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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非一件轻松之事。
夏一鸣曾经向著名作家陆文夫约过稿子，请他为刊物写一篇故事。在此之前，夏一鸣邮去了几本《故事会》，并附上了约稿启事。
陆文夫的稿子写好后，夏一鸣一看，整个文章有六千多字。作为当代的著名小说作家，陆文夫的稿子肯定是写得不错的。但是，《故事会》有她自己的办刊原则，就是名家的稿子来了，也得遵循这个原则，才能适合刊物的读者群。
于是，夏一鸣便与陆文夫商量，希望他能对这个故事做些“减法”，在节奏上更明快一些，情节上更凝练通俗一些，将这篇故事压缩到三千字左右。
陆文夫写稿有个习惯，一向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动笔的，写好之后一般很少改动。过去一些报刊向他约稿，都是写好后拿去就用了，没曾想到《故事会》这位年轻的编辑竟提出来让自己将稿子再作一些修改。
陆文夫感到有些为难。
夏一鸣再次与陆文夫商量。根据故事的特点，他对作品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陆文夫似乎心有所动，他最后接受了夏一鸣的意见，便自己动手将稿子改成了仅有三千多字的一篇故事。
这篇名叫《签名售书》的故事发表之后，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喜爱。
《故事会》的每一个编辑都是这样，严把稿件的质量，牢牢地将这本刊物的“根”留住。
稿件是刊物生存的一种资源，而一些有一定影响和知名度的作者，则是源源不断地生产这些资源的源头。爱护作者，关心作者的成长，这是《故事会》两代编辑的传统。但是，有时为了刊物的“根”，编辑们却又几乎到了毫不留情的地步。
崔陟是《故事会》较有影响的老作者，同时还是刊物聘请的特约编辑，他二十年前就一直为刊物写稿，大小总共在《故事会》上发表过几十篇作品，在故事创作的圈子里，也已经是一位名人了。
就是这样的作者，也没能逃脱退稿的命运。
崔陟写了一篇题为《无悔的真情》的故事，说的是战争年代，有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被当成汉奸打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其妻才说出真相。
稿子写好后邮给编辑鲍放。鲍放看后认为这篇稿子时间跨度太大，结构不够紧凑，就希望他能做一下改动，将故事尽量写得更紧凑一些。
崔陟改后，再次将稿子邮来，鲍放仍不满意，便将稿子退了。
现已是文物出版社编辑室负责人的崔陟，说起这事还十分感慨。这篇故事如果改作一篇小说，也许还有某些价值，但作为一篇故事，的确存在着鲍放所说的毛病，在情节上不够紧凑，因此也就不易让人们记住和流传。
不易让人记住和流传的故事，那就不是好故事了。
范大宇参加《故事会》在浙江桐庐举办的创作班时，带去了一篇将近九千多字的故事。本以为这篇自己花工夫写成的故事，一定会很快地通过。谁知到了那里一看，编辑吴伦将所有参加会议的作者作品都收齐后，就对其作品进行了编号，同时将作者的名字隐去。
范大宇不解，问道：“为什么要这样？”
参加会议的特约编辑吴文昶说：“这要对你们这些作者考察一下，看是不是有两‘刷子’。同时也是体现《故事会》一贯的作风，在稿子面前人人平等。”
范大宇参加过不少刊物的笔会，像《故事会》这样认真地对待作者、对待作品的笔会的确是不多。开始满怀信心，现在不觉心中感到没有底了。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2）
经过编辑和专家们的无记名评选，结果范大宇这篇名叫《眼睛的故事》的作品，被定在了必须修改之列。
吴伦当即找范大宇交换意见，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方案。
范大宇当晚便埋头改稿，一直改到下晚的两点多钟。根据吴伦提出的要通俗化，口语化，易讲易记的原则，终于将稿子改完。
第二天，吴伦看了修改稿后仍不满意，又再次与范大宇商量，并亲自动手修改了这篇稿子，同时将题目改为《失明之后》。
为了把“根”留住，编辑们就是这样认真地对待每一个作者和每一篇作品。
这篇作品在《故事会》上发表后，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在1991年中国最佳故事的评选中， 这篇故事从参选的一千多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中国当年度的最佳故事奖。
在采访中，范大宇感慨地说：“吴伦对这篇作品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何承伟认为，一本刊物要赢得读者的喜爱，一定要有鲜明的个性。
生动活泼、亦庄亦谐、易记易讲，是《故事会》作品的另一大特点，也是《故事会》的一个鲜明个性。
如果一篇故事写好之后发表了，也就是说将其投放到文化市场，但却无人问津，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那么这则故事从发表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死亡了，因为它已没有了自己的“生命”。故事必须生动活泼、诙谐有趣、寓教于乐、引人入胜才能具有生命力，这也是编辑们在多年的办刊实践中所“悟”出的一个道理。
1984年第十期的《故事会》发表了读者虞大明的一封来信。这位读者在来信中写道，他“开始对《故事会》总瞧不上眼，总觉得它不太适合我这个大学生的需要。”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这本刊物，从此便成了“每期必读的虔诚读者”，接着又“退了许多杂志，但对《故事会》却视之如珍。”
是什么原因使这位大学生如此着迷呢？他在来信中写道，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本刊物“新颖动人，很有趣味”。
《故事会》所要求的故事，大都是趣味高雅，不造作，不俗气，亦谐亦庄，趣味性里蕴藏着很深的思想内容。
山西太原的作者徐洋突然接到编辑部吴伦的一个电话，说他投去的一篇名叫《厕所轶事》的稿子不错，但主编何承伟认为还必须要进行一些修改才能发表，让他去一趟上海。
徐洋顿时有些傻眼了，一篇只有一千多字的小故事，却要专门为此去一趟上海，而且一路来去的吃、住、行费用，都由编辑部承担，这值得吗？
徐洋在犹豫中踏上了去上海的路。
到达编辑部之后，徐洋一下子成了中心人物，从主编到编辑立刻将这位远道而来的作者围在中间，共同探讨对那篇稿子的修改意见。
就这样，为了一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稿子，徐洋在上海整整地呆了五天。可是，作品改完后仍然得不到编辑们的满意。
徐洋再次修改，仍然未通过，只好“打道回府”。
几年之后，徐洋打开新到的《故事会》，一看上面竟意外地发表了自己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公共部位》。他不觉认真地看起来，连他自己都被故事生动活泼的情节吸引了，那风趣幽默的故事，使他看后不觉捧腹大笑。
这篇故事就是在他那篇《厕所轶事》修改稿的基础上经过再次；加工而成的，作者名字仍然是他自己。
这“坛”经过作者和编辑多年酿造出来的“陈年老酒”，自然是会香飘万里！
可是，在众多的故事类报刊中，又有多少愿意像《故事会》一样，花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反复地修改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小故事呢？
河南有位名叫刘金涛的作者，过去一直是写小说的。见他所在学校的许多学生都喜欢看《故事会》，于是便向这本刊物接连不断地投稿。可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收到编辑部的几封退稿信，这些给他退稿的编辑分别是冯杰、夏一鸣、吴伦、鲍放。虽然是退稿信，但都是手写的，信也写得很长。这些编辑们向他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他的所有稿件都很有文学性，但是却都缺乏故事性。作为小说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故事类的刊物，就不太欢迎这样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一旦发表，就会影响刊物的可读性、传播性，建议作者多看一些故事类的刊物，加强对于故事这种文学样式的了解，使其作品真正地达到生动活泼、亦庄亦谐、易记能讲的标准。
刘金涛作为一名业余作者，过去在收到一些编辑部的退稿时，大都是一张铅印的纸条，何曾见过如此一针见血说中要害的“手稿”。他在感动之余，便下决心潜心研究故事。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他终于接到了《故事会》的第一张用稿通知单。
理之有趣，情之可喜，貌之悦目，行之逗人，这便是何承伟所提倡的“谐”。
《故事会》对于作品中人物的一言一行，情节的一张一弛，乃至于一个细节的设置，一句幽默语言的应用，都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同时为了增加故事“谐”的力量，作者还经常会在故事的发展中巧妙地插入一些“噱头”，用以逗人发笑，这些努力的目的，都在于要通过故事去激发起读者的心声，使其在故事的吸引下，以达到雅俗同观，智愚共赏的目的，与故事中的人物一同悲、喜、怒、惊、奇，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让心灵经历种种不同的心理历程，得到一种心灵的愉悦和感动。
但是，这种“谐”又绝不能太俗气，不能太圆滑，太没有文化品味，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就会变成了世俗，变成了荒唐。因此，“庄”便成了与“谐”相辅相成的一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