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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代表还到浙江、陕西、江西等省进行组织第三政府的活动，皖系卢永祥、陈树藩等一致表示同意。陈树藩虽然离开了西安，但是手中还有兵，愿意由陕南出兵湖北，与湘军在武汉会师。最使人莫测高深的是，直系军阀陈光远也同意组织第三政府，在湖南征求同意的名单上签了名，并向湖南代表胡瑛表示，湘军“援鄂”并不影响湘赣联防条约。其实，这位实力并不雄厚的直系军阀，既害怕孙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钧进攻江西，对湖南不得不竭力讨好，借以减少敌对的力量。赵恒惕还幻想吴佩孚能够同意组织第三政府，湖南代表赵冕携带这个方案到洛阳接洽，但是吴避不见面，所以这个方案始终没有向吴提出来。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5）
早在湘军“援鄂”前，6月4日，卢永祥曾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推进自治运动，西南各省一致赞成。卢电请赵恒惕主持这个会议，赵觉得自己的声望不高，不敢出面主持。湘军驱王后，8月11日，赵通电全国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讨论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问题，这是联省自治运动发展到最高峰的一个阶段。赵为什么不提“各省联席会议”而改提“国民大会”呢？原来，以前吴佩孚驻兵衡阳的时候，曾与军政府及湘桂军成立秘密协定，拟在推翻安福政权后，建议召开国民大会，通过恢复法统，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后来他推翻了安福政权，提出了召开国民大会的建议，可是这个建议当时受到以奉系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各方面的猛烈反对，他放了一个空炮，只得悄悄收兵。现在赵恒惕根据吴的旧方案，加入新内容，建议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各省自治法，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联省自治政府，是想把直系拉进来，以增强联省自治派的力量。可是赵的建议与吴佩孚武力统一的野心不相容，与卢永祥反对直系的政治倾向也不相适应。
赵的真电发表后，卢授意浙江各团体和省宪会议通电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讨论国内问题与派遣太平洋会议国民外交代表问题。浙江省长沈金鉴建议在杭州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并推卢为南北间的“调人”。十分明显，在皖系势力下召开各省联席会议或者召开和平会议，其目的也是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但是与赵的意见大有出入，因为皖系与直系立于敌对地位，并不幻想吴佩孚参加。
同一时期，陈炯明在桂平处理改编桂军残部的问题，他的周围也有四川、云南等省代表，所讨论的也是组织第三政府的问题。此时，陈与吴佩孚的关系尚未建立好，不赞成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他发表巧电（8月18日），请卢领衔通电在上海召开各省联席会议，协定“自治大法”，本人愿派代表参加。这个电报对孙中山说来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陈是他手下的现任官吏，却公然同意另外组织政府，不啻是“反对现行政府”的叛逆行为。孙气得要下命令讨伐陈，经胡汉民、汪精卫等竭力劝阻才罢。陈在广西得到这个消息，也不敢刺激孙中山过甚，便又授意省长公署发布一条消息，解释巧电乃是向卢永祥表示好意的一种应酬文章 ，此外别无用心。其实，巧电有具体内容，并非空洞无物的应酬文章 。
以上说明，卢、赵、陈三人虽然同以组织第三政府为目标，但在若干具体内容上，却又存在严重的分歧。
湘军“援鄂”失败，不但汉口会议成为空中楼阁，就是杭州会议、上海会议也因形势转变而召集不起来。吴佩孚却乘战胜余威，重弹“国民大会”的老调，拟定了会议的主要条款如下：一、地点在庐山，名称为国是会议，下分国民会议与国军会议两种；二、国民会议为最高会议，由各省省议会及各法团公推代表（每省3人，蒙古、青海、西藏各推2人）组成之，被推者不限于省议会及各法团的成员，以制定国宪为其任务；三、国军会议由各省区军队每省（区）公推代表3人、海军全体公推代表6人、中央军公推代表6人组成之，以议定军制及裁兵方案为其任务；四、国军会议决议须交国民会议通过，如被否决，得声叙理由提请复议，如否决二次，即应修正；五、国民会议在双十节前开会，得推定出席太平洋会议代表；六、国民会议、国军会议的决议均用国民会议名义公布之，公布后如全国各省区县议会、各法团有过半数不同意时，得于公布后一个月内提交复议。
吴佩孚为什么要把“国民大会”改变为“国是会议”，而在“国民会议”之外又要加上一个“国军会议”呢？原来他自己是秀才出身，懂得伪造民意的一套手法，但是他的同道中人都是一些老粗，都是只知有“军意”而不知有“民意”的，所以加上“国军会议”，使他们乐于接受。这个方案是吴的儿女亲家张绍曾和“苏州才子”张一麔共同草拟的，本来打算用吴的名义发表，但是吴上次放了一个空炮，不愿意再放第二个空炮，因此涂去了自己的名字而请张绍曾用个人名义，于9月2日发表。
电报发表后，首先通电赞成的就是起草人之一的张一麔。9月9日，汉口就成立了庐山会议筹备处。10日，吴佩孚、陈光远、萧耀南、杜锡珪、孙传芳联名通电赞成庐山会议。10月10日，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也有联名通电表示赞成。看上去这次建议不会再是空炮了。但是，卢永祥首先表示怀疑，陈炯明通电反对，张作霖被动列名并非真心赞成，而全国人民对于吴的本来面目已经认识清楚，因此这个倡议仍是“曲高和寡”，并无下文可考。
吴发起庐山会议的目的，仍然像以前发起国民大会一样，准备通过会议恢复法统，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如果孙中山不肯下台，即由新政府下令加以“讨伐”。由于会议并未实现，他的这些计划只能搁下不提。
五川军三路进攻宜昌。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和海军的协助下击退川军
四川熊克武下台后，第二军军长刘湘继任四川总司令兼省长，熊系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由于第一、第二两军势力不能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与湘军相约两路进攻湖北，会师武汉，以向外发展为消弭内争的办法。刘湘被推为四川“援鄂军”总司令兼第一路总指挥，但懋辛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兵力由一、二两军抽调组成，并派湖北籍将领潘正道为前敌司令。川军出发“援鄂”，事先并未公开发表。
川军于1921年8月18日占领巴东、秭归后，分兵三路，一路沿长江进攻宜昌，一路由长江北岸进攻当阳，一路由长江南岸进攻宜都。总的目的是包围宜昌。
9月2日，川军到达宜昌南岸。守宜昌的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第十八混成旅旅长赵荣华都抵挡不住，急电向吴佩孚请援。吴对湘军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方针，采取了“水淹七军”和炮打岳州城的残忍手段，而在湘军战败后，他又借助英帝国主义出面调停，结束这个战争，以便腾出手来对付川军。当湘直停战条约成立之日，正是宜昌兵临城下之时。吴已来不及驰往救援，英、美帝国主义者又一次挺身出来助以一臂之力，联合日本，三国军舰水兵在宜昌登陆，使川军有所顾虑而不敢大胆进攻。英、美、日三国驻宜昌领事出面来调停川直之争，他们不辞劳苦地于9月5日到夔州，向川军代理第一路总指挥唐式遵接洽停战条件。就在川军误中缓兵之计、停止进攻宜昌的空隙时间，吴佩孚迅速调第三师一团、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各一部及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全部开到宜昌应援。
9月12日，川军因谈判破裂再攻宜昌。14日，吴佩孚、杜锡珪乘坐楚泰军舰赶到。16日，川军北路越过东山寺，吴自己督战奋力击退川军。但川军南路又已进抵磨盘山，宜昌岌岌可危。18日，吴在长江北岸大梁山、二梁山架炮轰击南岸川军，这支川军被迫退往朱家坪，北岸川军也退往南津关。从18日到27日，吴在海军协助下先后占领南津关、平善坝、南沱溪，10月上旬又占领秭归、巴东、兴山。
鄂西战争打了一个多月，川军来势颇为凶猛，从9月10日到22日，占领长江南北岸的险要地带，北路攻下当阳，南路攻下长阳，宜昌随时有陷落的可能。如果川军不误中缓兵之计，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海军的协助，吴佩孚要守住宜昌是不可能的。川军未与湘军同时发动，又因内部矛盾不能全力以赴，这些都是战败的原因。但是四川在地形上易守难攻，川军虽败而不“惨”，吴佩孚鉴于奉系军阀和广东北伐军都有跃跃欲试之意，反向川军求和，所提条件仅有川军退出鄂西一项。随后吴与刘湘互派代表成立了川鄂停战分防条约，调孙传芳的第二师移驻宜昌，将对付四川的责任交给孙。10月27日，他离开宜昌前往岳州巡视，31日回到汉口，11月12日由汉口到保定参加曹锟召开的保定会议。直军第二十四师被调回岳州，吴将对付湖南的责任交给张福来。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6）
川直两军停战后，12月22日，孙传芳与刘湘互派代表签定了和约草案，川军陆续撤回。一直到1922年3月7日才成立了川鄂正式和约。在此时期，刘湘写过一封长信规劝吴不要抗拒“自治”潮流，吴也有长信回答，举出湖南在自治的招牌下弄得一团糟为例吴佩孚复刘湘函：“湘为自治之滥觞，筹备期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