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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井喷”时期（4）
有一篇故事叫做《书记盖房》，是冯峰鸣与韩钟亮两位作者合写的。这是一篇很短的故事，可是在当时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许多读者都希望那位盖房的马副书记能够到他们那里去当书记。
我在采访中，当编辑部将这篇故事复印给我时，初看这个标题觉得“没啥看头”。可是仔细一读，顿觉其味无穷。
故事说的是柳林公社副书记老马，在快退休之前突然提出要盖一所新房，而且选中了原先要盖幼儿园的那块地基。那地方前靠柳树林，后临荷花湾，景色宜人，交通方便，是全公社最好的宝地。群众对此背后都骂他。而公社下面一些厂长们却借此大献殷勤，砖瓦厂的钱厂长来了，水泥厂的赵厂长来了，石料厂的李厂长来了……房子自然是很快就盖好了。老马办宴庆贺，他在敬第三杯酒时说：“这第三杯酒是告别酒，明天我就要退休回山区老家了，临走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幼儿园两年没盖成，一说帮我盖私房，不出十天就盖好了呢？这新房要交幼儿园，我这是‘假私济公’，没有办法啊！”一番话，说得大家更是大眼瞪小眼，不由得都思考起这既熟悉又陌生的问题来。
一个看似平淡的题材，被作者在很短的文字中写得波澜起伏，读完仍然回味无穷。
这篇故事的作者没有从正面去写在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而是从一位正直无私的干部“假私济公”的行为中群众对他的误解，从侧面反映了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作者用幼儿园建房和书记建“私房”之间鲜明的对比，深刻地说明这种腐败同样也是一种人性的失落。
像这种走出自我，深刻地反映社会问题的个人创作，在来稿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这些故事中那些娓娓道来的也好，山吹海侃的也好，催人泪下的也好，令人捧腹的也好，数万字的中篇也好，几百字的小品也好，大都紧紧地围绕着人性的失落与回归来展开故事，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大都用意想不到的情节，更贴近于普通人的生活和心理，读后总会给人留下一些回味和思索。
这些个人创作的故事，完全有别于《故事会》过去所发表的一些作品。这些故事的作者每天都生活群众中，更多的自己就是群众中的一员。他们经历着故事里的事件，熟悉故事里的人物，直接参与和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感受着故事中的情感，体验着故事带给人们心灵的冲击。因此，这样的故事来自于群众，又很快地会回到群众中去，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听”的一种最好的形式。
《故事会》上采用的稿件，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创刊初期，稿件都以对当时影响较大的电影、戏曲、小说的改编为主，在停刊之前逐渐开始编发一些基层故事员在群众中演讲的作品。复刊后的《革命故事会》又走回到了初期用稿的老路。
在去掉“革命”二字后，《故事会》突破了过去的用稿范畴，编发了大量从民间流传中搜集整理的故事，既满足了广大读者的要求，又使刊物的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可是，时代是发展的，人的思想水平不能总在一个层面上，随着时代的前进，编辑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了这个问题，如果不趁此大好时机“诱发”更多作者、特别是优秀作者，《故事会》将同初期一样，面临稿源不足或来稿不够理想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将直接地影响到刊物的质量。
老编辑陈中朝、钱舜娟等深深理解初期组稿的困难……
那时《故事会》上所发表的作品，大都是先由口头创作，然后再用文字记录下来。为了编好刊物，出版社给买了一台录音机。那是一台老式的“苏（联）式”录音机，沉沉的要一个人用担子才能挑得动。每次下去搜集故事，都由出版社派人一同背下去，当时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上海青浦县有一个名叫吕燕华的人，在群众中讲了无数次的家史，很生动，也很感人。于是，钱舜娟等几位当时的编辑就跑到青浦去，与她“同吃，同住，同劳动”，又听她的母亲流着泪讲她们母女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使编辑们为从家史改编成故事补充了许多素材和细节以及主人公的人物性格特征。
吕燕华只上过小学一年级，要叫她来写好这个故事当然是很困难。怎么办，就只好将那些从她母亲那里听来的素材“移”给她，又与她共同研究，如何使她讲的故事跳出真人真事，使故事更集中、曲折、生动。这样，大家在一起又重新“搭”了一个故事架子，让她再到群众中去讲。
吕燕华虽然识字不多，但从小在乡下就爱听、爱讲故事。这次登台一讲，立刻就把听众吸引了。她将口头文学中的夸张、比喻、衬托、对比等手法应用得十分贴切。就这样，编辑们再根据听众的意见，又对故事进行了修改，再让吕燕华去讲。反复多次之后，编辑们认为可以了，这才打开录音机，让吕燕华对着“讲故事”。有时候编辑们自己也讲，这样进行对比之后，才正式记录下来进行文字上的修改，然后根据编辑程序通过后才发表。
这是一个多么漫长而又艰苦的工作，在这整个过程中，随时都得遵守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头脑里随时都得有大众，二是故事要大众化，不要化大众。这刊物后面的辛苦是读者所无法看到的。当然，这对于初期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故事作者是一个培养，对于编辑也是一种走出书斋接触了解作者和读者的过程。
老编辑们那种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的确值得学习，但是刊物要发展，人手明显不足，再这样编稿明显不行。同时，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那种“保姆”式的培养作者的办法只能是事半功倍，无数有一定文化的新作者正在“冒”出来，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呀！
面对着个人创作的凸现，编辑部抓住这个机遇，为刊物的下一步发展，开始打造自己的“铁军”。
所谓“铁军”，实际上是骨干作者队伍，没有一支能打硬仗的作者队伍，刊物主编再好的构想、编辑再高的水平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何承伟与编辑们分析了这些个人创作故事的作者，与吕燕华这样的作者相比，因为有了一定的文化，所以故事写得也多少有了一点“文”气，而编辑们首先要打掉的就是这种“文”气。
记得在“文化革命”前的1964年，著名作家赵树理在1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作品，名字叫《卖烟叶》。这位写惯了“山药蛋”小说的作家，写这篇作品的目的，是“想叫农村读者当作故事说”，“试试灵不灵”。结果，这位以自己所写的小说通俗易懂而闻名的作家，得到农村故事员的反映是“不好讲”，因此这“烟叶”也未能“卖”出去。
由此可见，能写好小说的作者，不一定能写好故事，文化水平较高的作者，不一定能写过那些文化不高而又常年生活在基层的故事员，因为故事实实在在是一种需要能够口头流传的文学。对于这些个人创作的来稿，编辑们看后只要认为好的，就叫其反复修改，改成口头能流传的东西，使这些以后成为刊物骨干的作者，一起步就明确了故事应该怎么写，少走了许多弯路。
有几位上海作者，写了一篇题为《三请皮老虎》的故事。说的是一家工厂的年轻厂长，请一位身怀绝技的皮革专家从安度晚年的家中再次“出山”。稿子的总体构思不错，题材也有新意，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也比较强，如果是一般的文学刊物，稍微理顺一下就可以用了。可是，编辑们看了后，认为写得太书面化，不易于口头流传，就是在《故事会》上发表了，也不可能产生影响，只能像一般的小说一样，人们读了就算完事。要使这篇作品发表后同别的好故事一样受到读者喜爱，得到流传，产生更大的影响，就必须让作者来认真修改。
编辑将这个意见告诉了作者，作者根据要求作了第一次修改。
编辑看后仍不满意，并指出有的地方的形容词可以不要，把一些描写太“生动”的地方删去。
作者听后睁大了眼睛说：“这不是越改越‘土’了吗？”
编辑高兴地说：“对，要的就是这个味，要‘土’得让人一下子就能记住。”
这篇作品修改后一经发表，果然引起了读者的反响，很快在民间流传，许多老读者至今都还记得这篇故事。
这个时期，由于个人创作的大量出现，加之刊物处在由发表搜集整理作品为主，到逐渐发表个人创作的转型期，在发表了大量适合口头流传的个人创作故事之外，也发表了一些只供阅读，难以传讲的作品。如1979年第一期上的《神奇的“天鹅”》，1980年第二期上发表的《相思豆》，都是很好的文学读物，思想内容也很健康，但是它们却缺乏口头文学的特点，难以在群众中流传。
个人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作者在写作技巧上敢于冲破“文化革命”中“三突出”，“高大全”的藩篱，大胆创新，使故事在艺术上有了新的突破，使读者爱看，爱读，爱讲。
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吴伦写的《三百元的故事》。
那时吴伦还是上海金山县的一名干部，《故事会》的编辑们在去金山举办创作班时，吴伦写了这篇故事。可是，当时却引起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没有写“正面人物”，也有的认为这个故事没有“积极意义”。稿子到了老编辑陈中朝的手里，他看后认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