崩溃的边缘。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吴佩孚派曹锐为军需总监，暗示曹氏弟兄必须大破悭囊来维持战费，可是他们一毛不拔，以致关外气候已寒，而直军犹着单衣。当然，直系失败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不得人心，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曹锟贿选总统的丑行，以及各省直系军阀在地方上的种种罪行，都使全国人民切齿痛恨，因此反对直系的斗争，在这一时期是政治潮流中的主流。
奉直战争具有极其明显的国际背景。日本政府绝对不能允许代表西方利益的直系军阀侵入到它所视为“生命线”的势力范围。10月1日，日本各政党委员打伙儿到外务省，谴责币原外相优柔误国，并提出日本必须保障满蒙的既得权利，否则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权也将受到深刻影响。10月13日，币原发表了对奉直战争严守中立的虚伪宣言，其核心问题是要求中国“严重考虑日本在满蒙一带的利益”。10月10日，日本军人、政党组织所谓“对支国民大会”，督促日本政府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与西方国家协调），以实力援助张作霖。日本飞机师铃木曾经参加吴佩孚的飞行队，他回国时，就有不少军国主义分子持剑前来包围砍杀，使他遍体鳞伤，幸由警察解救，才得保全性命。奉直战争初起时，日本关东军早已决定，如果奉军战败，即对东北实行军事占领。以上情况，说明直系在东北作战，即使能够打出关外，随之而来的将是外交上的突发事件，像1931年爆发的北大营事变一样。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七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4）
其实，直系军阀并非仅仅愿意做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战事发动时，曹锟催促驻日公使汪荣宝迅速回任，并嘱顾维钧与日本公使芳泽进行交涉，解决中日两国间的悬案。吴佩孚也一再发表尊重外人权利的声明，说明他们也是愿意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的。问题在于日本政府不信任直系军阀，就像1914年不信任袁世凯一样。
三曹锟被迫辞职。冯军驱逐溥仪出宫。天津会议划分冯奉两军的势力范围。张作霖侵占东南地盘的野心
榆关直军溃灭后，冷落已久的段祺瑞，突然成为收拾北方时局的核心人物：张作霖早就打算迎接他出关推为最高统帅，冯玉祥等又于10月26日推他为国民军大元帅。30日，奉军将领在回答冯的电报中，建议公推段为各路联军的统帅。10月29日，卢永祥由日本别府来到沈阳，张作霖请他恢复了浙沪联军总司令的头衔。30日，张、卢两人发出了拥戴段为联军统帅的联名电报。
10月31日，鹿钟麟到公府“看守”总统印信。11月1日，颜惠庆辞职照准，改任黄郛代理总理兼任交通、教育两部总长（7日改任易培基为教育总长），王正廷兼任外交、财政两部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杜未就职），王乃斌为农商总长（刘治洲代）。黄郛、王正廷都是冯军回师举行政变的内幕人物，因此这个内阁是以冯系为核心的混合内阁。
11月2日，王承斌到公府劝曹锟辞职，曹即向国会提出辞职咨文，并令内阁摄行总统职权。曹自去年10月10日上任以来，只做了一年零二十几天的总统，他的下场却比历届总统更惨。他在延庆楼受到监视，行动不能自由。他看见前来逼他下台的人，就是一年前劫车夺印捧他上台的那个健将，不由得百感交集，十分难受。
曹锟的前后任都是摄政内阁。这次由政变而产生的新政权，仍是被推翻了的旧政权所任命的，而且国会未被解散，法统无所变更。在此以前，冯玉祥主张成立政务委员会为最高行政机关，段祺瑞首先不同意，而曹锟这个政府，又是反直同盟不能许其继续存在的，因此不得不成立这样一个非驴非马的摄政内阁，作为过渡性的政权机关。这个内阁首先引起了张作霖的严重不满，奉系阁员王永江不肯前来就职。这个内阁也不受帝国主义的欢迎，11月14日，黄郛设宴招待外交团为内阁成立后的首次接触，外交团谢绝前来，宴会临时作罢。
冯军驱逐曹锟下台后，第二步又驱逐溥仪离开宫廷。11月5日，摄政内阁议决修正优待清室条件五条如下：一、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国民享受同等权利；二、每年补助溥仪生活费50万元，另拨200万元开办工厂，收容旗籍平民；三、清室须履行原条件移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予以保护；四、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五、清室私产仍归清室享有，公产古物则归国有，应交民国保管。当天鹿钟麟偕同新任北京警察总监张璧到清宫宣布这个决议，溥仪还召开了最后一次的“御前会议”，即将宫内太监470余人、宫女100余人分别给资遣散。下午鹿钟麟派来汽车五辆，护送溥仪及清室“后妃”移居什刹海“醇王”府（“醇王”是溥仪的生身父载沣）。
根据优待清室条件，溥仪和他的“皇室”早就应该迁出宫廷。可是民国当权人物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之流，都是清政府的旧臣宿将，让他们赖在宫廷不走，而清朝灭亡已有13年，仍然成为“国内之国”，发布煌煌“上谕”，举行跪拜大礼，并不遵守民国正朔（仍称宣统十六年），甚至北京总统每逢接替的时候，还要派遣“专使”以外国君主之礼前往清宫致送国书，问候安好，这些现象都是极不正常的。冯军驱逐溥仪出宫，理由十分正当，但是前清遗老旧臣们，却都欷流涕地谴责冯玉祥“不近人情”，而段祺瑞也大不以为然，公然来电加以规劝（11月6日）。帝国主义各国也都大惊小怪地向北京外交部探询究竟。只有孙中山对此深表同情清宫迁出一事，11月11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表示赞成。1925年1月孙到北京时，清室“内务府”人员函请“主张公道”，孙命秘书处回答，认为清室始终未践移宫之约，又有民六复辟一事，已自行破坏优待条件，更无责人以践约之理。。
这个时期，不但摄政内阁是以冯军为背景而组成的，而且鹿钟麟被派为京师警备总司令，北京军政大权也都掌握在冯军的手里，这种局面当然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为了防止奉军开到北京来抢夺政权，冯与胡景翼各军相约退驻城外，并授意摄政内阁作出北京城内永不驻兵的决定，所有非必要的军事机关也都一律裁撤。
但是，冯、奉两军进入天津后，就因争夺收编吴佩孚的败兵而互相敌视，随时有发生冲突的可能。张宗昌以山东人为号召，所收最多，他的实力迅速增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