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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夏，我从新华社骑车回家路过平安里，一位阔步挺胸的老大姐拦路朝我大喊“老鸭子”。大姐自称是解放军出版社的正师职编辑孙阿冰，是中宣部老部长郁文的二女儿。孙大姐读过我的许多新闻，希望向我组稿，让我写些比新闻更长久的“有趣”的东西。
名如其人，孙大姐给我煮了一大锅挂面，和我喝光一瓶葡萄酒之后，主动做我冰人。说他哥哥孙小郁是国务院对台办副主任，认识一个台湾女孩嚣张得不行，对大陆男同胞很不尊重。她希望我代表国人挺身而出，修理这个“大疯丫头”。我说我身为党的耳目喉舌，理应替党分忧，特别是事关祖国统一。只是我每天必须发稿，如果可以，能否在我下班之后，在我回家路上的近便之处，我愿意和“大疯丫头”会上一会。
一周后，孙大姐突然狂呼我的BP机“126―5566”，知会我“大疯丫头”已经从台北飞临北京，嘱咐我下班后千万不要到处乱野，要立即赶到我们家附近的金台饭店。我说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对象”姓甚名谁，能否预先介绍一二，免得一见面乱了方寸，给人民解放军丢人。孙大姐说：“大疯丫头”姓朱，是国民党什么大人物（好像是澎湖战区参谋长）的大女儿，和我一样也属于九死一生的命大之人。据说多少年前，朱小姐乘火车从台北到花莲或台南，火车出轨整列火车所有乘客全部死亡，只活了朱大小姐一个人……听到这儿我大喊“打住！打住！这个妖精绝对不能给我做媳妇。”孙大姐电话里批评我“关键时刻掉链子，破坏了国台办的战略部署……”我大喊：你那边先停嘴！我要告诉你，我有连国台办都不掌握的超级机密……
“大疯丫头”应该名叫“朱宛宜”，不是女字边的“婉”，而是宛平城的“宛”。不是树心的“怡”，而是宜室宜家的“宜”。单单从名字上看，“宛宜”就是我喜欢的女人，而且她的曾祖朱庆澜朱子桥和我爷爷唐宗郭唐慕汾，乃是几十年前民国初年的拜把子兄弟，按辈份我是他叔叔，如果我将她办了，九泉之下的朱将军和我爷爷一定也要回来“办我”。尽管我和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侄女”五服之外，素昧平生，可仍然免不了获罪江湖，世代流传“唐老鸭乱伦”的骂名。大姐您若不信，明天我给您带来一张朱将军和我爷爷的合影……电话那头的快嘴孙阿冰当即哑然，事后告诉我当时她的后背直冒凉气。
第二天下班后，我冒着瓢泼大雨骑自行车到金台饭店，挽着裤腿、探头探脑地走将进去。在一层一个巨大无朋的大包间，国务院对台办公室副主任孙小郁、前乒乓球冠军郑敏之、孙大姐和一位亭亭玉立的台湾大小姐早已点好了菜，围在桌子四周等我。孙副主任朝我连瞪三眼，显然对我不仅迟到，而且身披脏雨衣不停地滴水大为不满。我赶忙把我爷爷和朱将军的合影呈上去，希望以此“情报”讨好重权在握孙副主任，借我爷爷福荫再次帮我脱离困境。同时心里暗骂：自行车、破雨衣就是我的本色生活，如果你国台办嫌我给首长丢人，就该发制装费，再派你的大奥迪来接我……谁让你们拿我当“肉弹”呢！
我绕过孙副主任严厉的目光，径直走向宛宜开花的笑脸：“叫我叔叔。”
“叔叔！可是孙主任是让我来相亲的……”
“你真要给我当老婆？”
“是！”
“给我生儿子？”
“是！”
想不到海峡两岸刚一直通，马上就把把国台办撂到一边。
我记不得那天晚上都吃了什么，只记得我喝了很多啤酒，上洗手间时顺了大堂一朵玫瑰，借花献佛送给朱小姐。饭后，朱小姐把我带到她下榻的北京饭店贵宾楼，像丹麦美人鱼那样斜倚在沙发上，两只美丽的小脚摆在一边，给我泡了一壶又一壶台湾冻顶乌龙。我第一次领悟到什么叫风情万种。
宛宜的爸爸是国民党的海军中将，曾负责“澎湖战区”防务任务，他的同学 “章江号”、“剑门号”的舰长们和钢铁战士麦贤得交过手。朱妈妈年轻时当选“中华民国十大优秀青年”，后在“国军任野战外科军医”，当年宛宜花莲车祸五官移位，面部的整容手术完全部出自朱妈妈之手。
朱妈妈曾经在传奇人物吉星文手下当兵。吉星文是河南人吉鸿昌的亲侄子，1937年任29军上校团长，负责卢沟桥防务，打响抗日第一枪，是中国天字第一号的抗日英雄。中国内战后吉星文任金门防务副司令，豆蔻年华的朱妈妈在“吉长官”手下当军医。 1958年美帝在贝鲁特登陆，毛主席下令炮轰台湾支持中东革命。“八二三炮战”炮打金门，第一轮炮火就打死天字第一号的抗日英雄。一直到现在，朱妈妈都为没能救活“吉长官”自责。
朱宛宜和我同年异月同日生，为庆祝我们俩直接三通，喜欢热闹的宛宜在凯宾斯基设宴订婚。应邀的有我的上司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王文澜和他的弟弟王文扬、《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和他CCTV的女朋友石正茂……
订婚次日，新华社摄影部主管保密的副主任老余把我找过去，问我有什么问题忘了向组织交代，可我的确想不出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交代。于是老余提醒我事关“个人问题”，我这才想起我如花似玉的小媳妇。我说我为“党国”（党和国家）玩命多年，不孝有三，现已三十好几，终于有人肯嫁给我，而且是台湾——我们肋骨做成的妹妹。老余提醒我这是涉外婚姻，我十分不满地甩下一句话：“哦！台湾是外国呀？”
就在我和宛宜爱得天昏地暗之际，我多年的蠢行开始成为电视关注的热点，第一个把我拍上电视的是驻巴格达的CNN，随后我在北京电视台《人海撷英》抱怨新华社没收了我的丰田陆地巡洋舰，想不到节目还没播完，中国中小企业促进会秘书长张维新就送我一辆罗马尼亚吉普。随之而来的有CCTV的《东方之子》和《半边天》的张越、《时尚》的老板刘江吴弘、北京青年报《绝对隐私》的安顿……我一连数次严辞拒绝了北京有线电视的采访申请，我连采访我的媒体大鳄都安排不开，从未听说过这个刚冒出来的三流媒体。
一天傍晚，《中国日报》记者陈雄敲开我在什刹海的四合院，身后跟着一个身材丰满、手拎啤酒瓶的东北女子。一进门，陈雄批评我“也别太牛X了？怎么也得给人家对付几句吧？”我这才知道身后这位，就是被我严辞拒绝了无数次的北京有线电视台的王导。
我说我的确没有时间，今天晚上我的未婚妻要从香港飞北京，我从机场接上她就得直接去北京经贸大，我还得在那里给学生做讲座。王导说没关系，她和她的摄影师只悄悄地跟在后面，绝不影响我的私生活。王导演当时叫王春华，曾用名王纯华后来改用王淳华，出身哈尔滨话剧院，毕业于浪漫的中央戏剧学院。从此不管我和宛宜做什么，都有一台小心翼翼的摄像机跟在后面，记录我尴尬的人生。
我小时候就能背诵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毛称赞白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当时就发现，一个外国人做到这些或许不难。一个中国人要做到一生心口如一，宛若登天。多年来我一直力求纯粹，努力追求表里如一。但在咱们伟大的祖国，从政治局委员到摆小摊的，有谁可以一贯表里如一？
迫于外界的强大的压力，加上我自私的本性——我和宛宜的婚事基本告吹，敬业的我太爱当新华社记者了。古希腊为美女海伦娜可以打一场“特洛伊战争”，英王乔治九世为娶一个美国寡妇自愿放弃最强大的王国，沦落为巴哈马公爵……这些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傻瓜大多发生在西方，天生缺钙的东方男人缺乏这样做的主、客观条件。
连鲁迅先生都把中国男人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女人“中国男人大多是可以成为圣贤的，可惜都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毁掉的，周是褒姒笑坏的，秦……虽无历史记载，而董卓的确是让貂蝉害死的……”历史上仅有的两个例外是我晚熟的两次恋爱，都由于我这个男人软弱、自私——毁了我喜欢的人……
有线电视的王导用中戏导演系的专业水平悄悄走进我的生活，三番四抖摆平了我，为我展开一幅她们浪漫演艺圈里才有的浪漫故事。
1996年，我的养父，在美国当农场主的二伯身体欠佳，我奉父命飞往美国经营我从没见过的农场。我赤裸着上身开着约翰·迪尔拖拉机在唐氏农场往来驰骋，黄丝绸般的中国皮肤在黑白分明美利坚独树一帜。即使在健壮的西部牛仔中也罕见我这样用不完的蛮力，不胫而走，我成了当地最出名的大黄牲口。种地之余，我开着二伯的福特皮卡周游美国，最终离开农场独自环绕美国，写了那本一版一印15万册、驻美大使李肇星作序的《我在美国当农民》。
就在我在EL CENTRO 专心种地之际，大洋那边的王导悲悲切切来电话，说她意外怀上我的双胞胎儿子。尽管我多年一直放眼世界，可我更爱我的祖国，何况我突然有了双胞胎儿子。只可惜她由于健康原因，中止怀孕没让我看到我逍遥法外的两个小Supermen。尽管两个“无花果”已成历史，但我还是愿意承担男人应负的责任。
1997年6月28日，我和王导在北京月坛登记结婚，以后两次怀孕都因妻子乙肝大小三阳而扼杀腹中。所幸我在中东闯荡多年被阿拉伯种过多种疫苗，区区乙肝对我不起作用。
结婚半年后我因工作失意、家务繁重、日积月累老病复发，在北京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301医院4次骨穿之后显示为“再生障碍性贫血”。
海湾战争综合症加上我老婆大小三阳、DNA阳性，雪上加霜我已失去对小Supermen的自�