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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笑声戛然而止，人们都呆如木鸡，好半天，那姑娘才清醒过来，大叫：“流氓，流氓。”那光头青年也不答话，伸手将那姑娘硬从车门口拉了下来，嘴里还不停地骂着“妈的”。接着光头青年又一副凶相地对门口的几个人吼着，要他们下车，将位子让给这位老奶奶。大家见他一脸凶相，动了真格的，都怕下班回家的路上再生出些事来，只好乖乖地听从这位光头青年的“指挥”。光头青年这时得意地晃了晃脑袋，朝老奶奶“嘿嘿”地笑了两声，将老奶奶送上了车。老奶奶连声谢道：“谢谢，要不是你……”话还未说完，只见对面精神病院匆匆地跑来了几个医生，冲过来将那个光头青年团团围住，连哄带骗地将他拉了就走。这时，大家才明白，那个光头青年原来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由吴伦撰写的这则故事，发表在1989年第十期《故事会》上，故事对于人民群众中一些落后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是在以往的民间故事中很少见到的。故事发表之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很快便流传开来，在全国形成了许多“版本”。人们不倦地传讲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憎，寄托了人民群众的理想与愿望。
新故事理论对于民间文学关于人民性的突破，不仅表现在题材与思想内容方面，还表现在一些形式方面。有的故事虽然没有太深刻的思想内容，但却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艺术享受的需要，能够给人民群众以精神上的愉悦，这类故事同样也是具有人民性的。《故事会》很早就注意到了这方面的“开掘”，并在实践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例如一些引人发笑的幽默故事、笑话、寓言、开发智力的谜语等。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家的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这类作品的需求也就会越来越多。
无数事实都说明，新故事的人民性，比民间文学的人民性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新故事的人民性比书面文学的人民性表现得更为直接。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使得《故事会》这本刊物能够走出一般民间文学或书面文学的局限，最大限度地贴近读者，获得更多的人民群众的喜爱。
三是传播过程中对群众性的突破。
与传统的民间文学相比，新故事除了传播的口头形式之外，还增加了报刊、电视、录音等多种形式。与书面形式的文学作品相比，具有更广阔的天地，就连不识字的人，与新故事这种形式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有一段时间，少数“高深”的“纯”文学作品，只在“圈”内的人士中获得“赞扬”一样，民间故事过去也有一个“读者圈”，那就是完全依靠口头传播的下层劳动人民群众。新故事要发展，如果只将自己局限在过去民间文学的范围内，就很难迈动脚步。
在《故事会》创办之初，由于这方面的理论根本就没有进行研究，因此其发表的作品也只是一些配合形势的改编之作，而其读者面也只限于为农村的故事员提供演讲的材料。这种传播过程中的群众性是单一的，因此当时有人就将这本刊物叫做“农村读物”。
随着社会的发展，《故事会》的内容也与开始有了很大的不同，传播故事的群众也由农村发展到了城市，由农民发展到了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大中小学的学生、出国留学人员以及城市中的居民等等，这种办刊的实践，为理论上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和例证，使得这项理论研究很快就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种理论的建立，使《故事会》走出了原有的狭窄空间，为其办刊新思路的形成和实践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这就使得这本刊物编辑的目光，从案桌上抬起来，看到了一片无垠的天地，对办好刊物也充满了信心。
这种传播过程中群众性的突破主要原因表现在新故事的接受者同时也参与创作的情况，这在民间文学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学样式中是很少见到的，至少是在群众参与创作的程度上，是其他文学形式所无法比似的。这样，就使得新故事所具有的群众性特征就表现得异常鲜明。也使得《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故事能够在不断的传讲中更加丰满，刊物在群众中的影响自然是会越来越大。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4）
传播过程中有关群众性的理论突破，同时也促使《故事会》的编辑和作者，在编稿与写稿时，更加注意接受者的爱好、思想和情趣，千方百计使自己的作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保持一致，以便将这些人都吸引到自己的作品中来，更有力地扩大作品的宣传面。
这种对于人民群众的吸引，除了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之外，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上要尽量与人民群众的爱好保持一致。而人民群众的艺术爱好，也不是一程不变的，同样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要求编辑与作者必须得随时研究这种变化，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的联系。
为此，新故事在不断发展的同时，还借鉴、吸收了别的文学样式的表现方法，用以来丰富自己，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这些在《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新故事，比起民间故事和传统故事来，就有着更强的现实性，并十分注意故事的技巧，以增强故事的曲折性和吸引力，用来满足当代人民群众的需要。
这些故事理论上的突破，使得《故事会》的编辑和作者的眼前顿时一亮，从过去无意识的组稿和写稿变成了有目的地进行编辑和写作，将无数多姿多彩的生活带进了这本刊物，得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欢迎。
也许有人会说，《故事会》是一本通俗性的群众读物，因此发行量自然可以搞得大。初听此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我在采访中对这本刊物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时，却发现这种说法不一定是正确的了。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让我们翻开目前社会上所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故事类报刊，以及所出版的故事类的小说杂志，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也可算是“通俗”的了，但发行量最大的也不过才四十多万册左右。而这本“其貌不扬”的《故事会》，发行量却高出了它们将近十倍之多。
只要稍微有一点办刊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神奇而又可望不可及的数字啊！
面对着这样一个相差如此悬殊的数字，仅用“通俗读物”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涵盖这种近似于神话般的“《故事会》现象”。
我认为，确切地说，应该是《故事会》的两代编辑人员，在长期的办刊实践中将“通俗读物”中的作品，通俗到了人民群众能够口头流传的程度。
更明确地说，就是“口头文学”的特色造就了今天的《故事会》。
但是，这种办刊思路并不是主编何承伟哪天拍脑袋拍出来的，也不是编辑们哪天冥思苦想想出来的，而是在理论上对传统民间故事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定式”和“防线”突破后的结果。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按照传统的民间文学理论，正宗的“口头文学”只能是忠实地记录民间口头流传作品。而《故事会》中由作者来创作的“口头文学”故事，似乎就有些离经叛道了。这本刊物的编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如果说照搬过去的“理论”办刊，这本刊物就会越办越脱离时代，越办越脱离当代读者。办刊物一定要有相当强的主体意识，尤其是像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这样一个以出书为主的出版社编辑人员，一定要摆脱出书组稿的一套思维定势，绝对不能拘泥于传统的民间文学理论，而是必须围绕刊物独特的个性发挥，把理论经过改造、突破之后又不断丰富、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套理论，并用以来指导办刊的具体实践。
《故事会》的编辑们一次又一次地与作者和研究者们共同探讨新故事的发展方向和存在的历史价值。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新故事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这种理论上的突破，不仅是新故事创作的突破，同时也为《故事会》的办刊在理论上指明了方向。
这种理论的建立，对于刊物的发展至关重要。
首先是编辑在选稿和用稿时，思想上也同时开始突破旧的思维形式，将许多新的观点和紧连时代脉搏的故事，作为首选的范围，使刊物的质量有了提高，故事对生活的辐射面也更加开阔，刊物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联系更加紧密。
另一个方面呢？由于有了牢固的理论基础，编辑和作者都做到了心中有数，无论中国期刊未来的形势如何发展，市场经济的大潮如何冲击，这本刊物都会沿着自己的方向，不断地探索前进，同时在前进中按照其自身的规律，不断地完善自己，而不至于在中国期刊长河的航道上迷失自己的方向。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5）
2．构筑“高地”
1985年秋天，江南水乡风和日丽。
家住浙江建德市的汪世炎突然接到一封《故事会》邮来的信，拆开一看，竟是邀请他参加故事研讨会的通知。
早已“淡”出文学之外的汪世炎手中紧紧地捏着这封信，真是激动不已。
还是在《故事会》创刊不久的1965年11月，在铁道兵部队从事文艺创作的汪世炎列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周扬同志在报告中表扬了上海的《故事会》，同时还列举了这本刊物上所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