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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意识。
在编辑部的带动下，一些文化干部和故事作者也同样地投入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更加丰富了这门新学科的理论。
早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在上海负责群众文化工作的任嘉禾，就曾写过《打回“老家”去》《新故事创作初探》等理论性文章，对新故事的发展进行了理论的阐述。
吴文昶在登上了杭州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的讲台，向大学生们讲故事创作的同时，也从理论上对这门新兴的学科进行了阐述。他先后从理论的高度，紧密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写成了《谈新流传故事的形成及其艺术特色》《新故事必须坚持口头性》《还是要坚持口头性》等十多篇论文。
在全国的一些高校里，对于故事理论的研究也正在兴起。一些高校的教授和专家还专门开设了这门课程。
1988年，故事研究专家王国全所著的《新故事创作技法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计十七万多字，这是一本对新故事从艺术上进行研究的专著，将一种全新的理念带进了故事理论研究，对于指导故事作者的创作起了很大作用。
1989年8月，故事理论研究专家蒋成瑀所著的《新故事理论概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十九万多字的著作，运用系统论的科学方法，对新故事的理论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探索和总结，成了编辑部每期举办笔会的一本教材。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研究和活动，目前，《故事会》在全国已经形成了一支近二百位对于新故事创作和理论研究有一定水平的作者和研究者队伍。促进了新故事创作的健康发展，对于办好刊物，发展故事事业，促进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完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4年11月20日，中国新故事学会成立，上海、抚顺、九江、山西等地的分会也纷纷成立，引起了国内文艺界、民间文学界、理论界的关注。
由一本刊物带出了一种理论，由一种理论带出了一门学科，这在中国近代的期刊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1）
就这样，编辑们往往是作者涉足故事创作的引路人，是老师。反过来，当一些作者成熟起来后，从普通的工人、农民逐步地成长为当地文化站、文化馆、文化局或者文联的专业创作干部，他们对于编辑部的回报就深深地熔铸进了《故事会》这本刊物。无论是“黄埔军校”结业的时候，还是他们在以后给编辑部的来电来信中，他们都表示要将自己最满意的稿子首先给《故事会》。
这是一种多么深深的情感啊！
正因为这样，《故事会》总是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故事作者，并通过这些作者获得了全国最优秀的故事作品，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1．春蚕到死
是谁给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吴文昶病危！
这位享誉全国故事界的“故事大王”，难道真的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故事会》的编辑们都不敢相信。可是，电话是吴文昶的得意门生丰国需和方赛群打来的，难道这还有假？
这一天是2002年的大年初七，从黄浦江上刮来的风还带着阵阵寒气。吴伦、鲍放、归依玲、葛磊顾不了这些，火速赶奔浙江桐庐。
在桐庐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平时乐观开朗的吴文昶已经面色蜡黄，神志不清。亲人和两名学生守在他的身旁，不时地背过身去偷偷抹眼泪。
垂危中的病人在听到有人用熟悉的声音在耳边轻轻地呼唤自己，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从被子里伸出那双干瘦的手来，紧紧地抓住了吴伦的手。他已经不能再讲故事了，不能再与他的这些编辑朋友们说话了，只是用他的目光，从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容前扫过，然后用手指了指床前桌子上的一个抽屉。
亲人走过去打开抽屉，里面什么也没有。
吴文昶艰难地摇摇头，再次用手指着那个抽屉。
这时，他的学生丰国需走过去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老师是不是说《故事会》让你修改的几篇稿子，还放在家里的抽屉里？”
吴文昶听后，艰难地点了点头。
原来，《故事会》曾委托吴文昶主持“东方夜谈”和“故事传递”两个栏目。在生病的时候，他手中有两篇“故事传递”的稿子还没有改出来，他将这两篇稿子放在家里的抽屉里了。吴文昶到了这时都没有忘记《故事会》交给自己的编稿任务，这是一种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多年来，许多参加过《故事会》培训班和未曾参加过培训班的人，都喜欢用“子弟兵”来形容自己这些在《故事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故事作者。吴文昶则是《故事会》“子弟兵”中的领军人物。
1955年，一位身穿旧军装的退伍军人扛着一个铺盖卷，回到了富春江畔的家乡。他被分配在乡村里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孩子们却不愿读书。为了将这些“野孩子”的心都收到学习上来，他就开始给孩子们讲部队里的英雄故事。他那亲切生动、幽默风趣的语言，不但吸引了孩子们，同时也吸引了周围的农民。从此，小山村的冬夜就不再寂寞，小山村的夏夜也富有了色彩。
六十三个孩子，都由他一个人来教，任务已经够重的了，可他偏偏每天晚上还要去给乡亲们讲故事，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不收人家一盒香烟，也不吃人家一顿饭，晚上回来炒碗冷饭吃，吃饱了还得备课改作业。就这样他从本村讲到了外村，从本县讲到了外县，方圆几百里都知道有个会讲故事的吴文昶。
在与农民的长期交往中，面对着许许多多极富戏剧情节的人和事，不断地冲击着他，使讲故事的吴文昶萌生了写故事的念头。歌颂发生在乡村中的新人新事，批评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这是吴文昶开始从事写作的动因。
文化革命中，吴文昶被打成了“外国特务”。原因很简单，因为他“长相像特务”，不然怎么在故事里能将特务讲得活灵活现。于是，故事不让他讲了。可是，当地的老百姓却不干了，批斗会刚开完，就把他拉到一个偏僻的屋子里，一边派人在外面站岗，一边听他讲故事。
“文化革命”结束后，吴文昶被借到县文化馆，推着一辆旧自行车，跑遍了全县三百多个村，培训了两千多名故事员，拉起了一支三十多人的故事创作队伍。可是，这县文化馆一借就是七年，借了还不愿意还，使他失去了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机会。直到他五十二岁的时候才得以解决。他曾自己解嘲地说：“这可真算得上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范进中举呀！”
在借到县文化馆不久，他将自己创作的故事《新来的妇女队长》带进了杭州城，在大剧院讲演后反应极好。对于这个故事，有一个妇女竟然悄悄地跟着听了十八场。这时候，《故事会》已经复刊，编辑组的何承伟和陈中朝来到杭州，专门与这位故事大王见面，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2）
1979年，吴文昶参加了《故事会》复刊之后在上海举办的首次故事座谈会，就《故事会》的未来和前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共同为这本故事期刊的发展出谋划策。接着他又以自己雄厚的创作实力，在这本他所喜爱的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故事作品，成为这本刊物的主要骨干作者之一，他创作的许多故事不但获得了全国故事评选和《故事会》优秀作品的大奖，同时还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
为了更好地培养作者，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故事，进一步提高刊物的质量，《故事会》始终将建立一支优秀的作者队伍，作为自己的一个战略目标来实施。对于像吴文昶这样家在农村而又经济相对比较困难的作者，《故事会》在每期举办笔会时，都担负了他们全部的费用。为了解决吴文昶的困难，《故事会》又每期让他帮着初审来稿，并给以适当的报酬，以补贴家中的生活费用。
1991年9月，《故事会》为吴文昶出版了个人故事专集，收录了他从上个世纪以来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五十一篇故事作品和两篇理论研究文章。
吴文昶成名之后，没有忘记《故事会》，没有忘记这本刊物在他困难的时候对他的支持和给予的各种方便。他始终将自己最好的故事作品交给这本他所信任的刊物发表，无论有的刊物给他多么优惠的酬劳，他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这种做法，二十多年来一直始终如一。
正是由于有了吴文昶这样的一批实力派作者支撑，刊物的许多构想才能够得以实现，质量才得以提高。
吴文昶是一位故事家，对于《故事会》这本刊物来说又是一位常年合作的故事作者。他讲的故事大小有两千多场，听众达百万人次，而他在《故事会》上所发表的作品，几乎是篇篇都受到欢迎。原因在于他的稿子不是靠伏案写出来的，而都是靠在群众中面对面地讲出来的，是经过成千上万的人“过滤”了的。他的作品都是在群众中得到一定的反映后，经过无数次的修改而成，群众读了就能记住。
有着无数这样的好稿垫底，《故事会》的质量怎么能不越办越好呢！
吴文昶生病之初，躺在自己家里——那个富春江畔名叫深畈的小山村，丰国需、方赛群两名学生前来看他，他一边不停地咳嗽，一边说：“我真想早点好啊，《故事会》还有几篇稿子等着我改呢！”
一个已病入膏肓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