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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预示着其悲惨命运的歇后语或许是曹翁自创？芳官跟赵姨娘对吵，喊出“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几”，有的人以为那最后两个字是“奴儿”，注意，应是“奴几”，即“奴才辈分”之意。大观园里的厨房头柳家的拒绝头上剃成杩子盖的小幺儿讨园里杏儿吃，抢白他说：“……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怎不问他们要的？这可是仓老鼠和老鸹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有！”如闻其声。
不过贵族主子各人性格不同，如被贾母戏谥为“泼皮破落户儿”的王熙凤，她嘴里有时可就不干不净，市井歇后语常常脱口而出。在向贾母汇报宝玉、黛玉这对“冤家”和好时她形容道：“倒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惹得满屋笑声。在贾琏偷娶尤二姐一事败露后，她跑到宁国府跟尤氏、贾蓉撒泼大闹，喊冤叫屈说：“我是耗子尾上长疮——多少脓血儿！”诈得尤氏母子连连告饶认赔。贾珍也说过歇后语，那是在乌庄头送租来，以为贾元春既然进宫受宠，“娘娘和万岁爷岂不赏的”，贾蓉说了一番所赏有限，且要花钱反供，其实快要“精穷”的“道理”后，贾珍接说：“所以他们庄家老实人，外面不知暗里的事，黄柏木作磬槌子——外头体面里面苦。”这个歇后语噱而不粗，倒很适合贵族家长的身份。元宵节后，贾府响应元春，制作灯谜，贾母念了一个“猴子身轻站树梢”，其实这也是一个歇后语，后半截是“立枝”，谐“荔枝”的音。这恐怕是暗示着将来会“树倒猢狲散”吧，和其余诸钗的灯谜一样，令人“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
最值得推敲探究的是鸳鸯嫂子劝她给贾赦当小老婆时，针对她嫂子说那是“好话”、“喜事”，鸳鸯指着那女人骂道：“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什么‘喜事’，状元痘儿灌的浆又满是喜事！……”这接连两个歇后语，体现出了鸳鸯的悲愤与决绝，对刻画人物起了强有力的作用，但也有更耐人寻味的内涵。据曹雪芹的好友张宜泉诗句“调羹未羡青莲宠，苑招难忘立本羞”，以唐朝诗人李白、画家阎立本为喻，逗漏出曹雪芹诗画才能受到皇家重视，欲招他进“如意馆”为御用工具，却被他以尊严相拒的信息；再回过头来细想，以鸳鸯的知识水平，怎能知道宋徽宗画的鹰、赵子昂画的马是无价之宝？这个情节里，是否融入了曹雪芹自身拒绝进宫折腰的情怀？至于“状元痘”，指天花病患者倘若所出的痘里灌饱了浆，则至多留下些麻坑，不会有生命之虞了，故而成为“喜事”。天花这种病如今已基本绝迹，但在清朝是令许多幼儿夭亡的恐怖之症，《红楼梦》里写到巧姐出痘，全家如临大敌，正是那时社会情况的写照；而康熙被选为皇帝，据说也正是因为他比较早就出过了“状元痘”，而那又与曹雪芹曾祖母的精心照顾分不开，所以在曹雪芹的意识里，“状元痘儿灌的浆又满是喜事”的概念是很深刻的，在这里蹦出这么一句歇后语，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春梦随云散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入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尚未现形，先闻其歌：
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
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
我以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伤春与悼梦是贯穿始终的一个母题。在古典诗歌里，“春”字和“梦”字出现的频率极高，“春梦”二字相连以一个内涵丰富的词语出现的情况屡见不鲜。
南北朝时期，南梁萧悫有《春庭晚望》：
春庭聊纵望，楼台自相隐；
窗梅落晚花，池竹开初笋。
泉鸣知水急，云来觉山近；
不愁花不飞，到畏花飞尽。
那时律诗还处在萌芽状态，他却已在齐整抑扬的诗句里表达了鲜明的伤春情怀。
到了唐朝，这种情怀的诗歌成几何级数增长，无论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还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不同风格流派的诗人，几乎都有在这个母题下的写作。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把春·梦·酒·人生融为了一个整体：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
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
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
借问此何日，春风语流莺。
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
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
这是一篇在生命时空里浪漫遨游的宣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浪漫风格的，主要创作针砭时弊、描摹社会生活中凄楚场景的现实主义诗人，一旦偶尔进入关于春与梦这样的题材，却立刻投入类似《春日醉起言志》那样的情怀，形成一种自觉的呼应。杜甫有许多“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那样的诗句，不必一一列举。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因为简洁生动，通俗易诵，却又意蕴丰沛，可作多种诠释，而成为了关于春与梦、得与失、逝与在、美与毁的千古绝唱，渗透在了所有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
在宋朝，王安石、苏轼是政治上的死敌，凡涉及政见的文字，他们不是南辕北辙就是互相抵牾，然而，一到关于春与梦的吟诵，居然殊途同归，情怀相契。王安石人称拗相公，政治上固执僵硬，有不近人情之诮，但他咏起春来，“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竟很有赏春的情趣，并且也能因春及人，“一梦章江已十年，故人重见想皤然；只应两岸当时柳，能到春来尚可怜”。人生如梦，春光易逝，因此必须珍重最琐屑的生活乐趣，珍惜非功利的人际关系，他还有“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的诗句，正是那悼春伤逝情怀的自然延伸。王安石当年政治上究竟有哪些作为，在党争中究竟手段如何，应该作如何评价，现在一般人恐怕都很难通晓把握，但是，如上述所引的诗句，却无须什么“背景资料”，便可以立即为我们所理解、所欣赏。苏轼的这类诗作更多，“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也许算得其中最精警的一例。不同政见、性格的诗人，可以进入到同一个诗域里面，使人性深处的情愫得到沟通融会，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文化现象。
在包括南唐李煜的创作在内的宋词里，“春”与“梦”的母题更有淋漓尽致的发挥。“伤春似旧，荡一点，春心如酒。”“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易醒。”“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春宵睡重，梦里还相送。”“相寻梦里路，飞花落雨中。”“梦怕愁时断，春从醉里回。”“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这个纠葛在“春”与“梦”上的文学传统一直延续到以后的元曲和明传奇之中，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汤显祖的《牡丹亭》里“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伤春名句，而且这两出戏剧里都有关于梦的重要情节。
于是，这个传统在清代的《红楼梦》里集大成，并且得到了充分的升华。
当然，对具体个案要作具体分析。在每个文学家的每一个涉及“春”与“梦”的作品里，除了人性中的共通性，都会融入他独特的生命体验、社会群体归属意识，以至政治理念。我不是想简单地否定摈弃以往习见的那些对我们民族古典文学的分析角度，但是，我想自问并且求教于大家：对上述我所提及的文学遗产，用从西方传来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进行定位分析，是否合适？需知至少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中国的文学艺术根本就还没有跟西方的文学艺术有什么自觉的交融借鉴，上面所列举的种种主义，也是西方近世乃至几十年前才被提出的。中国的文学有其自己的发展线索，有着独特的审美通感领域，像《红楼梦》，作者说著书是“大旨谈情”，“毫不干涉时世”，当然有其避祸求存的一面，但恐怕也并非完全是瞒蔽之语——伤春悼梦，引导读者对生命的奥秘作“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诗意认知，恐怕确实是曹雪芹著书的“大旨”。
远“水”近“红”
我不喜欢《水浒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不喜欢有增无减。当然，《水浒传》作为一部古典名著，我对它是尊重的。《水浒传》从艺术上说，结构严谨，语言生猛，主要人物性格鲜明，白描处出神入化，渲染处酣畅淋漓，光是记诵一百单八将的绰号，便能获得极大的乐趣。但是，总的来说，《水浒传》让我产生一种虽敬之宁远之的阅读心理。
说《水浒传》只反贪官污吏，不反皇帝，宋江是投降派，梁山好汉不该为朝廷去征方腊，这些政治家的评说，我在听到之前，简直不曾从那角度有过一丝半点的思绪。我读《水浒传》，只感觉到这本书跟《红楼梦》太不一样。《水浒传》只承认那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他们本是天上星宿，所谓“天罡”与“地煞”）的生存价值，他们所反对的大官，或大地主，似乎也还有些个价值，起码是负面的价值，可是一般的个体生命，也就是占社会总人口中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平凡的人，过小日子的小人物，在这本书里常常是一钱不值的，无价值的，忽略不计的。梁山好汉开店，是随便杀人剁成肉馅包子卖的，除非他们动手杀人以前，及时发现你是江湖上大名流传的好汉，那才会给你解缚，甚或倒头便拜，随之称兄道弟；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客商旅人，那就一定会被不眨眼地剁成肉泥，即便碰巧他们不缺人肉，不把你麻翻杀死，那他们也会若无其事地把人肉包子卖给你吃，让你成为“人吃人”的一员！至于梁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