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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纸的邪恶、淫秽，难以克制。在他的想象中，疯狂通过右臂的动脉到达指尖和笔纸，汩汩流出来；他不用蘸墨水，根本没有这种需要。流到纸上的不是血，也不是墨水，而是一种黑色的酸性液体，在偏光下看来隐隐发绿。在纸上不会干：如果用手指去触摸，会有一种流体的、触点似的感觉。甚至盲人都能阅读的文字。
下午，他回到蜡烛街巴维尔的房间。他关好通向房间的里门，用一把椅子顶住房门。接着，他把那套白衣服摊在床上。在日光下，他可以看清袖口多么肮脏。他嗅嗅腋窝，清晰地闻到了气味：不是小孩，而是成年人的气味。他吸了又吸。吸多少次后，气味才会消失呢？如果把衣服放在玻璃罩里面，气味能保存吗？
他脱掉自己的衣服，穿上那套白色的。虽然上衣太宽大，裤子太长，他穿在身上并不觉得自己样子滑稽。
他躺下来，两臂交叉。这个姿势富有戏剧性，出于冲动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可是他对冲动毫无信心。
他有一个幻象：在无情的星星下面彼得堡延伸出去，显得广袤低矮。天空挂着一条横幅，写着一个希伯来字母拼写的字。他不识希伯来文，但知道那是谴责，是诅咒。
一扇用七道铁链拴住的大门把他儿子关在门外。他担当的艰巨任务就是打开这扇门。
想法、感觉、幻象。他相信这一切吗？它们来自他内心最深处；可是内心的可信程度不比理性高多少。
我在步步后退，他想道；退到无路可退的时候，还剩什么呢？
他想象自己回到了蛋里，或者至少回到某种光滑的、冰凉的、灰色的东西里。也许那不仅是一个蛋：也许那是灵魂，也许灵魂就是那样的。
床底下有窸窸窣窣的响声。是耗子捣乱吗？他不管。他转过身，把那件白上衣蒙在脸上，深深吸气。
自从他得悉儿子死亡后，他身体里有些东西在逐渐消失，他认为是坚定。我才是死去的人，他想；或者不如说，我丧了命，可是死亡没有到来。他感觉自己身体强壮结实，不会垮。他的胸部像是板条完好的木桶。他的心脏会跳动很长时间。虽然如此，他从人类的时间里给硬拖了出来。裹挟他的水继续向前流去，仍旧有它的方向，甚至目的；然而目的已经不再是生命了。裹挟他的是死水，是静止的水。
他睡着了。醒来时周围一片漆黑，静悄悄的。他划亮一根火柴，试图理清混乱的思绪。已经过了午夜。他在哪儿？
他在毯子下面翻来覆去，断断续续地睡得很不踏实。早晨，他头发凌乱，身上散发着气味，去盥洗室时，遇到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她扎着头巾，穿着一双大靴子，像是市场上的女售货员。她诧异地打量着他。“我睡着了，我很疲倦，”他解释说。可是问题不在那儿。问题在他仍旧穿着那套白衣服。
“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离开之前想住在巴维尔的房间里，”他接着说。“要不了几天。”
“我们现在不能谈这件事，我很匆忙，”她回答说。她显然不喜欢这个想法。也没有表示同意。不过他已经付了房租，她毫无办法。
整个上午，他都坐在儿子房间里的桌前，双手捧着头。他不能假装在写东西。他的心思转到巴维尔死亡的那一刻。他不能忍受的想法是，巴维尔坠落时的最后一刹那，知道什么都救不了他，他必死无疑。必死无疑的确定性比死亡本身更可怕，他要让自己相信，由于坠落时的措手不及和慌乱，由于心理在不能承受的极大痛苦面前会产生某种自我麻醉的作用，巴维尔也许没有感受到那种可怕的确定性和痛苦。他衷心希望情况是这样的。同时，他知道他之所以希望，是一种自我麻醉，免得想到巴维尔在坠落时心里十分清楚。
这种时候，他分不清巴维尔和他自己。他们是同一个人，而那个人多多少少无非是个念头而已，巴维尔借他的身体想这个念头，而他则借巴维尔的身体来想。这个念头让巴维尔永远活着，一直处于坠落之中。
他不想让儿子知道自己死了。他想：只要我还活着，就让我一个人知道！不管需要多么大的意志力，让我充当那个穿过空中的有思想的动物吧！
他坐在桌前，闭上眼睛，握紧拳头，使劲不让巴维尔知道自己死了。他觉得自己是罗马巴尔贝利尼广场上的特里同塑像，嘴巴前的螺号不断喷出一股晶莹的泉水。他不分昼夜，把生命吹入水中。青铜铸的脖子上的筋腱由于使劲而暴突。
第四章 白衣服白衣服
11月来了，随之而来的是第一场雪。天空中都是南飞的沼泽鸟。
他搬到巴维尔的房间去住，没过几天就成了那座房屋的生活的一部分。他经过时，孩子们不再中断他们的游戏，而是睁大眼睛看他，虽然仍会压低声音。他们知道他是谁了。他是谁呢？他是晦气，他是晦气的爸爸。
他每天都嘱咐自己必须再上叶拉金岛，去看看儿子的坟墓。但是没有去。
他给德累斯顿的妻子写信。信里是些安慰的话，没有感情。
上午他呆在房间里，无所事事，自有一种阴暗的、死一般的乐趣。下午他上街闲逛，避开可能有人认识他的梅夏斯卡娅街和沃兹涅先斯基大道，总是在同一家茶馆里坐一小时。
在德累斯顿的时候，他经常看俄文报纸。现在他对外面的世界失去了兴趣。他的世界收缩了；他的世界只在他胸中。
为了替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着想，他总在天黑以后才回家。招呼他吃晚饭之前，他总是悄悄地坐在那个既是他的又不是他的房间里。
他坐在床上，膝上搁着那套白衣服。谁也没有看到他。一切照常，毫无变化。他觉得爱的纽带像真的绳索似的把他和他儿子的心连在一起。他觉得绳索在绞他的心。他大声呻吟。“好啊！”他欢迎那种痛感，悄悄说；他伸出手去，把绳索再绞一下。
他背后的门开了。他吃了一惊，眼含泪水，一副佝偻窝囊的样子，那件衣服捏成一束握在手里。
“你现在吃饭好吗？”孩子问道。
“谢谢你，不过我今晚想一个人呆着。”
过一会儿，她又回来了。“你要喝茶吗？我可以给你端来。”
她郑重其事地用茶盘端来一把茶壶、糖罐和杯子。
“那是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衣服吗？”
他把衣服搁到一边，点点头。
他喝茶时，她站在近处等候。她额角和颧骨的优美线条、水汪汪的黑眼睛、黑眉毛和玉米似的金黄色头发，再一次给了他深刻印象，他心里突然产生两股互相冲击的矛盾感情：一股是要保护她的冲动，另一股是由于她活着而要使劲揍她。
我这样与世隔绝是件好事，他寻思道。以我现在的情形，同人们相处是不合适的。
他等她说些什么。他要她说话。对孩子提出这种要求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但他还是提出来了。他抬眼看她。没有任何遮掩。他直勾勾地盯着她。
她迎着他的凝视。过了一会儿，她掉过眼光，迟疑地后退一步，行了一个古怪笨拙的屈膝礼，飞快地跑出了房间。
他意识到这个细节，即使加以发展的话，他也永远不会忘记，有朝一日甚至可能在改写后收进他的书里。他有一点羞耻感，但只是肤浅和暂时的。首先在他的作品里，而今在他的生活中，羞耻感似乎失去了力量，被一种不属于道德范畴的、不回避任何极端的、茫然的消极状态所取代。这情况正像他用眼睛的余光看到雷雨云以可怕的速度朝他压来。挡在它们前面的任何东西会被一扫而光。他的心情既有害怕，也有兴奋，他等暴风雨发作。
他的表到了十一点，他没有打招呼，就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马特廖娜和她妈妈睡觉的凹室已经拉好帘子，但是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还没有躺下，她坐在桌子旁边，在灯光下缝纫。他穿过房间，在她对面坐下。
她的手指灵活，动作果断。他在西伯利亚流放的时候，出于需要，学会了缝纫，但动作不如她这么流畅优美。在他手里，缝针是件希奇的东西，是小人国的箭。
“干这种精细的活，屋里的光线太差了，”他喃喃说。
她低下头，仿佛在说：我听到了，好像又在说：你指望我怎么办呢？
“你只有马特廖娜一个孩子吗？”
她正眼看着他。他喜欢这种率直的模样。他喜欢她的一点也不柔和的眼睛。
“她前面还有一个哥哥，不过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这么说，你明白。”
“不，我不明白。”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说幼儿的死亡比较容易忍受吗？她没有进一步解释。
“如果你允许，我想买一盏好一点的灯给你。你这么年轻就毁了眼睛太可惜了。”
她低下头，仿佛在说：谢谢你的好意；我不会要你遵守诺言的。
这么早：他有什么用意？
他早已料到，后面的话会说出来的，他不准备阻止。“我很想谈谈我的儿子，”他说，“更想听听别人谈他。”
“他是个很好的小伙子，”她开始说。“可惜的是我们认识他的时间太短了。”她仿佛觉得这几句话很不够，接着又补充说：“他经常在马特廖娜睡前念书给她听。她整天盼望着这个时候。他们相处得确实很好。”
“他们念什么书？”
“我记得有《小金公鸡》和克雷洛夫寓言。他还教她一些法文诗歌。她至今还能背诵一两首。”
“你家里有书真好。”他朝一个书架摆摆手，那上面至少有二三十本书。“我是指对一个成长的小孩有好处。”
“我的丈夫原在印刷所工作，是印刷工。他书看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